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黎锦熙先生就提倡对包括语法在内的近代汉语展开研究。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先生发表了《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等一系列有关近代汉语语法的重要论文，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具体个案探讨和理论方法上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逐渐起步，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册）对汉语许多重要语法现象在近代的发展变化做了扼要概述，从整体上勾勒出了汉语语法体系在近代的一些面貌特征。此外20世纪50—60年代还有一些关于近代汉语语法的单篇论文发表，但总体上进展还比较缓慢。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真正迅速展开并获得重大突破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将唐五代至清代中叶这段时期不同程度上反映口语的白话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划分出近代汉语这个阶段，从而真正建立起近代汉语学科领域，这本身就是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40年来，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空前活跃，人们对研究近代汉语内部各个历史阶段白话文献的价值和意义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在词类、句式、句型等分支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 近代汉语词类研究

有关近代汉语的词类研究中，代词和各类虚词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一）代词研究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对近代汉语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以及代词词尾“们”和“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写，并对其来源、功能演变等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该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系统，描绘出了近代汉语指代词使用和发展的完整面貌。被誉为“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方法看，《近代汉语指代词》都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里程碑”（梅祖麟：《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对后来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围绕第三人称代词“他”的产生时代和判定标准问题，吕叔湘、太田辰夫、郭锡良、唐作藩、遇笑容、梁银峰学者等都有相关论著发表。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唐代“他”作为专职的第三人称代词用法才完全成熟（参见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人称代词在近代汉语有了单复数的对立，出现了专门表示复数的词尾“家”和“们”（有“弭”“弥”“伟”“每”“满”“瞒”“懑”等不同的书写形式和语音形式）。关于“们”的来源及各种不同书写形式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看法。吕叔湘的《近代汉语指代词》认为“们”是从“辈”发展为“弭”“弥”“伟”，再发展为“们”的。梅祖麟《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认为“弭”“伟”发展为“们”是受阿尔泰语影响所致。江蓝生有两篇文章详细讨论“们”的来源问题，《说“麽”与“们”同源》（《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主张“们”与“麽”同源，都是从“物”发展而来的。《再论“们”的语源是“物”》（《中国语文》2018年第3期）从语音演变的角度论证唐代以来文献中的复数词尾标记“弭、伟、每、懑、门、们”的语源都是“物”，这些读音不同的复数词尾标记之间不是连续式音变的关系，而是不同演变路径的同源音类的叠置。“弭”和“每”是唐宋以来秦晋等北方系官话内部的文白读叠置；鼻音韵尾的“懑、门、们”标记的出现，则是音节内部的元音韵母受m声母顺向同化而增生出鼻韵尾的结果。李蓝的《再论“们”的来源》讨论了从“辈”到“们”的语音演变过程。此外，陈治文《元代有指物名词加“每”的说法》和孙锡信《元代指物名词后加“们（每）”的由来》对元代指物名词后加“们（每）”的用法进行了考察。

刘一之的《关于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对立的产生年代》和梅祖麟《关于北方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对立的来源》两篇文章就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对立的产生时代和来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推测这种对立的产生可能受到北方阿尔泰语系的影响。

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研究方面，主要就近代汉语新产生的指示代词“这”“那”系列（包括“这个”“那个”“这么”“那么”在内）和疑问代词“什么”“怎么”“怎生”“争”等的用法和语源讨论得比较充分，取得了一些共识。

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近代汉语各类代词进行专书或专题研究的成果越来越丰富，近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语料几乎都有涉及，为今后建立翔实而完备的近代汉语代词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助词研究

近代汉语助词可分为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概数助词、尝试态助词等若干小类。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有关各类助词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其中对与时体表达相关的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底（的）”“地”讨论得最为充分。

1. 动态助词、事态助词

赵金铭的《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是较早探讨动态助词的论文。此后学术界针对“了”“过”“着”等助词的来源和形成过程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代表性的论文有木霁弘的《〈朱子语类〉中的时体助词“了”》、吴福祥的《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曹广顺的《试论汉语动态助词的形成过程》、杨永龙的《不同的完成体构式与早期的“了”》、刘坚《时态助词的研究与“VO过”》、彭睿的《共时关系和历时轨迹的对应——以动态助词“过”的演变为例》、陈前瑞和张曼的《汉语经历体标记“过”的演变路径》、梅祖麟的《现代汉语方言里虚词“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吴福祥的《也谈持续体标记“着”的来源》等。刘勋宁的《现代汉语句尾“了“的来源》和李崇兴《〈祖堂集〉中的助词“去”》分别讨论了事态助词“了”“去”的来源问题。

