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梁启超遍览欧洲主要国家后，在巴黎写下了名作《欧游心影录》。他洞察到了当时被普遍视为世界中心与文明顶峰的西欧世界，正在面临一场深刻的文明危机。他在全书开篇处用冷峻的口吻写道：“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美尽善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摇动起来，他的寿命竟没有人敢替他保险。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老倌，也一个个像我们一般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绉起眉头来。……所以我觉得这回大战。还不是新世界历史的正文，不过一个承上起下的转捩段落罢了。”

一战的浩劫与汤因比的文明危机意识

如果恰巧在1919年3月离开巴黎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读到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想必他并不会对这位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的东方思想家的评论感到惊异——汤因比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扮演着预言家的角色，甚至可以在并不知情的前提下想象到自己与梁启超之间的心灵契合。他在写于1950年的一篇论文中戏称，倘若自己出生于1889年（他本人出生的年份，梁启超生于1873年）之前两千年间任何一个年代里的中国，他也会通过另一个视角和另一种路径，同样关注到史学领域之内的文明兴衰话题。

然而，视角、立场与切身感受的不同，也注定了东西方史家对于欧洲文明的本质、发展态势与前途命运看法的差异性。梁启超固然敏锐地观察到了欧洲文明正在面临的根本性危机，但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努力向中文读者所呈现的，仍是欧洲文明的正面特征，以及值得当时灾难更为深重的中国效法、学习的特色。而在汤因比、梁启超刚刚开始思索欧洲文明未来路在何方之际，他们的同龄人、生活在战败国德国的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已在其轰动欧洲的历史哲学名著《西方的没落》中，从文明史观的角度出发，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文明前途命运的根本否定。抛开这部著作的种种具体论断不论，该书精心选择的标题用词及其含义暗示“没落”（Untergang）与“黄昏之地”（Abendland），已足以触动深有同感的那一代西欧知识分子早已敏感脆弱的神经。

汤因比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心境下构思自己的文化形态史观的。汤因比认为，西方文明曾在公元前14世纪米诺斯文明的衰亡时代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解体之际，经历过两次可怕的没落。对那两个时代的人民堪称灭顶之灾，但对文明本身实为不幸中之万幸的是，这两次衰亡、瓦解、重组与新生赋予了西方文明新的活力，帮助其在后世成就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在汤因比身处的时代，世界大战对现代欧洲文明的伤害不亚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于古典希腊世界。在赶往刚刚成立4个月的日内瓦国联发表演说时，汤因比声称：“我设想，如果分析结果正确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历次重大的历史悲剧——也就是人类精神缔造的各个伟大文明的悲剧——均呈现出类似的情节。”“当古希腊文明最后寿终正寝之际，我们自己的文明正在‘生机勃发’，重复人类的新一轮悲剧。”基于自身对现实生活中历史变局的感悟，以及对自希罗多德（Herodotus）以来西方史家思考文明盛衰规律思想遗产的继承与发展，汤因比于1934年完成并出版了构成巨著《历史研究》思想精华的前3卷，赢得了欧洲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奠定了自身文化形态史观的基本框架。

二战的摧残与走向宿命论的汤因比

然而，正当壮年之际的汤因比踌躇满志，准备按部就班地完成《历史研究》提纲中余下的宏伟构思之际，当时的国际局势却危机重重。慕尼黑阴谋、德国闪击波兰、法国的沦陷与纳粹空军对英国的日夜轰炸几乎摧毁了汤因比的意志，使得原本朝气蓬勃、对欧洲文明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的他在现实中向天主教信仰寻求慰藉，并在历史观上走向了宿命论。同样受到斯宾格勒启发与影响的中国学者雷海宗于1938年底出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通过阐述文化形态史观鼓励全民族同心抗战，推动中华文明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周期。而汤因比却在二战的沉重打击下选择了逃避现实。1940年，他在牛津大学发表的著名“伯奇讲话”中，公开宣称：“如果把宗教比作一驾马车的话，承载它走向天国的或许就是尘世间文明的周期性衰落。文明的演化或许是周期性的和周而复始的；而宗教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持续线性上升的。”在汤因比构思的这种新语境下，文明已沦为宗教的婢女；文明周期性兴衰的终极历史意义在于通过苦难促进精神的进步。

这种近乎颓废与反智的宗教式历史观已在问世于1939年的《历史研究》第4—6卷中萌芽，并在第7—10卷中留下了深刻烙印。汤因比的宗教史观一方面破坏了《历史研究》这部鸿篇巨制在体系上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历史学家与思想家汤因比在现实生活的经验中不断反省、批判自己旧有成说的思辨精神，以及时代沧桑在这位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风云变幻的学者身上留下的心理阴影。

汤因比文明史观在战后美国的兴衰

事实上，无论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前6卷，还是第7—10卷，都因其卷帙浩繁而难以在专业史学家圈子以外的读者群体中引起关注。承担传播、普及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使命的，乃是索默维尔（D. C. Somervell）编订、出版于1947年的《历史研究》1—6卷节编本。这部单行本将汤因比的6卷巨著压缩为数百页篇幅，从而确保了这部作品在战后美国畅销一时，以及作者的声名鹊起。当然，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之所以能够受到战后美国读者们的青睐，还在于它抓住了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巨变的美国知识分子们迫切渴望得到回答的问题：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浩劫，并似乎随时可能面临美苏两极对峙局面下核战争毁灭性打击的西方文明是否已然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一曾在近代以来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物质财富、文化成果与生活方式，但如今看似千疮百孔的文明如何能够进入重生与复兴的新周期？在这样的“时代之问”背景下，美国著名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于1947年3月17日策划了以汤因比为封面人物的《时代》杂志专刊。这本产生了轰动效应的《时代》杂志在1947年3月卖出了150万份。

然而，美国公众对文明盛衰论的兴趣臻于极盛之际，恰恰也是冷战大幕拉开，美国与世界历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时。亨利·卢斯与大批美国知识分子很快便意识到，植根于英国与欧洲文化教育背景，珍视和平与人道主义、坚持各文明身份地位平等的价值观的汤因比，并非正在走向全球扩张、宣传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府意识形态的真正代言人。汤因比对美国现实外交政策的严厉批评很快引发了美国政要的不满，而他重新构建的宗教史观也与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的品位与气质相去甚远。因此，作为文化界现象的“汤因比热”在二战后的美国社会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成为明日黄花。但两次世界大战同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的萌芽、嬗变与传播之间客观存在的这种复杂互动，却构成了后人观察时代变局与史学思潮关联性的一个绝佳案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