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2023年7月18日至20日，由《学术月刊》编辑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黄山学院协办的“地域·族群·国家：历史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与理论探索”学术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南昌大学、华侨大学、贵州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国内20余所高校以及多家学术媒体6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探讨历史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与理论启示。

研讨会主要分为主旨发言、分组讨论和自由讨论三个环节。为让学界了解研讨会的相关信息，现将研讨会侧记如下。

在主旨发言中，厦门大学郑振满、中山大学刘志伟、复旦大学王振忠和上海交通大学张佩国四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如何深入理解区域、族群、国家提出新见。郑振满教授作了《民间自治与政府授权：再论明清时代的乡族与国家》的报告，从民间自治的传统、政府授权的机制、国家内在于社会三方面，重新审视了明清时代乡族与国家的关系。郑教授认为，赋役共同体、地方公共事务、地方权力体系是民间社会的基本内核，礼教秩序、司法体制、行政职能则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主导机制，在沟通、交流和实践中，国家通过行政、礼法、教化等手段规范了社会，社会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地认同了国家，国家和社会交融在一起，国家内在于社会中。

刘志伟教授作了《人类学中国研究对中国社会史的启示》的报告，从自身的研究经验出发，考察了人类学中国研究对中国社会史的启示。刘教授以施坚雅、弗里德曼、华德英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为例，反思中国区域史研究、宗族研究和中国社会文化多元性与文化大一统关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诸如单系继嗣法则与古代宗法系统的关系、经济资源控制与社会权力地位的获得途径、祖先的历史如何成为当下的宪章等，揭示了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旨趣的形成及演进历程。

王振忠教授报告了《扶乩、花会与太平天国前后的徽州社会》，以咸丰年间歙县抄本《敬本堂乩坛判词》中记载最多的花会为切入点，揭示了兵燹战乱背景下的近代徽州社会的生活实态。王教授认为，花会原是被严令禁止的，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为筹措军饷而开禁，这样形式简单易行的花会就从福建传入徽州地区，愈演愈烈，遍布包括歙县在内的大多数区域，男女老少多有深陷其中者，从而对徽州社会产生长期而广泛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徽州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张佩国教授报告了《清代江南节孝文化景观的历史制作——一个研究纲要》，围绕学界关注较多的清代节孝问题，从制作节孝文化景观、民间信仰的标准化和制作节孝文化正统三方面，对节孝文化进行整体史研究。张教授认为，节、孝、命、福、报等观念，不是自在的象征系统，而是作为融生产性与榨取性为一体的文化，渗透于节孝祠、清节堂、孝女庙、贞节牌坊等标志性节孝文化景观的再生产过程中，成为汉人社会基本联结的粘合剂，践行着传统中国地方社会秩序的历史逻辑。

在分组讨论环节中，为方便与会学者报告、评议，这次会议分设九个小组，讨论了“地域与族群”“国家与社会”“技术与治理”等若干议题。

地域和族群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关键词，也是本次会议的主题，学界围绕着徽州、滨海、边疆等区域展开深入论述。其中徽州地区的族群、经济和日常生活，是本次会议重点研讨的话题。安徽师范大学郑小春、陶良琴以祁门黄岗铺郑姓家族为例，探讨了小姓群体从仆籍转变为普通庶民家族的手段和共性特征。文章认为，脱离仆籍获得自由是前提，购置田地积累资源是基础，家族组织化建设是关键，在此基础上开展各种社会文化、生产经营等活动主动适应地方社会生活，才能顺利转变，融入地方主流社会。安徽大学董乾坤、颜艳萍以1881-1900年徽州府祁门县生员胡廷卿家庭收支流水账簿为核心，结合其他史料，揭示了徽州地区雇工的身份、工价及背后的生成机制。文章认为，晚清徽州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主户、佃仆和外来移民构成了当地雇工的主体，族内公产采取租佃经营，个人土地采取雇工经营，工价较为稳定，无身份差别，从而得出与学界不同的观点。安徽工业大学王玉坤从太平军入徽前后地方社会的复杂反应入手，考察了徽州动乱的原因、民众的抉择、避难途中的遭遇及乱后徽州的转向。文章借助底层记忆的多元书写重新审视这场战争，重现了诸多被官方话语无视与隐匿的真情实感，展现了当时战乱环境下徽州社会各群体的复杂选择及战后的艰难转向。安徽师范大学金晶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入手，论述了近代徽州乡村信仰体系的嬗变过程。文章指出，随着近代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和城市精英的观念变革，这一信仰体系受到了较大冲击，但内在本质一直延续，仍发挥着精神安慰、社会协调、经济交流的功能。黄山学院代华以徽商后裔汪荫祯的日记为中心，探讨了抗日战争期间一位大学生滞留徽州期间的活动轨迹和心路历程。在日记中，汪荫祯流露出对返校求学的热切渴望、离徽不能的苦闷彷徨、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斥仇视以及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多维情感纠结。黄山学院赵懿梅从一包歙县沙坦村的归户文书入手，结合田野调查，还原了沙坦钱韵兰家族自清咸丰以来至1951年的演变史，展现了徽州地区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真实片段。