曹广顺的《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对近代汉语助词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演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描写分析，探讨了近代汉语助词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对“了”“却”“将”“得”“取”等动态助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有细致考察。杨永龙《〈朱子语类〉完成体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借鉴现代语言学体范畴理论，对《朱子语类》完成体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中对“了”“过”用法及其演化过程的探讨尤为深入。

2. 结构助词

围绕结构助词“底（的）”“地”的来源和演变途径，在吕叔湘、王力等已有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此讨论得较为充分，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代表性的论著有曹广顺的《〈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冯春田的《试论结构助词“底（的）”的一些问题》、梅祖麟的《词尾“底”“的”的来源》、江蓝生的《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刘敏芝的《汉语结构助词“的”的历史演变研究》等。

（三）副词、介词、连词和语气词等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以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研究为代表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者们从语法化、词汇化的角度出发，同时注重语义演变模式，拓展了理论深度。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基于汉语事实的深刻理论思考和创见。

对副词进行分类探讨并结合副词所在的相关句式展开研究，这方面发表的单篇论文成果比较多。杨荣祥的《近代汉语副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对近代汉语副词作了比较全面的分类描写，考察了许多副词的来源，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探索。

汉语的介词有相当一部分由动词发展而来，有些介词又进一步发展为连词或附着成分，有些词至今仍身兼介词和连词。探讨近代汉语的介词和连词，除了需要做好全面细致的描写，更重要的是搞清楚介词和连词的来源和演变过程，进而揭示出各类介词和连词演变的机制。刘坚的《试论“和”字的发展，附论“共”字和“连”字》、于江的《近代汉语“和”类虚词的历史考察》对“和”类虚词的研究揭示了“动词—介词—连词”发展演变的语法化模式。吴福祥的《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SOV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中国语文》2003年第1期）从类型学视角出发，从历时和共时两方面考察汉语伴随介词的发展演变路径，提出了汉语中存在“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语法化链条。江蓝生的《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首次提出“连—介词”的概念并进行了界定，认为汉语的连—介词至少有四个来源：（1）伴随义动词“和、跟、同”等；（2）使役义动词“唤、教”；（3）给予义动词“与、给”；（4）同位结构“我两个”中的数量词“两个”。文章描述了这四类连—介词语法化的动因和路径，归纳出语法化的三种类型，并对相关的语言现象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解释。这方面的专著有马贝加的《近代汉语介词》、席嘉的《近代汉语连词》等。

胡竹安的《宋元白话作品中的语气助词》、徐德庵的《近代汉语中句末语气词“则个”“者”“著”“咱”“罢”“波”》较早关注到近代汉语中一些新兴语气词的用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近代汉语时期产生且至今沿用的如“呢”“吗”“么”“呀”等一批重要语气词，学者们着重从来源和功能演变上进行了深入探讨。代表性的论文有江蓝生的《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曹广顺的《〈祖堂集〉中与语气助词“呢”有关的几个助词》、孙锡信的《语气词“么”的来历》、吴福祥的《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么”的产生》、钟兆华的《语气助词“呀”的形成及历史渊源》《论疑问语气词“吗”的形成及发展》、杨永龙的《句尾语气词“吗”的语法化过程》、梁银峰的《〈祖堂集〉中的语气词“摩”及相关问题》等。专著有孙锡信的《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气词的历史考察》等。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部汇集几位作者多年研究近代汉语虚词的成果集，代表了当时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的最好水平。钟兆华的《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着重对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进行考察，对所收录的虚词分别进行了个案研究。

二 近代汉语句法研究

句法方面，近代汉语的一些重要句法现象相较于中古汉语，既有延续，又有一些新的发展。对述补结构、处置式、被动句、比较句等在近代汉语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学术界投入的力量更多一些，取得的成果也更加丰硕。对过去关注较少的一些结构格式，一些学者尝试采用构式语法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述补结构的研究

中古已经产生的各类动结式述补结构在近代汉语时期全面成熟，以断代或专书形式对动结式进行细致的分类描写成果较多。代表性的如梁银峰的《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详细考察了述补结构的各种类型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刘子瑜的《〈朱子语类〉述补结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小类划分上有新的突破，比较注重从理论上总结演变规律，探索演变的动因和机制。

由结构助词“得”参与构成的组合式述补结构是近代汉语时期新产生的，对“得”的来源和结构本身的功能演变是研究的重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便已展开，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比较重要的论文有祝敏彻的《“得”字用法演变考》、岳俊发的《“得”字句的产生和演变》、杨平的《带“得”的述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赵长才的《结构助词“得”的来源与“V得C”述补结构的形成》、吴福祥的《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语法化》等。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一书的第四章第三节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处置式研究

