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第10版专版以“携手共创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新未来”为题，对我校外国语学院、国外藏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了报道。文章从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的新起点谈起，凝练本届研讨会与会专家的学术观点，同时对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的趋势进行深入探讨。文中指出，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打破传统藏学的研究路径，依托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优势，成为引领国外藏学研究的先锋；同时，借助外国语言文学新学科方向“国别与区域研究”，在喜马拉雅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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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携手共创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新未来

近年来我国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事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成立于2015年的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打破传统藏学的研究路径，依托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优势，成为引领国外藏学研究的先锋；同时，借助外国语言文学新学科方向“国别与区域研究”，在喜马拉雅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该研究中心的这种尝试，正成为我国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的新趋势。

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的新起点

现代意义上的藏学研究始于19世纪的西方，但藏学研究的故乡在中国。经过学界同仁的不懈努力和薪火相传，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藏学研究重心正悄然东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藏学研究的成果丰硕，论著众多。新中国藏学的成长历程在《中国藏学史（1950—2005）》中已有详述。当我们全面系统梳理中国藏学成果、摸清家底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国外许多国家和机构也具有悠久的藏学研究传统。深入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译介国外学者的经典藏学著作，刻不容缓。

喜马拉雅区域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生态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备受学界关注。经过多年的发展，学界喜马拉雅研究在西方已成为比较成熟的门类。中国内地的喜马拉雅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对藏边区域的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70、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西藏民族学院等机构对聚居在西藏边缘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人、夏尔巴人进行系统的基础性研究。之后，西藏边境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国西藏历史上与喜马拉雅山南麓国家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交往研究等一直是我国喜马拉雅研究关注的重点。当前，喜马拉雅区域与国别研究成为学界新热点。据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初略统计（统计截至2018年4月），2014年以前，中国内地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共成立与喜马拉雅研究相关的研究机构18家；2014年至2018年4月，不到5年时间，成立相关研究机构31家，其中2017年10家、2018年前4 个月就成立了3家。这些机构呈现出名校以传统优势，占据喜马拉雅研究高地；综合性大学借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优势，强势介入喜马拉雅研究；普通高校抓住时机，深耕细作，形成自身特色；非官方智库的介入，凸显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现实性等特点。

为了促进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事业的发展，中国各相关大学、研究机构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经常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定期举行规模不等的学术会议，并就若干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合作研究。近年来，中国内地召开的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国际会议不断增多，来自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印度、蒙古国、捷克、俄罗斯等国和中国台港澳地区的专家学者应邀到会。通过这种形式，增进了国内外同行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推动了我国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事业的发展。

10月13—14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外藏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冯旭东研究员、西藏社会科学院巴桑旺堆研究员、西藏民族大学陈立明教授、广仁寺仁钦扎木苏住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在开幕式上，冯旭东介绍了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在推动陕西师范大学学科发展和提高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力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著名藏学家巴桑旺堆分享了自己几十年的治学经验，并指出加强喜马拉雅研究的迫切性。陈立明对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近几年取得的成绩表示由衷的祝贺，对结合外语优势进行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进行了肯定和赞许。仁钦扎木苏住持表示，作为西安唯一的藏传佛教寺院，广仁寺希望今后能多与陕西师范大学相关学科在教学、科研方面开展合作。开幕式由王启龙教授主持。来自俄罗斯科学院、新那烂陀佛教大学、蒙古国立大学、日本大谷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青海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西藏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海内外学者5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学术讨论会观点集萃

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沿袭2017年成功举办首届学术研讨会的传统，结合当下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召开了“第二届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本届讨论会涉及藏族文化历史研究、国外藏学研究及喜马拉雅研究三大议题，分为文本及义理研究、文献史料分析研究、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艺术与文化研究、宋元明清及近代西藏历史文化研究、国外藏学、喜马拉雅研究等会场。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相关主题进行深入交流讨论，充分展示了近年来国内外藏学研究新成果和喜马拉雅研究的新趋势，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藏族文化历史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学藏学研究所安德烈·巴扎洛夫（Andrei Bazarov）教授作了题为“西伯利亚佛教文化的田野考察：藏书的故事”的主旨发言。他认为，现代目录和研究工作（比如发现传统书本文化的动态和相关人的社会品格）需要一些新方法。他所在研究所在2002—2016年期间进行了十余次综合性古文献学考察，其目的是观察布里亚特佛教徒传统书本文化的当代动态特点。在传统与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现代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不仅扩展了文献数据库，而且促进了日常生活书本文化方面的研究活动。日本大谷大学著名藏学家三宅伸一郎（Miyake Shinichiro）教授，负责日本西藏学会的日常事务。他在作主题报告时，发布了能海宽从西藏带到日本的一篇苯教经典。能海宽是近代到达西藏的日本人，他从中国带走的藏文佛教原典，奠定了日本的藏学研究的文献基础。三宅伸一郞考证其中的一篇苯教原典《雍仲无量（经）》的出处，说明了此经与《雍仲寿终陀罗尼》等其他一些文献的关联，并分析和推测了对此经进行翻译和注解的原因。

