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广州象城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李睿，广州象城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李楚欣，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通讯作者芮光晔在《规划师》2020年第15期撰文，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是广州历史城区内唯一同时具有岭南历史城市、乡村价值与特色的街区，现存遗产内容多样、特征多元，当前面临以保护为出发点的新一轮城市发展压力，需要建构街区保护的多元共识。文章采用城市历史景观(HUL) 视角，以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为例，探讨新时期基于“动态层积”“整体关联”“真实性传达”“能力建设”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方法创新。

[关键词]城市历史景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方法；动态层积；整体关联；真实性传达；能力建设

[文章编号]1006-0022(2020)15-0066-07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李睿，李楚欣，芮光晔．城市历史景观(HUL) 视角下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方法研究——以广州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规划师，2020(15)：66-72，85．

引言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三级保护层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容纳人们日常生活、形成城市多元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单元，是城市集体记忆的基础载体，也是历史城市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突出普遍价值的重要体现。自1982年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建立以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最初保护“古建筑或建筑连片地段和街区”扩展到保护“本体及其整体风貌、特色”，进一步发展为按照详细规划的编制思路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再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条例》(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2012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年) 的颁布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2018年) 的修订，最终确立历史文化街区的对象认识及其保护规划的体系。然而，“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起源于对“纪念物”的保护，其保护规划编制方法与以指标为导向的详细规划( 法定规划) 相适应；面对变化的社会环境，街区保护的外延及保护实践的手段仍需要不断探讨和扩展。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颁布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HUL) 的建议书》，提供了一种平衡当代城市遗产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方法。HUL全称为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目前我国关于其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国语境下保护理念和方法的探索上，包括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遗产路线保护方法、城市风貌的高度控制及城市设计方法探索，城市管理方面的经验研究，以及关于遗产价值判读和历史地景复原等。本研究是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城市历史景观的视角，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方法为研究对象提出基于“动态层积”“整体关联”“真实性传达”“能力建设”的规划编制创新方向，从而有效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一

“HUL”的概念与方法：“活的遗产”整体保存

地理学意义上的景观方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威尼斯宪章》(1964年) 出现了针对“环境”的遗产概念；《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 将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共同纳入国际性的保护对象；1992年“文化景观”被纳入《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使得“景观”概念正式进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为“HUL”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2005年为应对世界文化遗产维也纳历史中心的建设，颁布《维也纳备忘录》，直接催生了“HUL”这一保护概念，但此时还仅局限于对物质景观保护的层面。此后，UNESCO针对HUL的定义和方法召开了9次专家会议和专业工作坊会议，《将城市历史景观纳入〈操作指南〉的报告》(2009年)首次提出“城市历史景观方法”，使“HUL”的概念兼有了方法或方法论的内涵。最终，在《关于城市历史景观(HUL) 的建议书》中，HUL被定义为：文化、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其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其地理环境。上述更广泛的背景主要包括：遗址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特征；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建成环境，地上或是地下的基础设施，空地和花园、土地使用模式和空间安排、感觉和视觉联系，以及城市结构的所有其他要素；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做法、价值观、经济进程，以及与多样性和特性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图1) 。

图1 “HUL”的概念发展与相关国际文件的发布、实践历程示意图

HUL的提出，标志着城市遗产从“历史纪念物”到“社会综合体”再到“活的遗产”的这一重大转变。它强调从整体的、跨学科的角度对处于动态变化中的遗产资源的包容性管理，它的基础是对自然和文化、有形和无形、国际和地方价值的分层及相互联系的认识、确认。HUL不仅是理解历史城市的一个新视角，还是一种方法：作为一个视角，它扩展了人们对历史环境的理解，帮助人们识别使城市与众不同的复杂元素，并创建属于城市的地方感和身份感；作为一种方法，它提供了包含6个关键步骤和4个工具的具体实施指引，通过应用一系列适应当地环境的传统和创新途径，为在整体可持续发展框架内整合城市保护提供基础，也为规划编制提供新

的、更全面的认识观与方法论(图2)。

图2 HUL的6个关键步骤和4个工具示意图

二

HUL视野下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框架创新

目前，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的主要技术依据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年)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50357—2018)，出发点是“底线保护”，即拟定街区保护的基本框架。在“底线保护”及各地方标准的基础上， 以HUL视野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有助于回应快速发展、复杂多变的街区具体保护问题。