区域研究因研究者自身条件、具体选择的不同而有别。相对徽州区域，邯郸学院冯小红、邵世臻则将目光投向太行山地区，根据太行山文书，考察根据地农村合理负担征收政策在太行根据地的实施情况。文章认为，太行根据地在征收合理负担的申报、评议、计算等步骤上，既在原则上坚持政策的规定，又根据实际情况在某些环节上有所变通或使其具体化；在负担分配上，大体形成了地主富农与一般农户平分的局面，从而纠正了学界提出的平均摊派和“富户捐”的偏向。温州大学祁刚以温台地区的戴氏家族为例，探讨了宋明之间浙东滨海人群从靠山海而居、台寨林立向编户齐民、设卫置县的演变过程，从家族历史反观了王朝制度的地方实践及其对社会秩序、传统的影响。华侨大学蒋楠则关注元明之世泉州阿拉伯族群与滨海地域社会的关系，认为泉州滨海地域社会是海洋生计模式下族群与国家互动的结果，阿拉伯族群给泉州滨海人群注入过自己的色彩，也沾染了本地非汉族群的特色，在族群认同上表现出“反复横跳”的特色。

族群特色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内地和滨海区域，亦在边疆地区有所呈现。贵州大学李凌霞考察清代湖南永顺地区“八景”文化的构建及其变化，认为土司构建的八景文化是华夏边缘对于族群分层混居的回应，体现了游离于国家权力控制之外的行政意图；而改土归流后，流官构建的八景文化则力图让行政区域及民众变得“清晰化”，将边疆社会的“风景”转化为内地统一的“文本”，使得帝国的文化秩序得以在边疆确立和扩张。中山大学黄瑜以清代都柳江下游峒地村寨的“桥碑”为主要释读对象，结合本土“架桥”“敬桥”仪式传统，探究了“桥”多元而叠合的象征意涵。文章认为这些象征意涵是随着地方政治、经济状况的转变而被赋予的，而与桥有关的文字书写则显示个人、家庭之“私”与地域社会之“公”之间的牵连与矛盾关系。

族群认同的转变在域外也有体现。内蒙古师范大学王懿冰、韦兰海以朝鲜李豆兰家族为例，考察“向化”女真的起源和族群认同问题。文章认为，该家族本为金初曷懒甸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的遗裔，元朝时依附于高丽，后投靠李成桂，跟随后者建立朝鲜王朝。在明末清初仇视满洲的背景下，李豆兰家族也逐渐抛弃其完颜氏祖先，先以虚构的高丽文臣李氏为先祖，再通过母系拟亲塑造为岳飞的后裔，使其家族叙事完成从明末清初“高丽说”向清代“南宋说”的嬗变。

