钱穆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曾经在三所大学执教中国通史课，他将通史课在一年规定时间内讲完，力求一贯到底。上课时对讲述均有取舍。他讲课时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在讲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上，他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

他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于初步完成自己心愿。上自远古，下到清末，兼罗并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断补充、修改，为日后成书打下基础。

叶龙是钱穆先生的学生，六十年来悉心保留课堂笔记，近年来颇费心力逐字整理出来，以飨读者的需求。我们有幸读到这本《钱穆珍稀讲义——中国通史》，感受钱先生远大的历史眼光与渊博的学识及家国情怀。

治学严谨，为弘扬中华历史文化提供有说服力的文章。

有人认为，殷商是铜器时代，正式有历史，商以前是史前史，在黄帝与殷墟文化这章中，钱穆先生用大量的史实驳斥这种学说。

历史包括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一是追忆、口说，二是器物与地下发掘。亦有文字记载之后的历史。

在安阳县发现了甲骨文，被证实为商朝人的文字，与《史记.殷本纪》一查对，确实不错，故称为“殷墟文字”，亦可称为“殷墟甲骨文”。

外国人见了殷墟文字，才开始重视中国的古文化历史，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殷墟文字之前的中国历史靠不住，开始了疑古运动。

钱穆先生认为，按照历史来讲，文字的创造绝不是一个短时期内便可完成的，故龟甲文亦是逐步发展才能完成的。

从夏朝到商朝历时四百年，文字的逐步进化亦需要四百年，故文字在夏朝时实际上已有了。

如果想在龟甲上刻上字，需要及锐利的刀具才可以。证明当时有这样的刀具，冶炼技术已发达。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是做不成如此锋利之刻刀的，可见龟甲文的出现，代表着历史已久。

钱穆先生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历史在商朝之前就存在。他又说，我们中国的历史即使只有三千年，也比法国、英国要伟大，甚至罗马、希腊亦比不上我们。

胡适曾经说：“中国的大学历史很短，北京大学只有四十年。外国大学已有六十年。”

钱穆先生说：我们汉武帝时，亦有大学。而二百五十年前的耶鲁大学，只有五十本书。试想一想，我们国家当时有多少本书？英、法、美怎么同我们比啊！

看到此处，不由人感到情绪激动，鼓舞人心。对钱穆大师的敬仰油然而生。钱穆先生治学严谨，科学客观，极负责任地研究历史，保护中国历史文化，力证中华民族历史之悠久，用最有说服力的文字来证明中国历史文化在世界历史中霸主地位。

钱穆先生的历史观是精神的生命史观， 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终极决定因素不是经济与生产力，而是人的主观精神。

“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历史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可见他的史学是以精神发展史来解释历史。

整个历史之于个人，实是一个大生命的延续，是民族大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背后有一大图样，才成此大建筑……我们要了解历史，只是要了解自己这个一个民族，这一条绵延这四五千年的大生命。有此大生命，才有我们今天各自的小生命。只有中国人最懂得此一种所谓‘生命’之学，即，是‘做人’之学，因此能四五千年到今天，拥有七亿人口的一个竟生命，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如此。”可见钱穆的史学是基于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生命史学。

钱穆先生，学识渊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让人敬之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