（一）

价值评估与保护内容的扩展：“动态层积”的历史与未来

传统街区的价值与保护内容的识别遵循突出普遍性原则；保护内容以文物古迹为基础，主要保护视角还是传统上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视角。基于HUL视角对历史文化街区价值与遗产的“动态层积”进行理解和识别，依托街区现存物质环境，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扩展。对“过去”的理解，需要回溯街区的整体环境史，尝试解析人们如何在历史过程中通过生产、生活与社会文化活动累积影响、改造自然环境，从而产生了具有保护价值的当代景观。这里的景观不只是街区的环境，还包含具有保护价值的建(构) 筑物，具有兼容性的差异共存风貌，以及形成这个景观过程中的文化传统。对“未来”的理解则是为了复杂和处于变化中的城市街区提供不同强度的街区保护与发展要求或建议，以确保街区未来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是保持并延续街区历史价值和多元文化脉络的。

（二）

保护范围、保护措施、管理规定的弹性与关联：“整体关联”的系统

对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思路指导下的街区保护规划编制，从规划技术路线和规划管理对应的角度考虑，通常希望在其保护范围、保护措施、管理规定之间形成较强的对应关系，使保护措施指标化、管理规定法定化。“保护”，容易被理解并定义成对“发展”的限制措施。HUL倡导采用有差异性的“整体关联”保护方法，强调将保护范围、措施与管理规定所形成的法定框架，与基于街区发展和城市设计手法的“历史城市结构与形式的特点和意义所体现的价值”相融合，作为保护规划的核心内容。因此，可以将这种方法理解为一种技术机制，以适应街区内不同片区的特点及不断变化的发展需求，最终的目标依然是提升与延续街区整体景观价值，而不只是简单控制发展和建设。

（三）

优秀文化保护展示的真实性：文化传统的研究与“真实性传达”

传统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下的传统文化往往与物质遗产的留存深度关联。当代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产业、社会与文化结构快速转变，导致传统文化与物质遗产之间的关联性不断被削弱，而既往的保护规划也难以对其实质内容提出具有较强实施性的保护措施，多数规划仅仅停留于保护文化传统的符号化传承。HUL 强调的文化传统与物质遗存之间的关联性，有助于在街区规划中采用网络化的结构来真实表达历史变迁、思想观念、文化构成和传统习俗在一个复杂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层积共生”。建议通过参与式的调研及规划方法，记录信息和与地方居民达成文化价值认知的共识，从而一方面呈现这种“层积共生”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促进地方认同与文化传承。

（四）

发展规划与实施保障的制度化：HUL工具运用与街区“能力建设”

传统街区保护规划中，为保障街区的未来发展与促进规划实施，在编制时通常需要强化与法定规划及相关规划的对接、强调面向实施的项目库建设及设立街区管理机构，这个思路主要来源于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展示与管理架构设计。而历史文化街区面对的价值与保护主体更为多元，为尽可能涵盖街区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应对不同主体的价值表达与发展诉求，需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从法定文本编制到指导实践跨越制度和物质的多层次关系。基于当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实践利益相关方的数量增长、行动承载的意义和价值类型增加、管理者与专业者在保护行动中的角色多重化，HUL提供的4 个工具是解决街区保护规划实施问题的有效方法，其核心是建立面向多元共识的协商机制，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与经济发展路径(图3)。

图 3 基于HUL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框架与方法创新示意图

三

广州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实践

广州地处南北融通、中西交汇的位置，在两千多年城市建设中城址基本不变，历史层积丰富。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广州历史城区最西端，与多宝路、宝华路、昌华大街等典型的西关城市型历史文化街区相接，包括荔湾湖和逢源大街两个价值与风貌差别较大的历史片区，保护范围为51.94hm²(图4)。该街区位于广州历史城区与郊区的交汇处，是物质文化遗产较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丰富、非遗活动延续性好的历史文化街区。由于街区历史格局形成背景时间跨度大、风貌特色差异大、保护对象多元复杂、保护内容混合程度高，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所采用的“底线保护”方法无法完全覆盖街区的需求。因此，在衔接国家及广州相关文件的基础上，采用HUL的视角研究有利于更全面地指导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

图4 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范围示意图

（一）

基于“动态层积”的价值评估与特色识别研究

由于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景的变迁呈现多元、复合的空间形态，引入HUL 的“动态层积”方法，在街区价值评估中同时梳理共时性遗产现状与历时性景观风貌的时间逻辑和空间特色，有助于从环境史、景观史与文化史等学科角度确立街区的价值保护共识。