区域和族群研究离不开礼仪和信仰，不同的阶层、族群或区域，其礼仪有很大不同。宗庙祼礼的创立是汉唐皇家祭礼演化过程中的突出内容。中国人民大学赵永磊以隋唐宗庙祼礼的演化问题为研究对象，讨论东汉旧制、南朝旧礼与隋唐祼礼间的沿承与创新。文章认为，《开元礼》的颁行标志着宗庙祭礼的成熟，并奠定唐以后宗庙祭礼的基本规制；其充分吸纳《周礼》元素，则折射出唐玄宗刻意彰显盛世、塑造经典的初衷。“传师”是畲族最重要的仪式传统，学界定性不一。厦门大学黄向春通过对浙江景宁县畲族的一次传师仪式过程的田野考察，结合科仪本、家谱以及口头访谈，分析了新罡弟子、法师团体与先祖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传师学法的意义并非成年礼、图腾制或祭祖礼仪，而是法师团体的入社礼，学法者通过不断传承成为“香火祖师”，从而完成对自我、家系、先祖乃至万民的责任，畲族社会也得以不断继替再生。“逢甲普渡”是九鲤洞重要的仪式传统。厦门大学郑莉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九鲤洞仪式传统的演变过程，发现逢甲普渡仪式仅是新加坡九鲤洞的仪式传统，且是在二战期间学习多家教派和戏曲仪式而形成的，而传统九鲤洞的主要仪式则是“持戒”与“救世”。刘王是江南地区比较重要的公共性神祗，安徽师范大学许刘栋、丁修真探讨了这一信仰在元代江南地区的传播过程、区域特征、群体特征及神格变化。文章认为，刘王信仰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在海漕港口区域内形成了紧密的共同信仰圈，在高乡地区形成了独特的信仰景观，在江淮地区留下了跨区域社会互动发展的印迹，背后隐喻着区域社会开发整合的结构过程。

礼仪和信仰又与教育文化密切相关。教育、科举和文字是区域文化水平的体现，也是社会知识的重要来源。厦门大学李春圆以四份有关崇义书院和明经书院的公文为例，反思了学界对于元代书院“官学化”现象的认知，认为推动元代民间书院“官学化”的直接力量不一定是皇权的思想统制，也存在着民间书院主动接引皇权以谋取现实利益的一面；皇权和理学信徒们不是简单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而是有着多层次的互动关系。江西师范大学游欢孙以清代武夷山区为例，探讨了商业、科举与知识传播间的关系，认为武夷山区木业、纸业等商业活动的兴盛，使得山民不断走出山区，迈向外部世界，进入更复杂人际关系网络；取得成功后，这些商人和科举精英再回乡修族谱、建祠堂，将儒家礼仪送入山区基层社会，从而达到礼仪进山与知识传播的历史文化进程。江西师范大学温海波在梳理和反思费孝通“文字下乡”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近年大量民间识字杂字的生产流传，认为明清传统乡村不仅有文字的需要，还创造了相应的帮助生产生活的文字供应和读写实践，“文字下乡”这一概念不只是刻画传统中国社会的静态结构，还应视为一个动态的结构过程，从而在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上延伸和拓展了“文字下乡”的魅力。安徽师范大学马路运用当地的组织花名册和干部登记表，结合对村民的访谈，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徽州地区农村女孩的教育水平及其前后变化，认为解放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办冬学、发展扫盲班促进了农村女孩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整体水平有限，多为初始或初小水平。

民间文献的挖掘不仅可以增进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认识，也有利于军事制度和地方政治的研究。渭河以北至洛河中下游的军政机构建置是前秦史研究的重点，安徽师范大学周莹挖掘石刻和考古资料，以《邓太尉祠碑》《立界山石祠碑》为中心，对这一问题重新解读，揭示了前秦在族群治理基础上构建军事防御体系的统治特征。土兵是宋朝陕西路一种重要的军事存在，安徽师范大学朱德军考察了土兵的来源、性质、构成，认为其出现于真宗咸平之际，由当地的土民、土人接受政府招刺、团集而形成的一种地方兵，成分非常复杂，曾在宋朝防御西夏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后因供给与训练不足，导致军力疲弱不堪，酿成王朝覆灭之祸。清军勾补是明代卫所体制中维持兵源的专项制度，中山大学吴滔从清勾文册《明初纪军清册》入手，以制度为视角，以文册为工具，考察了明代清勾系统的形成过程、运转机制、调整改革及卫所系统与州县系统之间的互动实态。文章认为，清勾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不仅展现着卫所与州县的互动，还伴随着清勾文册的制造、再造与转移。为应对卫所出现的种种危机，清勾制度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这些调整和改革虽然无法阻止卫所制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使卫所体制扩大了原有的范畴，不断将新的群体和制度纳入其中。清后期各种经费收入匮乏，地方政府不得不设立公局机构，征收各种费用。四川州县普遍设立了以征收相验、缉捕、招解等费用为职责的“三费局”，厦门大学梁勇详细考察了三费局的创办原因、经费来源、筹集模式及运作实态等。文章认为，三费局所征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州县行政经费的不足，推动清中后期公局体制的形成，提升了士绅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

