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统的逻辑分析法 逻辑分析推理有两种最基本的方法，即我们所熟知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是从众多的特殊性事件中通过分析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性，继而得出一般性的规律在历史研究中，它要求认识主体大量搜集典型性的个案进行求同性分析，也要注意到对反面性史料的说明。演绎法是以一般性的前提公理来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殊性的认识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在逻辑推理过程中应该互为补充，以归纳方法完成一般性假设的求证过程，而以演绎方法来修正和扩大对个别事物的微观认识。

B.比较法的类型 历史比较研究可划分为四种类型：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宏观比较、微观比较。横向比较主要是从空间的角度思考问题，对处于不同空间的国家、民族或地区进行历史比较。纵向比较则主要从时间的角度思考问题，即对同一国家、同一地区、同一民族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宏观比较是从宏观角度出发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有影响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概括性的比较研究，以达到对历史进程的系统认识，在充分认识广阔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础上，揭示所设计的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概括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文化形态学理论大师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微观比较是对历史进程中的个别问题或某些历史现象的细节或个体进行比较研究。通过这种比较可以更深刻更具体地揭示历史细节所蕴含的广泛的内容。（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1—323页。）

B.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派 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派亦称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学派，持一种人本主义的社会史观。代表人物希尔、希尔顿、霍布斯鲍姆、E.P.汤普逊（著有《18—19世纪初的英国工人阶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决定论模式，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一个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财产关系、风俗民情、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变迁过程。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进程的核心问题，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他们反对把阶级视为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的消极被动的产物，而认为阶级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中由共同的实践经历、感受而形成的共同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人群。此外，他们也赞赏“从地层往上看”的研究角度和整体的历史观。

C汤普逊的“体验”论和“阶级”观 与布罗代尔结构主义史观不同，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是人本主义的，其中，汤普逊的“体验”论和“阶级”观可视为代表。汤普逊的文化观是一个包容经济、社会、日常生活而成的一个大系统，是一个包括生产生活方式、财产关系、道德风俗和价值观念在内的泛文化概念。从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以及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并不只是生产关系的转变过程。“工人们是以充满家庭邻里的人伦之情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珍视独立自由人格的价值观念进入工业革命的，而当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革命冷酷无情地毁灭着他们依恋的那些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时，他们就必然要自觉地抵制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这种抵制往往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密切相关。” （汤普逊《18—19世纪初的英国工人阶级》，第443页。）工人阶级的意识是带着一定的文化观念的工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共同经历、共同感受和共同斗争中形成的。因此，体验（experience）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中介，是理解阶级概念的关键。总体来说，相对于某些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而言，汤普逊以人本主义的视角强调了人的主观因素是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批判了机械化的经济决定论。（赵世玲：《人?文化?历史——爱得华?汤普逊及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

A.年鉴学派 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核心人物，《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是布罗代尔集中阐述个人史学思想和标志年鉴学派范式形成的代表作品。对于布罗代尔本人及其《地中海》一书的理论创见和实际影响的了解，自然离不开对法国年鉴学派史学脉络传承的整体把握，所以这里有必要对之加以介绍一二。 年鉴学派由本世纪20年代成立于法国的一个学术小团体，成长到后来的影响遍及欧美的史学界强势集团，其历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份杂志、两个机构、三代人物。一份杂志，即1929年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后于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两个机构，即1947年创办的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后于1975年独立，成为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和1963年建立的人类科学院；三代人物，其核心依次为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第一代），费尔南?布罗代尔（第二代），雅克?勒高夫（第三代）。

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和基础方法是由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奠定的。他们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法德边境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执教，与一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密切合作，创建了年鉴学派的基地。针对20世纪初占统治地位的标榜历史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年鉴派创始人主张扩大史学研究范围，提倡研究全面的历史，主张综合分析，反对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分离，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批著作。到二战结束时，年鉴派的学术地位和声誉已基本确立。

B.布罗代尔 在此之后，布罗代尔于1956年至1968年期间任《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主编，这一时期在年鉴学派的发展史上被称为“布罗代尔时代”。布罗代尔于1902年生于法国东部的一个小镇，在巴黎读完中学大学，20岁时获得中学历史、地理教师资格。此后十年，他被派到阿尔及利亚的一所中学教书。在任教期间，他对西班牙、特别是地中海的历史发生浓厚兴趣。他经常利用假期到地中海沿岸档案馆阅读抄录大量资料，为撰写国家博士论文做准备。1935到1937年他又被派往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从南美观察欧洲，扩大了布罗代尔的历史视野。1937年，他与吕西安?费弗尔巧遇，从此与年鉴学派结下不解之缘。