1.街区历史地景“动态层积”的识别过程

在保护规划编制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历史地图的整理及城市形态学分析，对该街区最重要的空间层积进行了识别，并按价值类型和时间沉积两个坐标进行梳理，得出如下结论。

(1)1840年以前：从自然沼泽到西郊园林。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处于珠江干流进入广州市区前、后航道分叉处的特殊区位，因地势低平、河汊纵横导致低洼处积水成沼，自古就有“半塘/ 泮塘”之名。有历史记录的人工水利工程始于唐末，南汉昌华苑、刘王花坞等皇家园囿与元代御果园等大型园林据载均修建于此，并以遍植荔枝得名“荔枝湾’。宋时兴建主祀水神的仁威庙；至明代，“荔湾渔唱”成为当时“羊城八景”之一，更有“千里红云，八桥画舫”的描述，以林苑为主的自然景观转而成为依靠水系而兴盛的人文景观。

(2)1840～1912年：水乡聚落形成，城市化开端。街区内的泮塘村至清代已形成以泮塘直街为轴的乡土聚落。清末随着广州一口通商，城市化自十三行地区向外辐射，街区成为最早出现城市化的地方。在荔湾涌等主要水系周边，在原公共园林基础上开始出现大片私人庭园、别墅，以唐荔园、海山仙馆最负盛名。

(3)1912～1949 年：居住建筑大量兴建，风貌基本形成。粤汉铁路开通后，街区西侧的珠江岸线基本稳定，进一步刺激西关住宅区向西发展，形成现逢源大街片区的“西关角”区域。泮塘周边的沼泽被开发为大片水塘，种植马蹄、菱角等水生作物。荔湾涌周边的私人园林地块被进一步切分，成为广州近代政商名人兴建私人别墅的重要区域之一。

(4)1949年～20世纪80年代：荔湾湖公园兴建，街区向工业化方向发展。1955年荔湾湖公园的兴建对街区价值、风貌的确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荔湾湖畔的标志性建筑—泮溪酒家于1960 年建成。随着中山八路等重要城市干道的开通，街区功能开始从景观、农业生产与居住转向工业，河涌萎缩，地景发生较快变化。

(5)20世纪80年代至今：城市化进程加快，荔湾涌的治理与景观恢复。20世纪80年代街区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大量农田、水塘被填土作为建设用地，1985年前后荔湾湖至多宝桥的水道被覆盖，1992年泮溪酒家至逢源桥一段水道也被覆盖，以水为代表的历史地景基本消失，沿中山八路开始出现高层住宅和批发市场，荔湾湖周边的城市天际线被破坏。2003年泮塘路的开通，将泮塘村一分为二，泮塘村旧村改造项目启动，街区内批发业兴起，社会结构变动剧烈。2010年，荔枝湾涌通过开展景观提升项目恢复了河涌，开启了新一轮以“特色保护”为基础的城市更新过程(图5)。

图5 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格局分析图

2.街区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总结

通过对街区历史与遗产进行“动态层积”分析，辨识不同主题遗产资源，提炼出以下历史文化价值特色，并以此作为基于“整体关联”的保护框架、保护内容的认识基础。

(1) 环境史维度：以湾成沼、以沼成涌、以涌成田、以田成湖的价值。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是广州西郊自然环境在历代人工作用下形成当代环境的突出代表地，反映了由湾成沼、再成涌、后成田的环境变迁；20世纪50年代荔湾湖的兴修，亦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城区人工湖和城市公园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2) 景观史维度：皇家园囿、园林公馆、西关大屋、岭南水乡的价值。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是广州历史上传统城市与乡村文化景观层积的突出代表地。现存遗产包括早期的水利和园林遗址、明清的城乡聚落、近现代的建筑遗产及非物质文化传统，突出反映了广州名城的文化景观特色。

(3) 文化史维度：城乡二元、非遗延续、文化兴盛、诗词咏怀的价值。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留存的文化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包括代表城市生活与产业的传统( 如粤剧、木偶戏、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等)，还包括广州西郊乡村习俗式的文化节庆(如仁威庙北帝诞、泮塘村龙船景、采青、舞龙舞狮等)。同时，在街区河涌上的“游河”是广州历史上重要的市民活动和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荔湾渔唱”自明代起就一直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得到历代名人的诗词咏怀(图6)。

