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总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即便是以发现历史客观规律相标榜的科学史观也不能例外。历史学的这种特质，不免会影响到它的具体研究过程。

再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历史学研究的是以前的人类社会，它跟当今的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可是当今的人类社会看得见摸得着，而历史学研究的历史时期都早已不复存在，看不见摸不着，需要依靠历史资料去复原。换句话说，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比研究当今人类社会多了一道工序，那就是必须首先弄清楚在某一特定时间与地点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之后才有可能分析、研究它。尽管历史研究的目标永远不只是复原史实，而是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但必须首先复原史实。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面对那个令人头疼的历史资料问题。史实复原需要利用历史资料，历史资料的类型是极为多样化的，它可以包括历史上存留至今的图画符号、文字语言、遗迹遗物、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其中文献资料占最大多数。一切可能承载历史信息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从某种角度讲，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被纳入历史资料的内容日益增多，甚至包括基因、DNA、放射性同位素碳14这样完全由现代科学所发掘的“资料”。说历史资料令人头疼，主要指前面已经提到的它可能蕴含的主观性问题。

第一，历史现象能否成为“历史资料”或者“历史事实”，是由人们的主观选择决定的。历史现象纷纭万千，几乎不可穷尽，只有被历史学家关注的那些历史现象才有资格被称为历史资料，也就是被引作某一具体历史研究专题的论据。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H.Carr）曾说：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

过去常说，让事实本身说话。当然，这话是不确切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

第二，哪些历史现象有可能成为历史资料，取决于历史学家们对哪些议题感兴趣。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受时代的制约与影响，人们感兴趣的历史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历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任何忽视历史研究之时代意义的企图，都会影响它的发展。不过，相对抽象而言，也许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生死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话题，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是哲学的永恒话题，那么，对历史学来说，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就是它的永恒话题。

第三，历史资料必然是零碎、片面与主观的。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资料是如此，关于近代以来看似资料极为丰富的那些议题的资料也未必不是如此。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资料残缺不全比较容易理解，前面已经提到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包括一些技术性因素。譬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类早期制作工具的材料有石头、铜与铁等，所以有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等早期历史的划分法。难道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木材也可以被用来制作工具？只是因为木材腐烂较快，不易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在考古资料中发现它们了。

不过，相比于历史资料在流传过程中受偶然因素与人为选择的干扰而形成的零碎、片面与主观的现象，历史资料——尤其是历史文献（文本）——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主观性更麻烦。因为任何人都必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针对特定的对象、出于特定的目的来叙述与写作，所以完全超然的历史文本是不存在的。大家读一读网络上对某一特定事件的五花八门、态度迥异的报道与跟帖，就可以体会出那些作者的不同立场，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那么，历史文本的那些叙述者们难道不会同样立场迥异吗？你在面对一大堆可能只是隐晦地反映了部分事实的历史文本时，就会发现资料数量多有时并不比资料数量少令人省心。

第四，更加重要的是，即使历史资料都是客观的，历史学家们在解读它们时也难免不会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造成误读。历史学家们不可能超脱社会现实而存在，他们必然受时代与社会阶层立场的制约，而与历史资料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隔阂。

指出历史研究总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以及历史资料可能存在种种不足，无非为了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