主要以“将”“把”为处置介词的处置式是从唐代才开始出现的，是近代汉语的一种重要句式。王力《中国语法理论》和《汉语史稿》（中册）对处置式做了明确的界定，并探讨了处置式的产生。关于处置式中处置介词“将”“把”的虚化过程、处置式的分类、性质，以及功能扩展等问题学者们讨论得比较深入。对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和致使义处置式的类型特点越来越清晰。祝敏彻的《论初期处置式》和向熹的《〈水浒〉中的“把”字句、“将”字句和“被”字句》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处置式研究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更加细化深入，代表性的文章有陈初生的《早期处置式略论》、贝罗贝的《早期把字句的几个问题》、刘子瑜的《唐五代时期的处置式》、蒋绍愚的《把字句略论——兼论功能扩展》《〈元曲选〉中的把字句——把字句再论》、吴福祥的《再论处置式的来源》等。

（三）被动句研究

近代汉语被动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被”字句以及稍后产生的“教”“叫”“让”“给”“吃”等被动句的产生和发展方面。

对“被”字句的语义表达和不表被动的“被”字句（零被句），学者们进行了考察探讨。代表性的论文有许绍早的《〈水浒〉中的被动句》、向熹的《〈水浒〉中的“把”字句、“将”字句和“被”字句》、袁宾的《近代汉语特殊被字句探索》、俞光中的《零主语被字句》等。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中的第四章第五节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专门对此做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

对“教”“叫”“让”“给”“吃”等被动句的研究以及使役义、给予义与被动义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也比较深入。江蓝生的《被动关系词“吃”的来源初探》《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蒋绍愚的《“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受事主语句的发展与使役句到被动句的演变》，洪波、赵茗的《汉语给予动词的使役化及使役动词的被动介词化》等成果具有代表性。

（四）比较句研究

近代汉语比较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差比句的研究上，代表性的成果有黄晓惠的《现代汉语差比格式的来源及其演变》、史佩信的《“比”字句溯源》、赵金铭的《汉语差比价的南北差异及其历史嬗变》、张赪的《唐宋时期“比”字比较句的演变》、谢仁友的《“比”字的语法化和“比”字句的语言类型学考察》等。

（五）其他结构式的研究

随着构式语法理论的引入，一些学者尝试从构式角度解释汉语相关的语法现象。代表性的论文有江蓝生的《“VP的好”句式的两个来源——兼谈结构的语法化》《同谓双小句的省缩与句法创新》《概念叠加与构式整合——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江蓝生、杨永龙的《句式省缩与相关的逆语法化倾向》，彭睿的《构式语法化的机制和后果》，杨永龙的《目的构式“VP去”与SOV语序的关联》等。

三 语言接触视角下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元代和清代由说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和满族统治，汉语和蒙古语、满语处于接触状态，同时期还与朝鲜有密切的交往。语言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语法、词汇的变化。考察元明清时期北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尤其是蒙古语、朝鲜语、满语）与汉语的接触过程，研究探讨外部接触对汉语语法演变造成的影响和结果，在近代汉语研究中意义重大。20世纪80年代后，针对语言接触状态下汉语语法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很大成就。

余志鸿的《元代汉语中的后置词“行”》《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较早从接触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语法。江蓝生发表了系列论文，考察研究在语言接触状态下汉语语法受到蒙古语影响的实例，如《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后置词“行”考辨》《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等。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元代的蒙式汉语及其时体范畴的表达——以直译体文献研究为中心》《试论元代的“汉儿言语”》《代词词尾“着”的来源》等文章考察了语言接触状态下元代白话文献中的异质成分及其给汉语带来的影响。遇笑容、曹广顺的《〈训世评话〉中的特殊语言现象及其语言性质》，赵长才的《〈训世评话〉中“是”的两种用法及其来源》《语言接触背景下元明时期“后头”表时间的用法及其来源》等论文对这一时期语言接触过程中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的来源及形成过程做了深入探讨。祖生利的《清代旗人汉语的满语干扰特征初探——以〈清文启蒙〉等三种兼汉满语会话教材为研究的中心》以清代中期编写的三种重要的兼汉满语会话教材——《清文启蒙》《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作为研究的重点，较系统地调查了其汉语会话部分（很大程度上反映旗人汉语）所呈现的若干满语的干扰特征，并对照相应的满语，揭示其来源。张美兰、綦晋的《从〈清文指要〉满汉文本用词的变化看满文特征的消失》探讨了《清文指要》不同时期的汉文译本在对译过程中满文虚词形态特点脱落的现象，反映清代满语与汉语接触、融合、最终被汉语代替以致衰落的历程。