图6 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动态层积”分析图

（二）

基于“整体关联”的保护框架、内容与措施

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街区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呈现出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维度的特征，尽管已经碎片化，但片段之间仍存在社会、经济、文化、空间上的关联。保护规划的编制在“动态层积”的资源梳理与价值识别的基础上，重新整合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受水系切割形成的各个地块，根据其特色划分风貌片区，以历史水系、传统巷道、非遗活动线路梳理、强化街区保护结构，建立点、线、面多层次复合的“整体关联”保护系统。

1.“面”——基于特色风貌底色的差异化保护

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特色差异大，保护规划除划分保护区划并制定有梯度的保护要求外，还重点按街区内各片区传统建筑特色划分了荔湾湖公园风貌区、传统乡土聚落建筑风貌区、近代西关民居风貌区、中西结合式传统骑楼建筑风貌区和岭南现代建筑风貌区五大风貌区( 图7)，并依据不同风貌区的传统建筑形制研究制定差异化的保护措施，包括建筑高度控制、特色风貌保护、景观与视廊保护等(图8)。

图7 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现状特色

风貌分区分析图

图8 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建筑高度控制图

以街区风貌控制最为核心的建筑高度控制措施为例，主要做法是：以荔湾湖及荔湾涌水系景观作为高度控制的主要依据，采取了分区域、多层次的控高模式；荔湾湖公园风貌区、近代西关民居风貌区及骑楼风貌区现状建筑高度多为3～9m，个别建筑现存高度为12m；乡土聚落风貌区多为6层、18m以下的多层或低层建筑；但在周边与城市道路衔接的部分地块，也有许多8 层、24m以上的中高层建筑与高层建筑。因此，保护规划依据现状条件，在维持保护建筑及现状建筑高度不变的情况下，制定了“9m—12m—18m—24m—30m”的梯度式控高措施。尤其是传统街巷沿街建筑的控高，还需结合景观视廊的控制要求，按照“街道宽度大于等于15m，采取30°控制视角，街道宽度小于15m，采取45°控制视角”的方式，在保护传统街巷的视觉效果的基础上进行精细化的高度控制，以使控高措施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更贴合人的观看尺度，从而塑造从荔湾湖景观风貌区至周边现代城市区域的天际线。

2.“线”——基于结构与路径的串联式保护

通过“动态层积”的研究和历史价值评估，认为街区历史上的3条河道—西关上支涌、荔湾涌、昌华涌所形成的“T”状水系既是历史文化脉络，也应成为街区未来的空间支撑。保护规划提出以水系为第一层级的空间规划结构，在空间上串接街区内的不同风貌片区，在社会结构上连接城乡居民从古至今的业态和生活；由街区内的主街形成第二层级的保护结构骨架，包括保存完好的传统麻石街巷和近代骑楼街；生活性的街巷则构成街区保护第三层级的脉络，最终形成整体保护网络。

针对历史水系，规划提出水道连续性、景观视廊控制、跨水道设施的隐蔽要求等具体措施和风貌指引，尤其强调水面、驳岸和沿岸绿化应作为城市设计要素保护并强化其连续性，包括空间的连续性、材料的连续性及视觉的连续性等。而针对传统街巷与骑楼街，规划主要对如何延续铺装、街巷界面、天际线、街巷招牌广告、植栽等线性元素，尤其是街巷的首层檐口、入口节奏、招牌悬挂方式等最能保护并体现街区特色的线性元素，提出具体的保护措施。

3.“点”——法定遗产与非法定遗产的网络化保护利用

文化遗产点作为保护体系中的微观组成层面，是最容易被感知的呈现要素。除了法定保护建筑外，保护规划重点对作为历史环境背景的传统建筑及作为风貌提示的建(构) 筑物，在法定分类保护标准基础上提出了特色保护利用要求和指引。首先是整体上确定了法规规定下的“修缮、保留、整治”三大原则；其次，面对不同价值的建(构) 筑物，具体提出了面向建(构) 筑物整体、沿街立面、平面布局、主体结构、特色构件、特色材料装饰和部位分层次的修缮、保留或整治要求与指引。例如，从保护的角度，需要对文物及历史建筑进行整体保护，列明具有风貌指引价值的布局、立面、构件等；对于传统风貌建筑，需要针对沿街立面和特色构件进行保护，并鼓励对建筑内部进行符合现代功能的改善；对于一般建筑，主要从特色材料和部位进行指引，要求其保留特色材料的历史记忆；对于风貌不协调的建筑及已经有建设动力的区域，提出分栋保护整治指引(图9)。

