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发挑战赛#新疆历史研究之回顾

关于新疆的研究是同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历史一样悠久的。秦以前汉文史籍中对西域的反映且不论，我国第一个通史的作者、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划时代著作《史记》中，写了一篇《大宛列传》。其中录载张骞通西域返回后给汉朝的报告，备述当时今新疆地区和相邻的中亚、伊朗等地的政治形势，民族分布，经济、文化情况以及同汉朝的关系。这不但满足了汉武帝乐闻异域奇异的欲望，而且对于汉朝统治者了解西域的情况，制定对西域的政策起了决定的作用。张骞的报告和司马迁编写的列传还为新疆历史研究提供了最早经过整理加工的完整资料。《大宛列传》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第一篇西域传。

东汉时期的著名历史家班固在他所撰写的断代史《汉书》中初次创修《西域传》。此传是以张骞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又根据汉武帝太初以后内地对西域的了解，包括其弟班超在内的历任西域都护的报告，“探撰前记，缀集所闻”而写成的。它不但在内容上比《史记·大宛列传》前进了一步，而且在编写的方法上按地区、国家分别叙述，凡道里、户口、胜兵、物产、政治制度、王朝史实之属，莫不胪陈备载，一目了然。为后代史官之编写《西域传》作出了一个典范。也是今天研究汉朝时期新疆历史的主要依据。

《汉书·西域传》为中国史书开创了一个先例。以后历代官、私撰修的史书，主要是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在内），除少数的几种以外，差不多都有《西域传》之作。同样，那些也是供帝王、大臣阅览而编纂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历朝《会要》、《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等；也都毫无例外地要在书中专立《西域》一门。清朝时更进一步，还由皇帝或个人主编撰写了《西域图志》、《新疆识略》《西陲总统事略》、《回疆通志》等专讲新疆的书。为什么对新疆的研究在我国史学史上如此源远流长，历久不衰，而且是日益发展呢？解释只能有一个，就是历代的统治者需要它，人民需要它、我们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它。

中国人有一个喜欢考究历史的癖好。在历史上，不管是那一个朝代的皇帝和将相大臣，在他们接触和处理西域的问题时，总是要查阅一下关于西域的档案文书和前例史书对西域的记载。当他们了解到,新疆地区从汉朝时起就已经确定地是中国的领土这一事实时，他们就要尽一切力量去保持这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对于各民族的人民群众来说，也是这样的。小学课本上就讲到了张骞通西域和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那时候，可以说一般人都知道这两位英雄和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事实。这看起来好象仅仅是一种历史知识，然而，这种历史知识却培养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历代史学家注意搜集、积累关于新疆的知识，给国家、给民族所带来的好处。当然，这些知识还是很不全面的、碎片化的。有的史书不过是展转抄录前人的记载以聊备一格而已。而且，过去的《西域传》往往也没有将国内国外区分清楚，如有的把现在的伊朗、阿拉伯等国也放在《西域传》中。真正把西域当成一门学同来研究还是谈不上的。

对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到十九世纪以后才开始发展起来。如果不算那些曾经参加过新疆地方志纂修的学者，则《西域水道记》的作者徐松可以说是一位迈越前人的开创者。他的贡献在于用亲身调查的知识补充修正了文献的记载，并钩稽旧史来论述地理的沿革，对我们研究新疆历史用处很大。

道光、咸丰以后，对新疆的研究主要是由于沙俄等帝国主义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而刺激起来的。曾经因勇敢抵抗英国侵略而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他被流放来新疆待了几年以后，反而认为将来中国的主要威胁将来自沙俄。“海疆事起，时以英吉利强为忧，则徐独日：‘为中国患，其俄罗斯乎！后其言果验。”（《清史稿·林则徐传》）

在沙俄帝国主义逐步蚕食中国西北边疆的严重局面下，中国知识分子深切感觉到了边疆问题的重要性和切实研究西北史地的必要。当时的习惯仍然首先是从历史的记载中去进行考证。又因为历史上元朝的疆域最广，记载之涉及西北乃至中亚者较多，故当时的西北史地之学就与对蒙、元史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出现的著作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李文田的《元秘史注》，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等，以至于清末屠寄，柯劭忞等人的著作。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作者超过前人的地方在于：眼界扩大了，由于亲见外国的侵略，这时人们不仅注意本国，而且也注意了对世界各国的研究，这对于研究边疆史地无是必不可少的，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该书收入的《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元代征西域考》等都与新疆历史研究有关。再是史料的来源扩大了，有的作者，如洪钧，由于担任外交官，有条件通过翻译接触外文著作和被译成外文的波斯、阿拉伯、突厥等文字的史料，又能接触前人不能见到的更精确的地图，所以无论在了解全局、益增史事、考证地名、鉴别真伪等方面都要远远超过前人。

