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殊途同归的父辈

朱汐女士的父亲刘禹轩先生（1926- ）和我的父亲孙念久先生（1931-2015）于1958年初分别在青岛、济南被宣布劳动教养后，先是被发配到荒无人烟的莱州湾寿北清水泊，次年被转往鲁中王村附近，成为新成立的劳教单位山东生建八三厂的“元老”。解除教养后，刘回到青岛原单位，继续做带“戴帽右派”；孙则留厂重新就业，转为“二等公民”（“二类人员”）。他们虽然曾有过共同熟悉的友朋，但彼此并不认识，尽管在那非人的历史时空里或许于数万名负轭而行的囚徒中邂逅过。

几年前，作为“黑二代”（或曰“难二代”）的朱汐和我联系上了。她正在整理其父母留下的文字记录，并不停地走访父辈难友，务求多重印证。她数次实地追寻他们落难的足迹，如依旧荒凉的清水泊——那里有许多匆匆掩埋的冤魂，当然还有八三厂——这里有我幼时的记忆，是我近年来断断续续在做的一部父辈劳教口述史的故事发生地。

朱汐姐邀我为她父母在1958-1962年间的书信集《五七两地书》写点东西。我有些踌躇，接触这类题材的心情是沉重、压抑的，这也是我那部口述史迟迟未竟的一个原因；但我义不容辞。家父留下题为《人·鬼·囚》的自传，主要内容为在八三厂的经历。王村比邻蒲松龄的故乡，三个多世纪前，这位落魄的乡村塾师虽然孤贫，却可以自由自在地杜撰神怪灵异，浮想出一幅幅天上人间仙景，而朱父、家父这帮知识分子囚徒则在思想和人身的枷锁下演绎鬼的故事，救赎加在他们身上的深重罪孽。

2014年夏末家父被诊断出胰腺癌后，作为“离休”干部，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生命延续了近两年的时间。但这最后的两年里，他的情绪波动不定。他本来一生颇为刚强，1978年初平反前夕还赋诗：“壮士可杀不可辱，归天再做百年囚。”客厅里长年挂一大字“直”；对联为：“生平只写一字直，到老不倒发一根。”但他在人生最后时光里常出现惊慌的症状，甚至表现在通过服用抑制性药物而出现精神恍惚状态之后的胡话、梦呓里。这其实是近一个甲子之前就埋在心底深处之恐惧的本我流露；他终其一生都没能进入“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状态。他清醒的时候，几次嘱咐我要把他的自传和我的口述史付梓。

世事无常，生命脆弱。2015年8月中旬料理完父亲丧事后，我决定马上去青岛访问刘禹轩先生；与朱汐姐也是第一次会面。和家父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鲁迅”式性情不同，年届九旬的刘伯伯表现出旧式浪漫才子的敏捷和活泼，洋溢出诗情画意、风花雪月的民国闲雅遗风。交谈多在一种平淡的气氛中进行，但有两次谈到妻子惨死时，他动容道：她是圣母！

高中时期的刘禹轩（第一排左三托腮者）和朱文蕙（第一排左六穿黑衣者）和学校剧团成员一起合影

从清水泊到八三厂

刘伯伯和我父亲这代人在旧社会长大，在新社会立业、成家，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段；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国家和社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朱汐整理的《五七两地书》是两位主人公——丈夫刘禹轩（“轩”）和妻子朱文蕙（“蕙”）在轩四年劳教期间的通信。两地书中还有两位小主人公——他们的女儿“汐”和儿子“汨”。通信内容还涉及其他人，包括亲人、友朋、同事、难友、管教人员等。朱汐按照时间顺序，摘抄轩的日记及诗词的内容，以佐证、补充双方的通信，取得故事完整和情节持续性的效果。

这四年并不是两人第一次长久的分离。自从他们成为恋人后，在1940年代末的政权交替的战乱之际也曾分开过，但两人鸿燕传书，直到蕙在新政权确立后来到轩工作的青岛。他们1948-1952年的通信（前溯到1946年）成为朱汐编辑的《宁青两地书》的基本内容。

根据汐的介绍，自己父母虽然出生地、背景不同，但都来自比较优裕的家庭，受到了很好的童稚教育。然而，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国破家亡中他们都加入了逃向西南的难民潮流，颠沛流离。