图9 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建( 构) 筑物分类保护整治措施图

除了分类分级的保护整治措施外，针对街区建筑的发展和活化利用，保护规划还对范围内建筑的使用功能兼容性进行分类规划。根据保护发展需要、建筑现状及周边环境，将建筑物功能兼容性依照其所在地块的用地性质，分为3类进行管理控制，包括无兼容性的设施、可兼容公共服务的设施、可兼容商业及公共服务的设施(图10)。

图10 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物兼容性分类管控图

（三）

基于“真实性传达”的“水”文化线路展示利用规划

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是广州近郊水环境改造、水文化形成的代表区域。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荔湾湖人工湖水利工程奠定了街区当代水系，而随后的工业化发展导致水环境剧烈变化，河涌网络萎缩乃至被完全掩盖，原有的农业生产模式先后转变为工业生产、商业贸易模式，导致非物质文化传统逐渐消失。2010年随着河涌水系的整治与恢复，基于水文化的传统民俗活动，包括春节水上花市、三月三北帝诞的北帝巡游、五月五龙舟鼓等，也陆续在街区开展。

为核实哪些民俗活动是真实传达了历史传统，以避免新节庆活动对历史信息的错误传达，规划采取参与式调研的方式跟踪记录了三月三北帝诞、五月五龙舟鼓节庆时，围绕水展开的传统仪式规程与仪式空间，确定了以历史上的三官庙、文塔、仁威庙、四约码头、涌口作为核心的文化活动空间与其他一般性公共空间进行差异化发展的规划定位(图11)；通过记录社区内部与外部在开展文化活动时利用内外河涌产生的互动关系，明确以荔枝湾涌、泮塘五约大街作为水、陆文化主要线索，以传承历史仪式空间的结构网络、序列与差异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轴线；通过辨析非遗空间的日常与节庆的二元属性，规划了公共空间的多功能使用预留区，既为节庆时期容纳大规模活动提供可能，又避免日常时期的空置。

图11 五月五龙船鼓的传统仪式空间分析图

（四）

基于“能力建设”的实施保障机制规划

由于街区内社会结构复杂，既有公园、博物馆、医院等公共事业单位，也有泮溪酒家、西关古玩城等私营机构和小型商户、租户，街区居民和数量众多的游客也是本街区利益相关的共同主体。在保护规划编制中，倡导形成保护发展共识与尊重不同主体的多元诉求，成为保护规划从文本到实践的重要保障。

规划编制从建立多元协商的保护机制目标出发，将参与式规划方法引入编制的全过程。首先，在调查阶段全面走访街区内的不同主体并提取其关注的问题，再整理成问卷开展抽样调查，形成多元的价值诉求结论。其次，在规划研究与编制阶段进行居民口述史调查、长时间跟踪地方日常与节庆活动，挖掘和确定街区历史价值、保护内容，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再次，在规划文本中明确列明“保护涉及到文物、规划、建设、国土、房管、园林和环保等多个部门，应建立规划管理联动机制，完善政府部门协作机制，形成行政合力”，建议“建立街区总规划师及专家组制度、完善规划信息平台建设，在街区整治工作中引入‘社区规划师’，引领社区保护与公众参与，倡导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在规划实施阶段，规划团队连同地方相关部门探索社区参与管理模式，对公共空间开展参与式设计、参与式施工组织；成立“微改造共同缔造”委员会，推动保护规划落地。

针对该街区的核心保护问题及风貌管控实施，规划规定“在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审批前应由审批机关组织专家论证，并将审批事项按照《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2013年) 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同时，划定了不同风貌区的风貌控制试点，建议采用以试点代替统一整治、引入“以奖代补”政策及提倡街区风貌控制协商等措施，最终自下而上、从文本至实践获得街区各保护主体的支持。

四 结语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文本不仅是技术文件，更是一种法律文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文本除了建立街区文化遗产空间保护的框架，在规划实施层面还承担了接续街区文化脉络、影响社会文化生活秩序的功能。面对复杂多变的街区发展诉求和城市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必然会从“底线保护”走向多元化保护；作为街区保护基本框架和文本的保护规划，其目标也是促进不同保护主体在实施层面通过协商达成共识。

在城市历史景观视角下，将适应街区发展的保护政策加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文本中，把遗产的维护、管理及活化利用战略纳入地方发展计划中，可以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方法的一种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