然而清朝时研究西北史地的学者们仍然因为受到一些方面的局限未能取得更满意的成就。这类局限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仍是旧的，象前人一样，他们主要进行史料的排比和地名的考证。许多人没有来过新疆，又不懂少数民族语文，所以，在新疆本地人看来是一目了然的古代地名，对他们说来却需要花费大量笔墨去考证，甚至考证了许多仍然不得要领。由于他们不注意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所以也就不注意搜集这类文字的史料和研究各兄弟民族的历史。他们谈论新疆历史的著作，汉文史料多者则详，反之则略，甚至阙如。他们也没有从事新疆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史的研究。从这些方面看来，清期时的西北史地之学还不能算是科学的新疆历史研究，其所积累的资料也是不够的。

西北史地之学，在新疆史学史上的地位是其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在上述几个方面对旧史学的突破。那些突破在今天看来虽仍不足，但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在总结前人的成就和新疆研究的发展史时当然应当给予以一定的地位。

近代沙俄和西欧学者对新疆和中亚的研究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十九世纪以后沙俄在侵吞了西伯利亚的基础上，进一步侵略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六十余年中将其完全吞并。这是沙俄东侵理论的实现，也为沙俄东方学带来了许多有利的条件。由于众多操突厥、蒙古、伊朗语的民族遭到俄罗斯的统治，俄国人就便于对这些民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而且这些民族中的知识分子也因去俄国接受教育而被吸收到沙俄的学术界中来。百来年中，沙俄出现了拉得洛夫、维谢洛夫斯基、罗荪、梅里倭兰斯基、巴尔托里德、马洛夫等一系列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语的学者。苏联继承沙俄东方学的传统，加强了对各加盟共和国以及相邻的新疆、阿富汗、伊朗以及西亚各国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对内加强对非俄罗斯族的统治，对外进行颠覆破坏活动以及南下与东侵的需要。中国进行历史研究工作的目的与之不同，但是我们在新疆也同样有上述那些研究波斯、阿拉伯和突厥、蒙古的条件，也有优秀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少数民族。解放前从清朝到民国那些所谓的正统历史学家是不屑于注意这一点的。

西欧学者在中亚考古方面的成就也使西域学的面目为之一新。王国维认为新发现引起新学问，中国纸上之学问往往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自本世纪以来，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等相继在我国敦煌、吐鲁番、和田以及新疆其他地方考古盗掘，他们的发现物包括：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文字等。（参看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所有这些发现，不仅使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得到补充和新证，而且扩大了研究的领域。如人们开始研究西域古代民族的语言、文字，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古代西域繁荣发达的文化艺术，进而至于研究西北各民族的历史等等。俄国人在南西伯利亚和蒙古的考古及其对古突厥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也属于这一类。看起来，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是极为重要的，这对文献记载较少的新疆历史尤其是如此。尽管这些外国的考古者有的有着别有用心的政治意图，但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除了古代民族的未破解文字以外，对于中世纪西域各民族使用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和突厥文，国外的学者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如德国学者缪勒、诺尔德克、布罗克尔曼等研究阿拉伯文及用阿拉伯文写的地理、历史著作，英国学者罗斯等翻译有关中亚的波斯文史料，法国学者库鲁台翻译察合台文的《巴布尔传》，德麦颂翻译阿布哈齐的《突厥蒙古史》等。丹麦语言学者汤姆生等之释读突厥文碑铭等，都使我们获得了新的史料以填补汉文史籍的空白。不过以前西欧的学者多数不懂俄文，因而不大能接收俄国人的研究成果。

解放前我国研究新疆有成就的学者，其中出国学习过的都是去美、英、法、德诸国，因此他们也都不大了解俄国人的研究，而且也不研究阿拉伯、波斯与突厥等文字与史料。除受到这些局限外，加上中国旧史学传统的影响，遂使他们的研究仍是更多地注意于地名或史料的考证，较少地注意社会、经济、文化、民族等的研究。尽管这些考证是必要的。

进一步深入开展对新疆历史的研究，包括史料收集、专题研究和写出更高水平的新疆历史，是很必要的。前苏联对新疆及中亚、西亚许多国家研究得很仔细很深入，是值得借鉴的。我们研究工作的目的是要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如果能在这上面起到一些好的作用，也可以说就是为祖国的统一强大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