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嵇文甫在哲学、史学等方面著述甚丰，其对船山学研究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嵇文甫在十七八岁时即接触船山著述，并终生受其影响。1935年就写成了《船山哲学》一书，晚年将其船山学研究成果汇成《王船山学术论丛》和《王船山史论选评》两部著作，对船山学提出了很多富有创见的真知灼论，在船山学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船山学术谱系之探源

嵇文甫在王船山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思想框架内，努力寻绎其学术渊源和谱系所在。对于王船山的学术谱系，嵇文甫认为，王学是继承张载之学。这点，船山本人也曾在其自撰墓志铭中写道：“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王夫之曾专门为张载的《正蒙》一书著有《张子正蒙注》，其序言中写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嵇文甫不仅明确指出船山学术以张载为宗的特点，而且还注意探究王夫之与程朱、陆王的学脉关系。对于王夫之学术谱系产生的基础，嵇文甫深入到王夫之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去深究王夫之之所以摒弃程朱和陆王，而“别从横渠方面挖掘坠绪，以开自己一条道路”的社会思想根源。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之际，曾盛极一时的阳明心学已出现衰变和歧出，如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的“狂禅”之风。对于王学异端李贽等人，王夫之是敌视和否定的，将其斥为洪水猛兽。据此，从学术谱系上，嵇文甫总结王船山之学是“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

此外，嵇文甫还注意挖掘王夫之与佛家、先秦诸子的思想渊源，并指出王夫之思想中的实证和唯物精神是深受晚明考据之风和质测之学的影响。在他看来，王夫之所著经传“稗疏”多见名物训诂等考据工夫，其实是受了方以智的考证风格影响。进而，嵇文甫认为王夫之因此而受些科学空气的熏陶，接触些新东西，并认为这些都是使王夫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重要因素。

船山思想性质之辨析

嵇文甫将王夫之的唯物论归之于北宋张载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嵇文甫并不是简单地将王夫之思想判为唯物或唯心二途，而是认为其基本性质是唯物的，但在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存在一定的唯心主义杂质。如在肯定王夫之为唯物主义者的同时，嵇文甫也敏锐地指出其体系里还充满着唯心主义杂质，不宜过于夸大其进步性。在嵇文甫看来，王夫之对气的解析不完全是无神论的，而其关于鬼神的观点，更与唯物论相左，反倒带有泛神论的色彩。并进而指出，王夫之唯物论中含有“唯心主义的尾巴”，这固然有当时科学发展水平低下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王夫之的阶级立场极大地限制了其思想的进步性。

嵇文甫认为，王夫之认可革命禅代之合法性并不是从民主思想和平等自由天赋人权思想出发，而仍囿于“天生民而立之君”、“国不可一日无君”、“无主乃乱”的传统观念。王夫之虽不乏进步观念，但在政治观念上，仍属于比较开明的民本思想。

船山理学思想之卓识

作为思想家，王夫之的理学思想首先体现在其理气观上。嵇文甫认为，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思想，认为盈天地之间都是气，世界万物的始基也是气。所谓“天人之蕴，一气而已”，“气者，理之依也”，王夫之言天、言性、言心，一切从气上讲。王夫之的理气思想还与其道不离器的观点紧密联系。所谓“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论是气本论还是唯器论，王夫之都是以之来纠正程朱理学客观唯心主义。在对王夫之理气思想的分析中，嵇文甫无疑是抓住了船山哲学唯物论的关键所在。

在王夫之所处的时代，“存天理灭人欲”的弊端已大量显现出来，其理欲观恰恰是针对宋明理学理欲观而发的。在王夫之看来，就像不能离器而言道、离气而言理那样，也不能离欲而言理。需要注意的是，王夫之虽然反对理学家的理欲观，但对与理学家对立的异端思想的理欲观也予以严厉抨击。对于李贽的“夫私者，人之心”的人欲说，王夫之不遗余力地加以批驳，认为李贽等人的思想是“恣其意欲”。就如何处理理欲关系，王夫之提出了“絜矩之道”。嵇文甫认为，王夫之旨在以絜矩之道来平衡理欲冲突。王夫之教人“合上下前后左右”各方的“欲”立出个“矩”来，以“整齐其好恶而平施之”。他并不迁就逢迎每个私人的“欲”，而只注意一个大公至正的“矩”，而这个“矩”却又是由斟酌调剂各方的“欲”而来的。

船山历史哲学之肯綮

嵇文甫还从古今因革、朝代兴亡、华夷文野三个方面来探究船山历史哲学的肯綮。

其一，论古今因革则重常变。王夫之的古今因革观念主要体现在其制度论上，其中尤以封建—郡县制度为最要，并指出封建制的消亡和郡县制的盛行是历史的必然。嵇文甫指出，王夫之的封建郡县论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在肯定制度变迁中进化论意义的同时，嵇文甫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关键在于既坚持“贞一之理”，又不忽视“相乘之机”。换句话说，在王夫之看来，无论是封建与郡县之变革，还是田赋沿革、乡举里选、文武制度、兵农制度、肉刑存废等，都有不可移易的“贞一之理”，而同时又自有其“相乘之机”。王夫之的所谓“大常”、“大信”、“大中”，也即所谓的“贞”或“常”，就在变化万方、日新不已的“变”中得以体现。嵇文甫通过对王夫之历史哲学的深入辨析，深刻挖掘其常变思想。

其二，论朝代兴亡则重天命。面对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王夫之并没有局限在狭隘君臣观念上，而是放眼天下和历史发展大势，从天人合一、理势合一的高度，对朝代更迭进行了深刻辨析。他认为当天下大乱之时，只要能奉爱民之天理，解民于倒悬，出民于水火，就是天命所归的帝王。这种观点已经大大超越了儒家正统观念。嵇文甫认为，王夫之的朝代兴亡思想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天命观。具体而言，就是不仅要重视理势合一，而且还要重视治乱之机。此外，王夫之还大胆主张对于昏庸君主“可禅、可继、可革”，并深切关注和同情民生疾苦。嵇文甫认为这些是王夫之值得充分肯定的“民主性的精华”。

其三，论华夷文野则重民族。王夫之思想其时代性最显著的表现，就在其严辨华夷文野的民族主义思想。王夫之继承并极大地发挥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较为客观地追溯了人类的文明发展史，认为“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后来随着唐、虞、三代而政教渐兴，文明开化。嵇文甫肯定王夫之的民族文化观“多少含一点进化论意味”。正是明末清初民族的危机极大地激发了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情绪。嵇文甫指出，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当时历史、时代情境而激发的。

嵇文甫在现代船山学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影响很大，其许多观点在今天仍代表船山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无论在具体观点上，还是治学态度上，或是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