地方秩序的稳定与否根源于治理的好坏。复旦大学冯贤亮以明朝崇祯年间浙西嘉善县知县李陈玉在任时期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为中心，聚焦于弊俗处置、养民安民和治安、危机应对等，考察明王朝阽危之际州县的行政实态、生活秩序的规范及其蕴含的地方历史的动力问题，展现了不安定情势下镶嵌于社会中的国家权力的表现。

治理需要技术和手段，这在近现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南昌大学罗桂林探讨了近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技术的转型问题，认为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背景下，城市空间的治理呈现出“空间编码”的新趋势，集中表现在城市区划的数字分区、街巷空间的数字编号、家户系统的门牌编号，通过这些手段，地方政府获得了精准汲取捐税资源，精细治理城市问题的技术基础。湖北省社科院张卫东站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回顾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史和铁路史研究的趋势、特点，认为中国铁路史研究成果丰富，但具有重大思想和理论创新的成果不多，需要研究者结合时代，构建中国铁路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挖掘历史内涵的基础上，探讨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也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黄山学院曲晓红探讨了徽州传统节日民俗的类型、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认为节日民俗的发展、流传，丰富了徽州农村基层文化生活，更从本质上反映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和知识谱系丰富的趋势。黄山学院时雯雯以歙县洪琴舞香龙为例，通过实地调查，探讨了徽州地区民俗仪式的历史渊源、传承现状、现实困境及保护对策。黄山学院陈厚娟结合田野调查和文献，考察了徽州传统髹饰技艺模式的类型、特点、更迭及现代启示。

文化遗产的类型多种多样，传承人口述史、村志等均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医科大学陈文苑探讨了非遗传承人口述史和民族志的关系，认为二者在概念表述、内涵外延、现实任务和所依赖的路径上有着较高的契合度，可以互相借鉴。就非遗传承人口述史而言，应该借鉴民族志的整体论研究视野、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以及反思性研究精神，才能够不断完善自身，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黄山学院汪玉玲以徽州著名传统村落隆阜村村志中的人物志编纂为例，探讨了村志人物志编纂的价值、人物类型、方法及存在的问题，以挖掘地方文化价值，达到理论自觉的目的。

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既源于理论、方法上的借鉴，也源于对文献的比较、批判和反思。安徽师范大学程军认为清至民国时期的巴蜀方志，是记录当地会馆的主要载体，但受修志者选择、会馆功能定位、修志传续等因素影响，各地方志在记载会馆时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导致会馆记载详略不一，后人在研究时需要兼顾两者，并辅以其他文献，才能推动会馆的整体研究。

本次研讨会既有对旧议题转换视角带来的新思考，也有新技术带来的新方法新认识，交叉学科的研讨和碰撞乃此次会议的一大特色。来自复旦大学的科技考古团队，分享了科技考古、基因测序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成果。魏偏偏采用微纳米显微扫描系统，结合肢骨内外结构的综合分析，对学界关注较少的东亚古人类肢骨形态结构进行研究，得出从旧石器晚期早段到晚段，整个欧亚大陆的肱骨不对称性普遍减少，原因是农业起源导致的技术变化。安达结合考古学和分子人类学理论，审视了陕西神木石峁城遗址在整个中国北方早期国家坐标下的意义，认为其是一种较具特色的生计选择和聚落经营模式，本质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类似国家的复杂化族群，并非学界普遍定性的农牧交错带。生膨菲等利用稳定同位素古食谱分析方法，对公元6世纪都城长安8例贵族、9例平民人类骨骼和3例家养动物骨骼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重建了长安地区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饮食结构及其演变，认为这是农牧交融和胡汉交融的结果，为唐代的繁荣开放和民族大融合奠定了社会基础。北周宇文氏的族属问题，学界有鲜卑说和匈奴说之争论。蒙海亮等以新兴的古基因组学研究方法，获取了宇文氏的全基因组序列数据，结合血缘、姻亲、交际网络，多元统计分析其体制特征和遗传谱系，得出宇文氏是东胡-鲜卑后裔而非匈奴后裔。文少卿、于瑶通过对北周宇文邕、阿史那、高宾进行全基因组检测，利用DNA技术重构了北方民族的代表性人群的遗传谱系，与文献、考古、语言学等证据相结合，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回答了北方民族混合、交融的历史，得出突厥汗国核心部落是东北亚血统，而非西欧亚或多重血统。

