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4月25日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探索出历史政治学的中国政治学，正坚定地走在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上。政治学的知识统摄性和社会科学学科基础性决定了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必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光斌教授的《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范式革命》，该书是“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论丛（第一辑）”中的一本，其余四本《政治的概念：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杨光斌）、《文教国家：中国国家形态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姚中秋）、《共和立国与治体新论：钱穆政治学研究》（任锋）、《周秦之变的社会政治起源：从天子诸侯制到天子官僚制》（黄涛）即将出版。

《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范式革命》

（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论丛）

杨光斌 著

2023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文|杨光斌

历史政治学是具有“中国身份”的政治学方法论。之所以强调“中国身份”，是因为中国自引进政治学学科以来，先后一直在采用产生于异域历史和文化的方法论来研究问题和中国政治，而方法论背后是历史观问题。比如，产生于欧洲大陆的制度主义方法论输出的历史观是，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而在美国流行的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实际上输出的是个体主义权利和代议制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形式。用这些方法论和历史观去看待中国，必然形成学科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经过100多年的学习和探索，中国政治学终于有了基于自己历史文明基因的方法论——历史政治学。

能够流行起来的方法论一定有自己的“传统”作为基础。制度主义方法论（包括新制度主义）的“传统”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重视的政体论，阶级分析方法论的“传统”当然源自革命运动的政治实践，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的“传统”其实就是美国那种天然的个体主义文化。那么，中国人的“传统”是什么？“历史”就是中国人的传统。

历史政治学是几个中国传统的集成式学科表达。中国的大传统当然是以史为鉴的历史观，从古到今莫不如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当然是历史方法；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传统是政治史思想史类研究发达。正是在这些传统的基础上，有了学术自省、学科自觉的中国政治学，才会提出作为新范式的历史政治学。这标志着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从西学为本转向自己的文明传统，是“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仅此而言，历史政治学就称得上一场“范式革命”，这也是为什么书名称为“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范式革命”。也正是因为建立在自己的“传统”之上，历史政治学甫一提出，就得到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并“出圈”到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

历史政治学是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法。笔者的看法是，研究自己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就是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拥有自己的方法论和历史观更有助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历史政治学并着力推动历史政治学的发展，但历史政治学却属于中国政治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的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2019年春天首先对我们建议，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方向是历史政治学，我们当时的反应可谓“拍案叫绝”。2019年秋天赵鼎新教授专程到北京参加历史政治学的小型学术会议，他说“我还不清楚历史政治学是什么，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件大事”。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教授也在第一时间发表文章支持历史政治学。笔者认为历史政治学和田野政治学其实是一体两面。这两年，历史政治学进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表明中国的历史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已然形成。当然，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在短短几年内蔚然成风，有了批量的新成果，首先要感谢我们精干的学术团队，这是很幸运的合作。历史政治学的发展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们满怀感激之情，谨以此书献给历史政治学研究者，缅怀英年早逝的朱云汉教授！斯人已去，历史政治学的生命无限。

◆ 作者简介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杨光斌，河南省桐柏县人，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政治和世界政治。近年来致力于推动历史政治学和世界政治学研究。代表性专著包括《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范式革命》《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认识论》《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等，代表性教材包括《政治学导论》（已修订至第五版）、《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第二版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等。

◆ 内容提要

政治学的知识统摄性和社会科学学科基础性，决定了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必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书先是简单梳理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之“多变”及其缘由；然后阐述了冷战时期论证西式民主政体合法性的西方政治学如何变成了“改变”他国的政治学，并制造了旨在“转型”的范式；接着研讨了百年来“求变”的中国政治学的得与失；最后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取向，即建制性的国家治理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

中国的成就必须得到正面的解释，不能解释中国成就的理论不能算是好的社会科学理论。理论必须直面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经验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必须上升为概念、理论乃至范式，由此，社会科学需要一场范式革命，历史政治学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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