四 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

对近代汉语各个时期反映口语的重要文献展开专书语法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展开的。目前已有多部专书语法出版，有些是对某部专书的词法、句法现象进行全面的描写分析，有些则侧重于对某部专书的某个或某些专题进行深入考察。这些专书语法研究著作的出版，为今后近代汉语语法史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是较早的一部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著作，对敦煌变文的语法系统做了全面描写和细致分析，并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比较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系列近代汉语专书语法，主要有吴福祥的《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曹广顺、梁银峰、龙国富的《〈祖堂集〉语法研究》，杨永龙、江蓝生的《〈刘知远诸宫调〉语法研究》，刁晏斌的《〈三朝北盟会编〉语法研究》，高育花的《〈全相平话五种〉语法研究》，李崇兴、祖生利的《〈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冯春田的《〈聊斋俚曲集〉语法研究〉》等。

此外还有就专书或断代中的某些语法现象所做的专题性研究，代表性著作如祝敏彻的《〈朱子语类〉句法研究》、卢烈红的《〈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叶建军的《〈祖堂集〉疑问句研究》、傅惠钧的《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等。

五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术总结和教材建设

随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逐渐深入，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几部尝试贯通整个近代汉语各时期的语法研究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祝敏彻的《近代汉语句法史稿》，俞光中、植田均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和冯春田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语法现象，其范围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都反映出了作者对近代汉语语法探索的最新成果。

为满足教学方面的需求，90年代相继出版了一批近代汉语教材。主要有袁宾的《近代汉语概论》，杨建国的《近代汉语引论》，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蒋冀骋、吴福祥的《近代汉语纲要》，赵克诚的《近代汉语语法》等。由于要适应不同的教学层次和对象，因此对近代汉语语法部分的介绍繁简不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几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综述类著作和教材相继出版，使得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学术总结和教材建设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

蒋绍愚、曹广顺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是一部集中总结以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反映当时最新学术前沿的著作。该书选取近代汉语中最为重要且研究得最为充分的词类和句法方面的14个专题，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做了深入翔实的梳理和总结。孙锡信、杨永龙主编的《中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述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则对中古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成果做了全景式的扫描，涉及到研究专题、研究专著、著名学者等各个方面，详细总结评述了本学科各分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修订本，2017年）是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新的内容，反映作者新观点的著作。2017年修订本出版，内容更加全面和充实。该书既是一部高水平的教材，也是一部研究性论著。语法部分对近代汉语中的一些热点语法问题进行了简明的梳理和讨论，在论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状况的过程中，多有中肯的评论，有的是对某一具体研究成果从理论方法的高度加以考察，有的是在深入比较几种不同结论的基础上表明自己的取舍，其中凝聚着作者的独到见解。吴福祥主编《近代汉语语法》是一部面向硕士生、博士生的教材，具有比较完备的体系架构，重在梳理总结近代汉语语法重点研究的课题及研究过程，反映最新学术前沿。

第六节 结 语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历史，成就辉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主要体现在：（1）学科体系建设逐渐完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不断拓展。尤其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和中古汉语语法研究由无到有，由弱到强，已经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2）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不断提升、更新。理论探讨的风气渐趋浓厚和活跃，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取向越来越明显。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本土文献与汉译佛经文献并重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改变了以往研究范围过于侧重传世文献和本土文献的局面。（3）语法史研究涉及各个专题，不少成果在注重词法、句法探索的同时，更加注重语义研究；在注重描写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语法演变机制和动因的探讨；同时注意语法演变的时间因素、地理因素、社会人文因素等。

今后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方向仍将是深刻的理论思考与对语言事实全面系统的描写相互结合的发展趋势。立足汉语史实际，对语言现象客观描写分析，做出合理解释；在坚实的材料（包括历史语料、方言语料，以及相关的少数民族语料和其他语言材料）基础上，加强理论思考，总结归纳，得出较为普遍的规律。

在研究方法上，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古今贯通，把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串通起来研究；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书面文献与活的方言材料结合起来研究。提倡从类型学和语言接触的视角出发把汉语历史语法与汉语方言语法、汉语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汉语与外语进行对比的类型学研究。

在新时代，我们要把汉语语法发展史的研究提升到更高水平，从汉语语法历史发展连续性的视角阐述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揭示其内部和外部的联系以及蕴含的规律。加强理论创新是把历史语法研究提升到更高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汉语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必然要求。我们要通过历史语法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打造更多的精品力作，来体现中国语言学的特色，展示汉语历史语法学界的新贡献。以往70年各种有关汉语语法史的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基础，我们期望在此基础上加以概括、提炼和整合，在不远的将来，推出一部新的、更为详尽科学的、能够体现我国学者集体智慧的汉语语法通史，作为我国汉语史研究的集大成的标志性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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