朱文蕙14岁时在苏稽女中加入抗日童子军团时所照

蕙姐妹四人全进了“战时难童保育会”属下的保育院，后又升入流亡中学，衣食、教育免费。山河残败，前线的战士在流血，在牺牲；后方的幼童、少年、青年却可以读书，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可以谈恋爱。轩和蕙就是在收拢沦陷区学生的国立六中相识、相爱的。在他们青春勃发的老照片里，看到的是纯洁、高贵的眼睛。他们继续着千百年来中国知识精英所享有的特殊地位和待遇。轩后来就读中央大学英文系；蕙进入金陵大学学习植保专业。

从左至右分别是刘禹轩小学时、初中时照片

左：朱文蕙在金陵大学照；右：刘禹轩中央大学毕业照

抗战之后又是内战。终于，这群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带着骄傲和自负，怀着憧憬和抱负，迎接和平，进入新生的国家里，尽管懵懵懂懂。他们曾是群被宠坏的孩子，崇奉精神上、人格上的独立、尊严，依次衍生出家、国、天下情怀。即便后来受到政治运动和社会形势的牵动和遏制，这种情结时隐时现，即便扭曲、消损，却难以湮灭。

轩毕业后到青岛教书，后来阴差阳错地成为新政权的接管人员，这个“幸运”使得他晚年得以享受离休的待遇。轩在1959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到他所在小组：“填教养人员登记表。十一个人只我一个是右派，其余都是历史反革命，但如颜振教所说的，右派是现行反革命，有什么可以自认为特殊的呢？”类似地，家父所在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1957年的“反右”整肃中，被划为右派的基本上来自解放区，而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则大都成了历史反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轩和蕙互相鼓励，如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入党成为思想进步的标尺。蕙来到了青岛，这对年轻的恋人结婚成家，不久就有了一女一子。蕙响应党的号召，在工作上总是选择“下乡去”，痴心于专业；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点。轩发挥他的文艺创作才赋，在1956年调入青岛市文联，而这正是“阳谋”引发的大风暴袭来的前夕。

1956年4月12日刘禹轩与朱文蕙结婚四周年全家福

在1957年早春 “百花齐放”的大鸣大放中，刘禹轩提议确定“宪法节”——这种理念本是常识，但时代变了，已经容不得常识。青岛市文联编辑部15人中挖出了8名右派。

年少轩几岁的家父威海中学肄业，在内战期间参加解放军。战后转业，在新建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新闻工作者。对鲁迅批判人格的认同，加之来自解放区的优越感，使得其早在1955年与家母新婚不久，就在“胡风集团”为导火索的全国性整肃中初陷劫难。继而在1957年，被冠以比“右派”更为严重的罪名：“反党分子”。

于是乎，这两位分在青岛与济南的知识青年，殊途同归，命运产生了交集：被劳教，从清水泊到八三厂。在“思想改造”的名义下，经历了“改恶从善”的生与死的炼狱岁月。不幸中幸运的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后代，又活到耄耋之年。而他们的多少难友死去了，死因多种：饥饿，事故（家父曾在挖井塌方中被砸昏，后来被机器截断一节手指，还有几次侥幸躲过的事故），不正常的疾病，自杀，被升级为极刑。还有1970年代末“平反”后因在八三厂受到废气污染而患上不治之症的不少人。家父在自传里讲到：他们“创造出了许多人间奇迹，被当地群众视为真正的藏龙卧虎之地，他们说这些人都是替咱老百姓说话才来这里受罪的”。

改造期间的家书与日记

被劳改、劳教的不仅仅是“右派”，还有“反党分子”、“历史反革命”等形形色色“敌我矛盾”中的坏分子、“人民内部矛盾”中需要被强制改造的人。与行之已久的规范的劳改相比，借助体力劳动达到“教育”目的的强行性劳动教养没有硬性的时间规定，随意性、人为因素大，而且各个劳教单位的实际情形也不尽一致。

轩在劳教之初就对自己和“同学”（劳教人员不能互称同志，只能叫同学）的“罪”十分清楚。他在1958年9月7日的信里这样写道：“我们这里受教养的都是一些罪人，虽然犯罪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大家都存在着最基本的问题：立场问题，需要改造思想。”在两天之后的日记里，他记下自己剃光了头发，以诗名之：

去吧，“受之父母”的头发，

离开这一个罪恶的躯体。

既然生就了一个丑恶的灵魂，

我还有什么面目用你来装扮自己？

家父自传里讲到早在清水泊繁重劳动之余，每晚两个小时“批评与自我批评”，系管教干部：“以夷治夷”（或曰“群众斗群众”），“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毁性改造战术”。

思想改造不单单是个人的事。对身在囹圄的人，来自爱人、家人、亲人的关怀，相互的牵挂、不舍，往往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冀和动力。这在轩，还有家父的身上得到体现。