古DNA研究不仅可以探测人类演化，还可以探索生物谱系。华东师范大学马晓琳通过提取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青花双儿瓶中沉积物的环境DNA，发现了诸如禾本科、十字花科、蚊科、鲟科等一般考古学所看不到的生物信息，这对全面了解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全生命周期颇有意义。

分组讨论结束后，与会学者围绕“历史人类学的进展及路径”进行了自由讨论。

梁勇、黄向春、张佩国回顾了历次历史人类学会议的召开、交锋和收获，一致认为，在当前倡导新文科背景下，人文学科如何对话自然科学，历史人类学的几次学术研讨会作了很好探索，特别是跨学科参与研讨令人耳目一新。而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学科属性和研究路径，历史学研究不仅仅在于“溯源”，还需要有方法探讨、理论阐释、价值认同等学术关怀。

冯小红分享了自身及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关注华北文书、碑刻乃至纸背文献的经历和体会，认为有关历史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至为关键。并说，区域之间的交流也颇为重要，近年来他们关注太行山文书和碑刻资料就是从参加《学术月刊》主办的历史人类学会议学习到的。

王振忠高度评价了历史人类学研讨会，认为该会很有意义，关涉范围很广，有利于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但如何逐步落实到本次会议主题，即落实到中国经验与理论探索上来，还需要不断推进。

冯贤亮从自身经验出发，介绍江南研究的特点。与徽州等其它区域些微不同的是，江南国家化早，迄今遗存民间契约等文书资料相对较少。但江南文人多，遗留有丰富的笔记、文集等典籍文本，也可以借此与其它区域对话。历史时期，江南不代表中国，但宋代以后，江南有核心性、代表性的说法是可以的。并说，本次会议听了跨学科学者的报告，他们的研究与我们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不同，大开眼界。这一新科技完全可以用到历史地理研究上，例如历史学者关注黄河中下游中古时代的河道摆动、分流，当时是利用文献进行的实证性研究，今天可以借助遥感等技术进一步得以细化和完善。

韦兰海、文少卿分享了如何借助科技考古探索历史时期的族群谱系、交融、演进，如何开展抗战烈士身份鉴定。认为，当用科技手段解决历史问题，亟待史学研究者深度参与其中。国内分子人类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已走过20余年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分子人类学一直尝试与历史学相结合，研究历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并取得一定的成就。近些年，分子人类学的数据覆盖和精细度大大提升，使得有关族群及其分支的细化以及基于传染、遗传角度的数据能覆盖不同人群，譬如清王室图谱分辨能呈现连续70年脉络，人类遗传的数据覆盖度增加等。

郑振满回顾历次历史人类学会议，总结说，对族群的揭示，历史学侧重于实证基础上对文化层面的解释，而对血缘的溯源，历史学很难做到。分子考古、基因遗传学的学者们早在十年前第一次会议上就参与会议讨论了，当时历史学学者还是有偏见乃至担忧的。现在看来，一些问题的确有待借助科技来揭示。打破学科本位，开拓学科视野，从这个角度看，有利于彼此认知盲区。作为历史学、历史人类学要认识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前人如何一代代生存延续下来的，如何演化的，演化的背景、环境如何，从这个角度来说，文献、田野、考古、科技等都可以参与中国特色、中国本土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大问题的探索上来。

总体而言，本次研讨会中，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遗传学、生物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齐聚一堂，相互切磋问学，增进了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和研究。一方面，继续挖掘民间历史文献，在此基础上转换视角，将目光从区域研究延伸到跨区域研究，从历史解释延伸到文化遗产保护，尝试提升和总结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中国经验。另一方面，不断开拓眼界，转变方法，利用现代技术扩宽史料范围，将分子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与历史学结合起来，重新审视历史研究中的固有认知和模糊认知，尝试开拓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新方法、新途径。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眼光向下，关注下层百姓，在理论和方法上，力图推进历史人类学中国经验和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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