二战爆发后，布罗代尔应征入伍，不想被德军俘虏。在被监禁的五年之中，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在集中营里用练习本写成《地中海》的初稿。这篇长达1000余页的国家博士论文于1947年经答辩通过，两年后正式出版。此后，布罗代尔的学术地位急剧上升，最终成为年鉴学派第二代的灵魂人物。

C.《地中海》 a结构划分《地中海》堪称史学界的一部宏篇巨制。作者在书中综合运用了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和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把平凡的日常生活与伟大的历史潮流、把微观与宏观的叙事结合起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通过运用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概念，划分了历史认识的三个层次，立体再现了15、16世纪地中海世界人类生活的全貌，揭示了它的命运发展轨迹。

从结构划分上看，《地中海》由独立成篇的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包括半岛、高山、海岸、岛屿、气候、交通和城市；第二部分探讨了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包括人口密度、劳动力、贵金属流通、物价、商业、财政、运输以及当时称霸地中海的土耳其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社会形态和战争方式；第三部分属于传统的政治军事史范畴，论述了上述两大帝国争霸地中海的过程。

a.布罗代尔的地理环境学说具体说来，作者在第一部分《环境的作用》中描绘了地中海地区的整体面貌，它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并利用地理空间的概念探究这一地区所有反复出现的永久性特征。比如说，第一章讨论了地中海地区的山脉、高原和平原的自然特征，以及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山区的特点是贫困、荒芜、人口稀少和文明程度低下。山区的闭塞也使它在很长时间内避开了行政、司法统治的主流，保持了山区特有的自由权利与民主制度。由于资源有限，山区人口周期性流入城市和平原，这种移民使山区成为了为其它地区提供人力资源的基地，而正是通过输出人力，山区养育了整个地中海世界。（[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P.35—46）再比如，作者在第四章中讨论了气候对地中海历史的影响。地中海冬夏两季截然分明。冬季气候寒冷，交通困难，百业萧条，战争停歇，因此冬季成为“和平、议论和策划的季节”。而夏季的炎热、干燥和晴朗则利于人们开展各种活动，农业生产进入高潮，贸易活跃，战事频繁。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生活节奏。（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P.370—376）但作者又承认，随着技术的提高，气候决定论又不断受到人们意志的挑战，并不断被人克服。（[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P.384—387）

b.结构和势态 第二部分《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是一部社会史，探讨了那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变化缓慢的结构和势态，依次研究了16世纪地中海的经济制度、国家、社会、文明以及战争的不同形式。这一部分的重点是第三章和第六章。第三章讨论了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贸易和运输。从15世纪起，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格兰人先后进入地中海，完成了对地中海航运业的征服。但北方人的入侵并非标志着地中海的衰落。作者以大量确凿证据表明，在6世纪，广义的地中海世界仍然是进行贸易和获取利润的重要地区。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是依靠从这里汲取营养，英格兰的霸权恰好是建立在对地中海世界的控制之上。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但欧洲的中心尚未更换，地中海世界的衰落是一个十分缓慢而长期的过程。（[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P. 931—934）

c.文明观 第六章“各种文明”集中阐明了作者的文明观。他认为文明既有固有的能动性，能够不断演变，又具有稳定不变性。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相互传播和借用。文明具有稳定的、实在的牢固边界，“这种文明实际上牢牢地固定在确定的地理区域内，而这个地理区域又是这种文明的实在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吴模信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P.185）文明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导致了各种文明的相互覆盖但文明最根本的特征如语言和宗教却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从而导致了文明的不相融性和相邻文明之间根本对立与冲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卷）》P.222—224）

d.具体历史事件 第三部分叙述了1550—1560年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事件。作者以西班牙和奥斯曼土耳其两大帝国的对抗为线索，分析了1550—1559年间地中海世界的局势，菲力普二世地中海政策的转变，西班牙海军的崛起及其与土耳其帝国的对峙。在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中，土耳其舰队遭受毁灭性打击。从长远角度看，它构成地中海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长期的和平取代了激烈的对抗，土耳其海军在和平中自行消亡。