三宅伸一郞教授认为，陕西师范大学的国外藏学研究中心着实搭建了国际藏学家之间友好交流的平台，担负起了促进国内藏学发展的重任。他还向国外藏学研究中心赠送了《日本西藏学会会报》50多册（发刊至今，有缺号），希望今后与国外藏学中心有进一步的交流和互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原馆长、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安才旦先生对清代北京城的藏语地名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清代的藏文文献中表示北京的专名有二：一个是音译名“北京”（■），另一个是“京师”的意译名“杰喀钦波”（■）。他提出随着空间距离的接近，藏文史籍中对北京城的指称范围不尽相同，概念上有了进一步划分，专名也有了广狭之别。了解藏文中这类专用名称和特定代称，有助于正确解读藏文历史文献。

西藏藏医药大学央嘎教授对希腊医学与藏医学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现代学者虽然对希腊医学与藏医学的关系做了一些研究，但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都依赖于16—18世纪的藏医史料。他认为基于那些有争议的事件都发生在近一千年前和藏族史学经常被修改，难以确定这些藏医史料的可靠来源。他通过一本重要的早期希腊医学著作来探究希腊医学和藏医学的相似之处，并就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程度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评述。

西藏社会科学院阴海燕副研究员认为，明代统治者对茶叶的认识被提升到治藏方略的历史高度，以茶治藏也成为明代治藏的重要特色。由于长期受到北部蒙古势力的侵扰，明代政府需要用茶叶交换大量马匹，茶马之政也自然地成为“军国要务”。他对明代治藏茶政的梳理，旨在阐述明代治藏茶政的嬗变过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强调封建王朝的茶政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剥削色彩，明代时期的茶农、茶商和边民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剥削。

蒙古族青年学者杨晓华博士对藏文佛传《佛陀出有坏的传记·绝伦绝伦之作·无误讲述善逝圣行藏》（简称《善逝圣行藏》）两种木刻本进行了语文学研究，对作者格桑曲吉嘉措及其撰述中的各种著述及版本源流进行了研究。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博士生志玛泽仁，利用其突出的藏文和英文优势对藏医学著作《四部医典》的作者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将宇妥·云丹衮布确定为《四部医典》的作者，这一说法可能难以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他探讨了藏医学史上对《四部医典》作者的不同记述，并分析了这个名叫宇妥·云丹衮布的人是如何贯穿整个藏医学史的。同时，对《四部医典》仅由一位学者所著的说法提出质疑。

国外藏学研究

2015年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2017年“首届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召开，极大地提高了陕西师范大学在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领域的影响力，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借助所在单位传统的外语优势和其新晋学科热点国别与区域研究，依托Journal of 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与《国外藏学研究集刊》两本学术期（集）刊，在王启龙教授的带领下，在国外藏学研究方面成绩喜人。

年轻的留法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王一，关注到了法国传教士、藏学家奥古斯特·德告丹（AugusteDesgodins，1826—1913）的藏学研究。她指出德告丹既是一位法国赴藏传教士，也是一位法国早期藏学研究者。1854年，他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并于一年后被派往印度，以期从印度方向进入我国西藏地区传教。在藏区传教期间的大量书信中，记录了藏族地区地理、人口、民族、宗教、行政、语言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他还发表了一些藏学文章及著作，颇具影响。非常遗憾的是，现今国内学术界对德告丹的了解非常有限。王一的报告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此外，在此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的年轻学者们携“朱塞佩·图齐及其西藏艺术的历史研究述评”“艾利克斯·韦曼及其印藏佛教研究”“安妮·泰勒的西藏故事”“藏学家乔治·罗列赫的藏学考察与研究”“霍夫曼及其藏学研究初探”“从钢和泰未刊往来书信集看哈佛—燕京学社中印研究所”“从认知视角看藏族神话”等研究成果，同参会专家学者探讨和交流，引起与会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蒙古国国立大学央津苏荣（S.Yangjinsuren）副教授是国际藏学学会理事，主要负责蒙古国的国际藏学事务。她向参会学者概要地介绍了20世纪初至今的蒙古国藏学研究情况，包括一些重要的藏学家、藏学论著、藏学机构、大型藏学会议等。其发言涵盖了很多全新的研究信息和蒙古国藏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她还在大会闭幕式上表示，她和同事能代表蒙古国国立大学来参加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与各国学者广泛交流，收获良多，非常荣幸和感激。并表示希望今后蒙古国的藏学研究者与中国同行加强合作和交流。

