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前两次课程，我认真阅读了《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北大的探索》和《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理论和方法》两部作品，对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发展历史、发展前景有了更深的理解。

首先是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上。由于我自己是政治学国际政治方向的学子，因此有必要对以上学科进行区别，以免在日后的研究中出现混淆的情况。

先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区别，理论上来说国际关系包括国际政治关系、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文化关系等一系列内容，整体的覆盖面要更宽广，而国际政治则基本只限定于国际政治关系，其研究的主要出发点是政治。二者区别不大，但仍然存在一定不同。

而以上两本资料中对于区域国别学的定义则是从历史、语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等视角对某一特定区域或者国家开展的研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来看，区域国别学无疑是与国际关系学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但是细分下来，区域国别学更多侧重于某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专业性研究，涵盖了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而国际关系研究则重点关注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从这个角度看，区域国别学的范围比国际关系还要大。

除此之外，区域国别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不足，仅以国际关系学举例，现有的国际关系学理论的三大研究范式都属于宏观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其理论的出发点都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是国家之间存在的霍布斯文化，整体的视角是宏观的，这当然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程有一定关系，想要建构科学的理论，就必须对现有国家间的互动行为做出规律性总结。

因此，只有从宏观层面开始理论建构，才能最大程度实现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发展。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帮助国际关系学从一门新兴学科成长为一门科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发展路径很快就暴露出了问题，这集中体现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上。由于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过于强调科学化和规律化，但是国家行为本质上又是由人或者国家决策层所决定的，因此这些以宏观视角为出发点的研究范式很快就出现了解释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进行调整。而后续发展的范式诸如新古典现实主义虽然增加了个体视角的分析，但是这种理论更多是对于现有国际现象的一种解释，而不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国家互动行为进行归纳和预测，不具备普适性和规律性，仍然存在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为社会科学理论提供至关重要的微观研究和深度研究，任晓教授认为区域国别研究能够为社会科学提供一定来源支撑，推动宏观、深邃的理论建设。

其次是在研究方法的演进上。区域与国别研究从诞生至今，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以二战为节点，二战前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是基于人文学科方法的研究：以对象区域与国别的语言训练为基础；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高度重视对象区域或国别的历史，重视本土资料的收集与解释；基本采用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然被视为区域国别研究与其他学科区分的关键特征。而二战以后，受到国际关系学科科学化发展趋势的影响，区域国别学开始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所使用的比较方法和量化方法，尤其是量化研究方法，虽然不像国外的国际关系学界那样占据主导地位，但近年来也取得了巨大进步。

在研究现状和前瞻上，通过阅读我了解到，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各个高校国际关系学院中的分支，另一种是高校建立的独立性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简单来说，第一种机构更倾向于对象国的外交和政治领域研究，但是对于研究对象的历史、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掌握则较为不足，而第二种则在研究对象除了国际关系学科视角的领域有深入把握，但是在外交、政治方面缺乏研究。

任晓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国别区域研究出现了研究与学科视野分离的情况，二者不能结合在一起，致使区域国别研究变成了更为狭小的区域研究圈层，这阻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在解决方法上，任晓教授认为应当进一步建立较为实体性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建立区域国别研究平台，重点是要将不同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力量进行统合，形成研究合力，共同推动学科建设。

而钱乘旦教授则认为，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区域国别学没有形成一种科学统一的理解，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仍然局限于某些固定的角度和框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四个方面，但是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内涵和研究要求来看，这种固定的视角是无法将某一个地区或者国家了解透彻的，因此钱教授认为未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学应该转变认知，开拓视野，全方位、多角度的进行知识积累，形成一套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真正理解区域国别学的意义。

对于中国来说，区域国别学是一个“新面孔”，因此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对于整个学科的建设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钱乘旦教授认为“通才+专才”是区域国别的人才培养目标，所谓“通才”是意味着对某一个地区或国家应该有全面的了解，而专才则意味着对研究对象和某一个领域有着深入研究。

而在人才的素质要求上，钱教授认为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具备地区知识，尤其是学者研究地区的相关知识，必须应知尽知；其次必须精通专业知识，至少要精通一个专业领域；再次，区域国别研究有确定的语言要求，因此必须具备当地语言能力；最后，需要有当地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必须深入研究对象的地区长期生活。总而言之，区域国别学对于学科人才的要求远超其他专业，仍然任重道远。

最后，在结合自身研究方向的基础上，我对于中美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北京大学朱文莉教授认为中国的美国研究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78年-1999年的奠基时期、1999年-2009年的拓展时期和2010年以来的沉淀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的美国研究从无到有，大量研究美国的书籍得以引进，除此之外，一些美国学术界具备独特视角与观点的论著纷纷被引进，带动了中国对美国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多元化与科学化。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学界的美国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各大智库和研究机构也纷纷设立美国研究分支，这使得中国的美国学研究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第三个阶段，中国的美国研究在人员队伍，研究机构等方面变得更加完备和稳定，保持了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的双丰收。在研究热点方面，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美国研究更加集中于单机霸权、宪政与司法、新保守派、战略收缩这几个方面，新冠疫情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决策机制、政治极化等问题的研究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综合来看，中国的美国研究仍然存在很多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首先是在美国研究的政治方面，当前中国学者的研究领域仍然局限于美国中央决策层，而对于美国的地方政治的了解和分析有所不足；其次是在经济领域，过去数十年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是这种情况却并未反映在区域国别研究上，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经济学助力还有所不足；再次在美国的基础数据资料收集上，尚未建立一个完备的、实时更新的数据平台，从我个人日常进行的研究活动来看，所有关于美国的数据来源仍然以美国方面的官方网站和数据库为主，这将给中国的美国研究带来很多不便；最后，使用新技术手段和社会对话的渠道尚待更新，当然这与两国日益低迷的关系也有一定关系，结果就是导致严谨的学术结论和大众舆论很难相结合，整个舆论场上对于美国的偏见、谬误到处流传，情绪宣泄开始逐渐取代科学研究，这无疑不利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美国议题的未来发展，这需要在未来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寻找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