D.“长时段”理论 布罗代尔在这部著作中的最大创见即在于，运用历史研究的辩证法提出“长时段”理论，从而把年鉴学派创始人的“总体史”思想转化为历史研究的实践。

“长时段”理论大体可表述如下：历史具有“无限的连续性”，“人类发展的长河是由一段段强大的急流衔接起来构成的”，其中只有时间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长期的连续性和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历史本质的辩证关系。历史时间像一座“三层楼的大厦”，其底层是由地理、气候、生物等因素组成，称作“地理时间”，这里有“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是人类同地球表面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组成第二层次的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如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称作“社会时间”。第三层次是由短暂起作用的因素构成，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就属于这一类，它们犹如炸弹爆炸所产生的火光一样转瞬即逝，对历史的发展影响甚微，属于“个别时间”。布罗代尔指出，分别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相对应的是“结构的历史”、“势态的历史”和“事件的历史”。布罗代尔认为，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长时段”历史，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它们支撑或阻碍着人类的历史运动。因此，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解释和把握一切历史。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就是“结构”和“势态”的历史，也就是“长时段”的历史。他的目标是揭示那些超越并制约政治事件的社会“结构”与“势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P.8—10；杨豫：《法国年鉴学派范式的演变》，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3）．P.105）

“长时段”理论被奉为法国年鉴学派的纲领，在谈及其意义时，吕西安?费弗尔曾称它为“观察历史的革命性的新方法，它使我整个旧思想为之震撼，是历史学极为重大的转折”。

E.“整体史” 通过对“整体史”思想的写作实践，拓宽了历史认识的视野，促进了新史学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

a.“总体史”概念 “总体史”概念，最初是由年鉴学派创始人针对19世纪初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的某些弊端而提出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主张，历史的全部任务就是以详尽的史实来绝对客观地记载过去。他们的历史视野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由于所使用的史料基本上来自官方的档案和名人传记，其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社会精英，而“总体史”则努力突破这一束缚。1929年的《经济和社会年鉴》说：“所谓经济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个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法]雅克?勒高夫著，顾良译：《新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1）．P.45）1946年改版后的《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中所使用的“文明”一词则标志着历史视野的进一步扩大。“我们承认，无论在什么社会里，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信仰乃至精神状态的最基本和最细微的表现都有联系，互相制约。”（ [法]雅克?勒高夫著，顾良译：《新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1）．P.48 ）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正是在批判传统史学观念基础上的写作实践，他在《地中海》第一版序言中有感而发：“这些论著感兴趣的不是浩瀚的大海，而是这幅镶嵌画上的某一块小小的方砖；不是地中海宏伟壮观、动荡不定的生活，而是王公富豪的丰功伟绩和大量的杂闻轶事，它们与我们所关心的强有力的、缓慢发展是历史不可同日而语。”（[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P.5）从《地中海》的内容上看，这里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伟人的历史，而且是所有人的历史；是结构的历史，不单是事件的历史；是有进化、有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图表式的历史；是分析、说明的历史，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无所不包的历史。这种写作模式更为宏观和立体地展现了生动的历史画卷，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历史认识的视野。

b.“总体史”提出的意义“总体史”研究视野的扩展又导致了新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系列变革。首先，它使史料不再局限于书面文献，而是扩大到各种文书、图片、考古发现和口头资料。其次，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又使历史学与其他自然、社会、人文学科的跨学科交叉合作——即与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语言学、心理分析学、数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展开对话——成为必要。所有这些新思维，对于我们从事史学研究都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F.“长时段”提出的意义 以“长时段”认识历史运动中时间因素多元化的理论创见，为实践“总体史”构想找到了有效途径，丰富了历史认识的层次，从而强化了历史学的阐释功能。

a.历史研究中的时间概念 时间和空间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是判定历史运动和历史事物存在的基本维度。当我们把由于人的作为而造成的纷繁的历史事物置于多层次的历史空间中进行考察时，历史时间便会呈现出其特有的丰富性。历史时间的丰富性则意味着历史进程的多层次化，其中的具体对应关系详见下表：