喜马拉雅研究

来自西藏社会科学院著名藏学家巴桑旺堆研究员，以一名藏学老兵的身份向此次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认为，藏学是一门国际公认的热门学科，而喜马拉雅区域是世界上独特而具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这个地区跨越多个国家民族，呈现多元面貌，具有研究价值。国际藏学界对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由来已久，哈佛、耶鲁、牛津等大学都设置有相关机构，有一批专门的学者。近些年来，国内也相继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学者对这些区域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但国内的喜马拉雅研究相对滞后。他特别强调加强喜马拉雅研究的迫切性，并对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在藏学和喜马拉雅研究方面寄予厚望。

巴桑旺堆研究员关注到了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不丹国的建立过程。在作大会主旨发言时，他选择了“西藏历史视角下的不丹国建立过程”作为论题。他提出研究不丹历史的缘由在于：不丹与西藏历史渊源久远；不丹主体民族与藏族同根、同文、同教；17世纪的不丹国是由一名西藏高僧建立的；由西藏传入的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是不丹的国教；历史上不丹与中国西藏是藩属关系；国家重视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国家与地区研究等几方面。他首先从不丹在藏文、汉文、英文中的不同表述入手，来阐释不丹作为国名、地名的内涵、外延及演变过程。结论是：一个出生于西藏的竹巴噶举高僧阿旺南杰成为不丹国家政治实体创始人。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成为不丹的国教。1650年，丹增竹杰任政权最高首领——“竹第悉” 即第一任德布王以来，至1906年最后一任德布王，共有54任德布王。1907年，来自不丹东部仲萨地方首领乌坚旺秋在英国的扶持下建立了现代不丹旺楚克王朝。乌坚旺秋的祖先是来自西藏的“涅”（sMyos）族，“涅”族的重要一脉生息繁衍在今西藏曲水境内。

青海民族大学是目前国内主要系统从事藏传佛教与喜马拉雅山地国家研究的机构之一。该校的藏传佛教与喜马拉雅山地国家研究中心成立于2015年，自成立以来，该中心积极建立与喜马拉雅山地国家的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承接相关喜马拉雅山地国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和其他省部级项目，资助校内外专、兼职研究人员出版与喜马拉雅山地国家研究相关的成果。先后开展了“喜马拉雅山地国家边境民间贸易调查研究”“喜马拉雅山地国家山水文化及方言调查与研究”“不丹国佛教史与民间习俗调查与研究”“藏传佛教与喜马拉雅山地国家研究资料搜集”等课题的研究，汇编出版《藏传佛教与喜马拉雅山地国家研究资料集》。

2018年2月至4月，青海民族大学一批青年学者在叶拉太教授的带领下，分赴尼泊尔和印度拉达克各地展开国别和区域研究学术考察活动。学者们以藏传佛教及民俗文化为纽带和切入点，足迹遍布尼泊尔加德满都以及西北部上、下木斯塘地区，印度拉达克等地，积极探索中国与喜马拉雅南麓山地国家在文化、教育、科研、民俗、宗教等方面的联系。此次考察收获颇多，获得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拓展了学术视野，加强了国际文化交流，有力促进了藏传佛教与喜马拉雅山地国家研究中心的研究深度与广度。本次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青海民族大学喜马拉雅山地调查团队分享了他们宝贵的田野调查成果。叶拉太教授主要以尼泊尔西北部洛沃（木斯塘）地区藏裔族群的历史变迁为主，兼顾洛沃与西藏的历史文化关系，对居住在尼泊尔西北部山区的藏裔族群洛沃进行历史学考察，重点放在该区域藏裔族群与西藏在历史上形成的族源关系、洛沃王朝历史演变过程、重要历史遗迹及宗教文化生态等。现就职于青海民族大学的我国台湾学者陈乃华副教授提出，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是侧重跨地区性的地方性考察，探究边界和地缘政治的概念。她认为，对于喜马拉雅区域社会研究的概念与理论方法讨论，有利于以翔实的民族志文本作为基础，拓展对喜马拉雅区域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研究。尕藏杰副教授主要进行了尼泊尔藏裔族群社会文化调查，重点关注到了保达纳斯藏裔族群社区。党措副教授关注到尼泊尔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现状及其特点，并对尼泊尔加德满都博达纳大佛塔为中心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现状进行了调研。她认为，尼泊尔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既继承了格鲁派寺院教育传统，又具有强烈的国际化特色。在讨论会上，当增措副教授宣读了她在尼泊尔藏传佛教鎏金铜佛制造方面的调研成果。

