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苗普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正本清源，不断开拓进取，新疆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但是，新疆地方史研究还有许多空白等待填补，我们的研究还比较滞后，还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社会的发展也会不断地提出一系列新课题，要求从历史研究中找到答案。这就使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发掘、传承中华文明的同时，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社会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阐明国家、历史、民族、文化、宗教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科学回答新疆若干历史问题。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 “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和历史事实，认清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难以完全复原历史，但可以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愈接近于真实，结论愈科学，观点愈有说服力，愈有权威性。在新疆历史研究中，我们需要考证精细、逻辑缜密的探索，并以此搞清楚历史上“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同时，我们也需要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从纷繁庞杂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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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古鉴今，资政育人。201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正因为如此，人类总是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欲知大道，必先读史”“历史是一面镜子”等一系列至理名言，说明了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对历史科学的需求。我们毫不讳言，新疆历史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正确阐明新疆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正确阐明新疆各民族包括已经消失的古代民族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一员的，正确阐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疆多元文化在吸纳各种文化的同时是如何不断充实着中华文化艺术宝库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的，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巩固国家的统一，为新疆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历史科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它始终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从20世纪 50 年代初的民族调查，到21世纪初开始编撰《新疆通史》；从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到批判鼓吹和宣扬“双泛”思想的“三本书”，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分裂斗争，历史研究都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发挥了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新疆史学界和全国其他省市区治新疆史、民族史的专家学者一起，担当起了主力军的角色。为现实政治服务，成为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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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把新疆历史放在中国历史、中亚历史和世界历史框架中去考察。把新疆历史放在中国历史框架中去考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更进一步讲，早在青铜器时代，新疆与内地就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以后，当时被称为西域的新疆就划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后，新疆的历史脉搏一直和祖国一起跳动。所以，离开中国历史框架无法讲清楚新疆历史，更不能揭示新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把新疆历史放在中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框架中去考察，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新疆与中亚地区地域相连，人员来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过某些共同的东西，如同一民族、同一语言系属，甚至在同一政权统治之下，如唐朝、蒙元时期等。二是新疆地处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中段贯穿其中。历史表明，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之路，而且是民族迁徙之路，文化交流、交融之路。汉朝统一西域以后，新疆就成为了中国向西开放的窗口。丝绸之路通过这里，一方面把丝绸、漆器等无数代表中国古代物质文明成就的商品，以及造纸术、印刷术、养蚕缫丝技术等众多中国古代先进技术输送、传播到世界各地，丰富着当地人们的物质生活，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文明成果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新疆传入中国内地，为中华文明提供丰富的营养。新疆在古代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要求我们把新疆历史放在世界历史框架中去考察。但是，必须指出：历史上，新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趋向是向东，并由此而形成的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产生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新疆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所以，我们把新疆历史放在中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框架中去考察的时候，绝不能把它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不断巩固的历史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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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坚持继续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谁掌握资料，谁就掌握历史研究的主动权。近代以来，西方学者之所以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西方”，就是因为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敦煌、从新疆掠走大批文书和实物资料。现在，这批资料基本上已经公布，发掘新资料的权利则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所以，新疆历史研究，包括敦煌学研究的主动权，已经逐渐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中。为了促进新疆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必须坚持做好档案文献、考古发掘报告，以及古籍文献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一些档案资料未能及时公布；由于各种原因，一些考古发掘报告，甚至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考古发掘报告未能发表；一些古籍文献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资料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等等。另外，一些活的资料，即口述历史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在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五，坚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新疆历史研究中，必须处理好提高与普及的关系。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只有当新疆历史的研究成果被各族人民认识、接受的时候，新疆历史的研究才能发挥它的社会效益，才能变为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行动。在这一方面，新疆历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作法。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所长的谷苞，就组织编写了《新疆历史丛话》。80年代初，他又主编了《新疆历史人物》，先后出版了五集，包括116位新疆历史人物。之后，《通俗新疆史》《简明新疆民族史》《新疆历史常识》，以及绘图本《新疆历史百问》等，相继问世。特别是到本世纪初，随着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分裂斗争的不断深入，史学工作者编写了《正确阐明新疆历史》《正确阐明新疆民族史》《正确阐明新疆宗教演变史》，以及《新疆历史知识读本》《新疆民族知识读本》《新疆宗教知识读本》《新疆文化知识读本》《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等图书，普及新疆历史知识，为各族干部和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一定要坚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把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着力汇集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编写出更多更好的通俗读物，并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

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任何科学研究成果都是阶段性成果。在科学的探索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挫折，走过一些弯路。我们尊重前人一切有益的学术探索，并在他们探索的基础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提高。我们坚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广大史学工作者一定会凝心聚力，正本清源，正确阐明新疆历史，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新的贡献!

——摘编自《正本清源，正确阐明新疆历史———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疆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