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时代区分论与隋唐史教学——秦汉至隋唐为“中古”的初步看法

简体版序

明治维新以来的中国学研究，是承续原来的汉学研究。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为中国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特色约有如下几点：1. 学术研究传承不断，所以就初学者而言，在整理研究史后，极易进入研究领域。2. 沿袭战前受到近代欧洲实证史学研究的影响，重视基本史料的掌握、解读，乃至典籍版本的研究，成果扎实、丰富。3. 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重视群众（庶民）在历史的角色，拓展宏观视野，将中国历史放入东亚史乃至世界史思考。进而掀起时代区分论战，有如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史论战。4.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转而对新史料进行搜集与解读，研究问题趋于基础性、细微性，学风转变，时代区分论战乃告沉寂。5. 21世纪以来的研究，新史料取得较易，尤其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乃至近代地方官府档案，因而更朝向新资料的整理、研读。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问题，遂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就同时期的中国学界而言，只能说是蹒跚而行。盖近代以来，深受战乱的影响，史料、研究成果纷失，学术研究失去传承，断断续续发展，极为艰苦。在研究日本方面，因仇日气氛高涨，到20世纪七十年代依然低迷。八九十年代开放后，始发现日本对中国史研究极为深入。于是纷纷设立日本学研究中心，鼓励学习日语，翻译日文名著，推动中日文化交流。

以我个人而言，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地区，由于时局影响，学习历史的环境极为艰困，尤其中国大陆新发现的资料，不易取得，公开场合不许说日语，因而不知“东洋史学”为何物，遑论时代区分论战。七十年代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后，才展开新视野的研究。当时东大东洋史学科（含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师资阵容：中国史有西嶋定生、池田温、松丸道雄；中国近代史有佐伯有一、田中正俊；朝鲜史有武田幸男；北亚史有护雅夫；中亚、西亚史有榎一雄；印度史有辛岛昇；东南亚史有永积昭等教授，均是赫赫有名的学者，著作等身，甚为坚强。师资阵容所跨的领域几乎涵盖亚洲，让人惊讶。即使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乃至日本史的学者，其研究的视角均能触及东亚地区。1981年我去韩国首尔大学国史学科研究，也发现他们都能涉及东亚地区，尤其中国史领域。当然对日、韩学者而言，尤其古代史，其史料的掌握必须借重中国史资料甚夥，自然而然研究的视角也就兼及中国史。只是中国的中国史学者，较少关心日、韩历史，因而对东亚，甚至亚洲，或世界史的视野，也就较为薄弱，研究成果乏善可陈。

拙书于1982年发行初版，至1996年修订四版，其距初版虽已逾三十年，但因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若干领域，迄今仍有值得华人学界借镜者，例如古代国家性质、良贱制问题、时代区分问题、东亚世界论（战后为避免与战前军国主义的“大东亚”论相混，而改用“东亚细亚，东アジア”）等。尤其在时代区分的论战当中，日本学界首先提出所谓“唐宋变革”说，引起国际学界重视，近十年来，在华人学界亦有颇多论述。2014年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在东京召开的主题为“现阶段中国史的时代划分”，其中令人注目的论文有四：《人类史与东亚细亚史的时期区分》（妹尾达彦）、《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及其现代的意义》（气贺泽保规）、《从思想史看宋代近世论》（小岛毅），以及《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以朱子学、理学为例》（陈支平）。其后，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中国史の时代区分の现在》（2015）。说明日本在战后所提出的研究课题，迄今仍有其延续性。“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凡关心日本以及中国史研究者，拙书或有助一思。

最后，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赵晶博士的推介，中西书局李碧妍博士的协助，使拙书得以用简体版出版。鲁鱼纰谬之误在所不免，敬请方家指正。

高明士

谨识于明月斋

2017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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