此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徐亮博士还探讨了近现代尼泊尔和西藏地方的借债关系。他首先提出，近现代史上形成的尼泊尔和西藏地方借债关系是两地经济关系不健康的标志。双方债务关系的形成有内部高利贷经济外溢和商人边境交易便利的因素，也有英印当局企图制造西藏“独立”的祸心因素。他认为这些借债关系给外部势力介入西藏事务提供了便利，也使中央政府解决这些问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清政府、民国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都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通过废除债务、外交解决等方式妥善处理了债务关系，使尼泊尔和西藏地方的关系进入正常化阶段。

在讨论会上，来自印度新那烂陀佛教大学的阿润库马尔博士给与会学者带来了一场特别的汇报——“玄奘法师的母校那烂陀寺：藏传佛教中心”。那烂陀是一个伟大的学习中心，它因为佛教而闻名，尤其是藏传佛教。他认为玄奘大师和法显大师也是唯一提供舍利弗出生地信息的人。他指出佛教的黑暗时期，印度忘记了他的伟大的儿子——佛陀。曾一度有人谬传佛陀是非洲人、阿育王是斯里兰卡人。佛陀、阿育王和那烂陀大学在印度记忆中的重建，在他看来，都是因玄奘大师的卓越成就和旅程而发生的。阿润库马尔博士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何时何地，当我们谈论喜马拉雅佛教、藏传佛教传统、那烂陀传统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记起玄奘的贡献。

（赵勇）

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趋势探讨

10月14日下午，学术讨论会进行了最后一项议程——藏学与喜马拉雅研究趋势讨论。清华大学中文系沈卫荣教授针对当下藏学研究到底该如何进行，指出“批判”的思潮很盛行，藏学研究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方向，如何进行藏学研究是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探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者运用东方主义这把“匕首”对老一代的藏学家们、乃至藏学权威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我们此前的研究方法存在不少瑕疵，受到各种思潮和主义的影响，如何避免这些局限，是十分重要的。

在论及Tibetology和Tibetan Studies及二者的差异涉及学术范式转移的问题时，沈卫荣教授认为，藏学的方法是语文学的方法，藏学家是语文学家。但是现在大量研究开始倾向于区域研究、当代研究或者是地方研究，而传统的语文研究越来越少，这让他“get lost”（迷茫）。

王启龙教授首先代表会议主办方陕西师范大学国外藏学研究中心对与会学者专家表示感谢；随后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回应。他认为，就区域研究而言，藏学研究与喜马拉雅研究关系密切。任何学科都是从无到有、动态发展的，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与时俱进，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才是最重要的。Tibetan Studies是区域研究，以传统语文学方法为主的Tibetology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持和继承传统，同时应开疆拓土，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他强调，学科的发展应该固本出新，在不断发展中完善和创新。

来自青海民族大学的叶拉太教授指出，国内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是近两年才兴起的，基础还很薄弱。未来必须找准自己的特色和方向，如果找不到学科增长点，会出现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针对近些年国内出现的“环喜马拉雅研究”“跨喜马拉雅研究”“喜马拉雅研究”等相关概念，他个人认为“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更合适，而且将藏学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相互结合是未来的学术方向。为此，他还特别提出了藏学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几项要点：新文献的发掘和研究很重要；青年学者应该推进藏汉文献的互动和补充；藏文文献的解读和研究对藏学与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依然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一些古历史文献；在印藏文明的交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大有可为；重视喜马拉雅区域藏裔族群的研究；把木斯塘、拉达克、不丹、锡金历史文化研究等整合，进行系统研究，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加强机构和学者个性化的发展，注意培养年轻人，增加汉藏学者间合作、交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