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研究一直为国内学术界高度关注。由于文化现象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文化研究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这些研究既是哲学研究文化的依据，也是哲学研究文化的对象。哲学对文化的研究，正是在与相关学科的交叉互动中开始的。研究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应该从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

条路径入手，才能窥见当代文化哲学形成、发展的总体脉络，而维柯恰恰是将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三位一体化的思想先驱。

一

扬巴蒂斯塔・维柯是文化人类学的先驱。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角度研究人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的一门学科，它特别重视对原始文化、神话传说所体现的人类文化渊源、结构的考察。18世纪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已初露萌芽。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古代社会的文化遗迹，搜集民歌和民间故事蔚然成风，产生了英国麦克佛生《苏格兰民歌选》、弗列索《金枝》那样的传世之作。维柯在这样的氛围下提出了自己对历史研究的独到见解，开创了透过神话传说研究人类各种文化、制度、特性起源的先河。神话研究至今仍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等在这方面已取得了重要成果。

维柯把世界划分为民族世界、自然世界、天神世界。民族世界由人类各“异教民族”及其创造的智慧、语言、文字、科学、宗教、社会制度、生产和经商等物质和精神的文化成果组成。所谓“异教民族”，是指产生基督教的希伯莱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维柯认为，人类世界就是民族世界。从词源学来看，民族有“出生”或“出世”的意思。民族是一种有着共同起源、共同语言，共同制度、共同血缘关系的人群共同体，是一个活动的整体。维柯认为，不同的民族在历史上都曾自成体系、独立发展，有着兴起、发展、成熟、衰败和灭亡的过程。把人类世界称为民族世界，就是把人类世界看成一个处在活动过程中的整体。因此，历史的对象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个民族集团。民族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能够超越个人的狭隘性，能够展示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的各种普遍的联系。

民族的本性就是民族的生成。维柯所使用的“本性”(或自然nature)一词，具有生育的意义。他认为，“各种制度的自然本性不过是它们在某些时期以某种方式产生出来了。时期和方式是什么样，产生的制度也就是什么样，而不能是另样的。”（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民族的本性不过就是各民族的产生方式。有什么样的产生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本性。人类的本性不是预定的，而是一种结构，这种结构以什么方式产生、形成，人类的本性就是什么样子。因此，研究人类的本性不必从上帝那里找根据，也不必在虚构的人性假定上建构人类历史的永恒原则，只要从实际的历史材料入手，就能发现人类本性――表现在不同民族历史中的共同普遍的原则。

“部落自然法”就是各民族之间共同普遍的原则。维柯按照“本性即生育”的原则，考察了地中海沿岸民族的原始文化，从中发现了三个表现在不同民族历史中的共同普遍原则：宗教、婚姻制度、丧葬制度(相当于我国“周礼”中的祭礼、婚礼、葬礼)。维柯认为，宗教、婚姻、丧葬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共同来源，是人类进入文明状态的标志，是人和动物相区别、人之为人的主要特点。这三大来源体现了人类共同遵守的“部落自然法”,由一切人所分享的自然理性所规定的、自发的和必然如此的习俗或倾向。这种“部落自然法”就是宗教、婚姻、丧葬等“起源于互不相识的各民族之间的一致观念”的“共同的真理基础”，就是由人类起源方式所决定的共同人性（《新科学》，第135页）。

各民族的历史是各自分别创建起来的。对宗教、婚姻、丧葬等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文化交流说，认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由某一民族的特有文化向外传播的结果。二是文化独立起源说，认为各民族是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创造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维柯承认文化是可以交流的，但反对用文化交流说来解释各民族文化的起源。从逻辑上看，如果普遍的文化现象起源于文化传播，这种文化的起源就缺乏充足的人性根据，充其量只能表明各民族间文化接受力的一致性。从事实上看，多数古代民族的原始文化大多是在彼此封闭的地理环境下独自形成。且不说浩浩海洋、茫茫沙漠，甚至一条大河、一座高山、一片森林也足以使原始人却步不前，成百上千年互不往来。但是，这种隔绝状态并不妨碍一个个民族由野蛮进入文明，成为“人类”，并不妨碍各民旅的文化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足以证明在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人性，成为产生共同的文化现象的基础。维柯嘲笑那种把“部落自然法”看成是某一个民族首创而后传到其他民族的观点，认为是民族虚荣心的表现。

维柯是一个共同人性论者。他认为支撑人类世界的就是这种共同人性。共同人性是由人类起源的行为方式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原则、结构，是人之为人的永恒的根据。共同人性固定了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每个民族在时间上都要经历过这种理想永恒的历史，从兴起、发展、成熟，以至衰败和灭亡。”（《新科学》，第110页）有共同的人性，就有共同的人的发展规律。因此，人类历史才是可以理解的，历史研究才能变成科学。

二

马克思十分注意研究维柯的思想，说《新科学》“与法学市侩对罗马法的精神所作的理解相反，它对此作了哲学的理解，有不少天才的闪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8页）通过对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发展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哲学的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理论活动，而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发展过程。这一点是由文化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抽象思辨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文化是人的特有活动、成果及其活动方式的复合体。从研究作为人的特有活动过程出发，形成了历史哲学；从研究人的活动成果出发，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从研究人的特有活动方式出发，形成了文化哲学。而研究人的特有活动方式的基础，恰恰是由研究人的活动过程和成果构成的。因此，哲学的文化研究必须保持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个特定维度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否则就会返回康德和黑格尔，成为一种以思辨方法为特征的文化本体论研究，而这一点已由康德、黑格尔完成了，这样的文化哲学必将无功而返。

第二，文化哲学三个维度的三位一体，体现了人与文化的辩证关系。文化、社会、历史这三个概念也是三位一体的，三者都统一到人的活动。文化是人的活动成果，社会是人的活动方式，历史是人的活动过程，人是活动的主体，三者在人的活动中得到统一。这就是文化的哲学研究呈现为文化哲学、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三位一体的原因。文化哲学的建构应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三位一体的关系展开，应以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为基础和研究对象，然后再形成研究文化的本质及普遍规律的文化哲学理论。

第三，文化哲学在本质上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是人对自身的综合性反思。任何自我意识必须通过对象意识才能建立起来。能够体现人的本质的对象是人的自主活动建立的，这个对象就是文化。人通过认识文化才能建立人的自我意识。因此，从人的自我意识角度看，哲学关于人的本质、规律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哲学对文化的研究之中；也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哲学实质上是自觉了的人的自我意识。

文化哲学是当代哲学重要的、也是最能体现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的研究领域。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看，无论是卡西尔的人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卡尔纳普、艾耶尔的语义哲学，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以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当代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化、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转向、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重视，采取的也是文化哲学的研究路径。因此，当代哲学的文化研究倾向，体现了哲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