长时段 地理时间 结构的历史 人与自然的关系 历史运动的深层

中时段 社会时间 势态的历史 人与集体的关系 历史运动的中层

短时段 个别时间 事件的历史 人与人的关系 历史运动的表层

在这里，历史着实已成为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历史研究起始于以时间为线索的发生于历史空间中的变化。历史学家首先应该看到这种变化，分清这些变化的层次，进而寻求这些变化的本质和原因。显而易见，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只能在长时段中起作用。“长时段”是历史时间的最高类别，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时间概念，它贯穿于整个人类，它对于每个国家都一样，它不会因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而改变。“长时段”看起来是静止的，作为个体的人在此时间范围内度过一生。这就是历史本身，它缓慢地流逝着，变化着。历史慢慢地在变换形态，并且表现出来。“长时段”比作为个体的人们的社会历史甚至文明历史要长远得多，因此在这个视野中的历史运动就较为容易被考察清楚。这种长期的过程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能够揭示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

b.“结构”的概念 在《地中海》中，布罗代尔引入“结构”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在长时段中“妨碍或左右历史的前进”的“恒在因素”。“对社会的研究者而言，结构意味着组织、一致性、社会实在与社会团体之间一套非常稳定的关系。”（[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蒋劲松译：《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P.808）作者以地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心理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来解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及其在16世纪的兴衰，并以此对地中海历史变化的深层动因进行考察，显见出强大的说服力。由此可见，学会并善于以 “长时段”视野进行思考，也必将会深化我们对于历史运动的本质认识。

G.“长时段”理论的局限 布罗代尔以其卓越的“长时段”理论在当代西方史学界树起一座丰碑，然而年鉴学派却并未因此而裹足不前。因为从来就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作为处于动态发展中的“新史学”，其进步趋势正反映于自我批判与不断创新之中。盛极一时的“布罗代尔时代的理论大厦”也自然回避不了来自各方面的冲击。

a.关于“三分法”第一，历史时间的“三分法”有效地划定了历史认识的层次，但布罗代尔并未真正阐明这三种时段所代表的结构、势态和事件之间的辨证关系。甚至连某些高明的论者也觉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的三个部分似乎是互不相干，割裂开来的。人们看不出总体和局部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的第三部分——政治史与第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它同传统史学有什么区别。”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见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中译本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P. 17—18）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整体史”内在逻辑上的深层裂痕。受其影响，某些历史学家开始专注于特定的“长时段”的历史写作，例如单独借“气候史”来大谈“静止的历史”，而过分强调“静止”则无疑构成了以研究“运动与变化”见长的历史学科的致命伤。提倡“总体史”的布罗代尔《地中海》，却在实际构建过程中为后来出现的、自己所不愿看到的“历史碎化”现象，隐隐约约地埋下了变异的种子。

b.某些具体问题 第二，《地中海》的写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理解或操作上的偏差，从整体上看，即相对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趋势，忽视了历史运动中某些或然因素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强调了具有稳定特性的“结构”与“势态”的恒在作用，忽视了处在急剧变化之中的重大“事件”的特殊意义；强调了“长时段”内事物的渐变与量的积累，忽视了“短时段”内事物的突变与质的飞跃；最重要的是，强调了自然的、社会的、群体的蕴含巨大能量的客观因素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制约，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作为个体存在的具有十分积极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人”的活力。归根到底，这些想法受布罗代尔总的历史观念的影响，他虽然口头承认人类、智慧、道德是进步的，但他接着说：“人们每前进两步，又后退一步，甚至两步。”他公开宣布：“我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见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中译本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P.18）在他看来：“历史创造了人，人承受了历史。”（[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P.93）而由被动的人所构成的无生命的历史，则无论如何偏离了历史学的传统宗旨和发展趋势——即历史学“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也是表达和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行为的一切方面”（[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P.21）的宗旨和趋势。

H.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最后，有必要谈一谈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首先应该指出，年鉴学派的成长，明显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布罗代尔本人即承认：“不管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对历史专业的冲击怎样小，但是，它的渗透，它的诱惑，它的影响，无论如何是多方面的和显著的。……这些影响正在我们专业的许多变化中发挥着作用”。(《史学理论》圆桌会议综述：《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史学理论》，1987，（3），P.9)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虽然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仍是一种“长时段”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似乎很难穷尽历史实在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使用了代表年鉴学派一项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地中海》重视研究在一定社会中生活的普通人的做法也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