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美国）

《亲属制度研究批判》

解释人类学

通过不断解释来认知人类

格尔兹（美国）

《地方性知识》《文化的解释》

19世纪晚期

人类学的研究中以直线连续性的历史发展概念占主导作用，认为所有人类群体都经过文化演进（cultural evolution）的各个特定阶段，自“蛮荒阶段”（savagery）到“野蛮阶段”（barbarism），最后达到“文明阶段”，亦即西欧人的状态。

20世纪初期

这种西欧、北美早期人类学者的强烈文化偏见逐渐被抛弃，而选择了一种更富于多元论和相对论色彩的观点，把每种人类文化都看作一项独特的产物，是由自然环境、文化接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制约的。由这种研究方向便引出一些新的侧重点，即特定文化环境中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实验数据、实地考察、确切证据等等（参阅人种志“ethnography”条）。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第一位学者是德国出生的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被学术界公认为人类学研究领域文化史学派的奠基人。博厄斯及其追随者——著名者有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米德（Margaret Mead）、萨丕尔（Edward Sapir）——支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界达数十年之久。文化史学派对于文化资料采取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在某一特定文化的诸种不同图案、特征及风习之间，找出一个统一的表现方式。

在法国则有莫斯（Marcel Mauss）创办巴黎大学人种学研究所，把人类各个社会作为各个全面而完整的体制进行研究，认为这些社会都以保持其体制之完整性的种种方法，实行自我调节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莫斯对一些观点各异的学者影响颇大，其中有法国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等人。其后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一种严密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而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列维-斯特劳斯则提出了结构主义研究方面的各项原则。功能论者强调，分析社会各种现象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解释这些现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显示的功能。相形之下，结构论者则力求论证特定诸文化中那种处于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体系或结构，因为一个社会的普通成员，往往透过使用各种语言和符号而对该体系仅仅保着著一种模糊的意识。

1930年代

鲁思·本尼迪克特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诸部落的研究，催生了文化人类学一个分支学科的诞生，即文化心理学。本尼迪克特提出，各种文化在其缓慢发展中都会对其成员强加一种独特的“心理趋向”作用，使他们在解释现实时都要沿着该文化所确定的方向来做，对于环境诸因素则不予理会。这种文化和人的个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便成为广泛研究的课题，而此种相互关系，既可以在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找出例证，也可以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得到验证。文化人类学者们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家庭生活及其结构、婚姻、血族关系及地方群体、魔法及巫术等。

20世纪后期

在20世纪后期，血族关系的研究仍为一中心课题，而当研究者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来调查研究不同社会的政治及法律制度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问题就引起了人们更多关注。同时，他们对于宗教概念及礼仪等方面也开始认真思考。研究兴趣也从文化人类学者们曾花费二十多年深入研究的非洲诸民族，转向了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太平洋诸岛的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开始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各种项目，有关社会变化的分析便成为一个突出的研究领域。自那时起，电脑的应用已使大量数据之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在家庭及家族关系、婚姻、离异现象以及在经济交往的研究中，都因电脑的应用而效果显著。

划分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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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

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即指民族学，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美国的文化相对学派和法国的文化社会学派影响最大。法、英、美等国均建立了民族学会，出版发行了一些民族学专业刊物。

广义

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含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三个分支学科。

文化人类学

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这专业名称的开始，是在1901年，文化人类学在美国大学作为广义人类学属下与体质人类学相对应的分支被划分出来。当时，它仅是狭义的文化人类学。以美国特有的”历史-相对文化学“为代表，《菊与刀》就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深入和扩大，文化人类学才形成包括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分支的学科。在文化人类学属下，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掘、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遗存来复原人类无文字记载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与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同时把语言当作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它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民族学则主要研究各民族和各地区、社区的文化，比较其异同，分析这种异同的产生原因，认识这种异同存在的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探讨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

研究方法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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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比较法。

实地参与观察法

这是文化人类学最有特色的研究法。文化人类学家特别注重通过直接的观察，收集每一手证据。那些研究现代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人类学家，则深入到这些民族中间，通过参与他们的活动、与他们交谈和观察他们的活动来了解其社会和文化。实地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它是一种观察法，其资料来自现实的广阔天地。这种研究法使得文化人类学家可以既作为参与者又作为观察者的身份深入到一种文化的内部去观察这种文化和使用这种文化。实地观察可以使人类学家把目光集中在对其文化有意义的行为模式上，他会去寻找那些有规律的行为特征的先后次序，注意其在不同情况下的变化。

全面考察法

采用这种方法，人们在选择研究一种人类行为时，必须全面考察与之相关联的问题。这样，一位研究某地区经济发展的人类学家会发现，要想对这一地区经济变化的过程进行全面的描述，就必须探讨礼仪的始末以及家庭关系的问题。

比较法

比较法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无时无刻不在使用。例如，当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在印度的其一村落中研究其社会结构时，他了解村民是怎样自己组织起来的，然后通过对比村落里各个不同的群体，来确认他们之间的异同。比较法可以运用在所有水平上的分析之中。

与社会学关系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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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几乎是与人类学同时诞生的。1836年，法国学者孔德领导创立了社会学。然而，关于社会学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定论。一般地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社会问题的学科。因此，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关于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区别，有些人类学家从对象和方法上来加以区分。在内容上，文化人类学倾向于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并做比较研究社会学一般研究本民族的东西。在方法上，社会学有一整套社会调查方法，而人类学则要到一个民族那里去住一段时间。即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法与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存在着差异。

然而，从两方面来区分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则未免太简单了。事实上，这两大学科群的从那时起根体现在文化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差异上。社会学研究更侧重于研究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文化人类学则侧重于研究人与群体的行为。当然，这两大学科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差别越来越小，现代社会学的发展日益重视文化问题的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则开始更多地研究社会问题。不言而喻，社会人类学同社会学的研究更加相近，以至于许多社会人类学家干脆称自己的理论是“比较社会学”。

人类学更注重于研究各个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差异。由于文化人类学发源于西方，因此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非西方社会和地区的文化。

文化人类学有许多学派，包括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心理人类学、生态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它以人们自己创造出来，又受它濡染、规束的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比较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异同，分析其成因，研究其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

与历史学关系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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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文化史的研究，它追溯人类起源及其发展的整个历史，因此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主要区别可以概括为：

1.历史学的对象往往偏重特殊性；而文化人类学是关于全人类生活形式的比较研究，侧重于普遍性。

2.历史学注重事件和人物的记载，其研究有时极为详尽和具体；主义传统注重的文化规范研究，视野很少局限于某件事或某个人，比较抽象。

3.历史学涉及的领域极广，甚至细到某个显赫人物的浪漫史；而文化人类学则研究史前社会和当代文化，试图探寻社会间文化差异的根源。

然而，从研究内容上看，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同点远多于不同点。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历史学正愈来愈从局部事件的研究向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及至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方向发展。历史学的文化意识逐渐增强使之与文化人类学愈来愈接近。

因此，可以说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恐怕仍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主要是靠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他们对于时间先后顺序和先后问题，非常重视。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则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家亲自到所在的地方去观察、访问和直接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根据现有的活的事实、情况和情节，尽可能地记录、保存下来，然后再用各种方法和技术，进行分析、比较和研究，并得出理论评价。简言之，历史学是研究“文化化石”，文化人类学是研究“活的文化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