轩劳教之初，1958年10月蕙新怀上的孩子不得不人工流产。几乎在同一时期，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胎死腹中。

轩与蕙在通信里，互相安慰，当然是报喜不报忧。轩总是说：“我很健康”，“我很愉快”，管教干部很关心……轩在劳教期间从来没离开过王村，尽管后期似乎可以请假探亲，但他缺少勇气以“戴罪之身”见自己的亲人，尤其是两个年幼的孩子。记得家父说道，自己每次从八三厂回家探亲，家母常抱怨我和弟弟的调皮。他大都不忍责怪。偶尔厉声发火，离开的路上总在流泪。

轩与妻子的见面就是蕙在四年里的三次探访，还有几次因为临时变故而取消，可从通信和轩的日记里大体上复原。蕙每次的到来，包括之前与之后，包括未竟之行，都在轩心里引起一段时间的波澜。轩在日记里，记下了每次在妻子来探亲问题上的反反复复的心理纠结：既渴望，又怯切。所以，他在信里的措辞上既咬文嚼字，又闪烁其词。轩数次在日记上写下想起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里那句著名的话：人们啊，我爱你们，可你们要警惕啊！如他写下的这么一段：“现在这样的见面，我不愿再有。因为我们当中还存在着鸿沟。这一天一夜，我们不过是见见面，不是团圆，不是过家庭生活，因而像在宋家庄那一次一样，我们还有夫妻的关系，但却不象夫妻……”

家父在妻子探望问题上与轩的矛盾心理是相似的。他回忆家母的一次“探监”：“记得有一次，我的爱人来探监，住了3天，她根本就没有看出我的模样倒底黑瘦到什么程度，因为每天只有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可相会。而这几个小时对于我，则是生死攸关的睡眠。”家母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车上邂逅一位也去八三厂探夫的年长女性。她问家母是不是探望自己的父亲。得知也探望丈夫时，长者好心地劝说道：我们年龄大了，没办法；你没孩子，何必把青春给搭上？！除了与妻子的通信，轩断绝了与所有亲朋的联系，其中最为心痛的不仅仅是无法尽孝，而且连对父母的最普通的人伦之情也无法表达。他从蕙的几封来信中的蛛丝马迹里揣测父亲是否在世，但又怯于直接问询和表达。轩思念父母，只能在日记里表露。

轩的手稿

劳教期间的信件受到管教人员的检查，他们其实掌握着劳教人员生死予夺的权力和权威。不难理解轩在1962年1月31日写的一段暗喻两者关系的意味深长的话：“今天大队长又亲自来看我们，看到我们都容光焕发，他老人家高兴地笑了。真地，我愿意把我们的首长都称为‘老人家’（虽然实际上他们都不老，有的比我们还年轻），因为他们对我们真像老人家那样地关切。我上封信不是说过么？即使在家庭和亲人中间，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照顾。”

相对而言，轩的日记和诗词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形和心迹，尽管也可能会被检查。他后来回忆道：“……在无法排遣时偷偷地写几首想念他们的诗，但又不能寄给他们看，因为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每想到列宁在西伯利亚还能够打猎、写书，顾贞观在宁古塔还能够和朋友诗词唱和，我是多么羡慕沙俄和满清时期的罪犯啊！”

每逢佳节，伤感倍增，这种心绪常常流诸轩的笔端。在1960年8月16日的日记里，他又不禁悲上心头：“‘今天是我的两周年纪念’。上班的时候这样对张孚说。两年！两年！真是欲哭无泪。蕙啊！我们的小家庭什么时候才能团圆呢？”

不光发儿女情长之慨，轩也是观察者和思考者，尽管无法将经历、目睹的全部如实地记下。其中有难友离异、孤零的几例：

1958年10月27日：今天，刨地瓜的地点由李家坞转移到寇家坞，下午装袋时，老杜忽然说：“我很悲观。”原来他吐了血，以前有过肺病，近来也发烧、盗汗。我劝他不必悲观，等回所后到卫生所检查一下，然后将医生的意见汇报给领导再作考虑。他没有说什么，忽然站起来，说是点一枝烟，其实大概是哭了。

1960年4月27日：今天上午，肖慕华在工地上大便后久久不归，站在山坡上发愣，组长叫他也不答应，我还以为他在张望什么，原来是临风洒泪……

家父自传里有关于大饥荒年代几个残酷情景的回忆。轩写于1960年8月20日的如下日记，也可窥见一斑：“参加组长会议。各组向张队长汇报了节约粮食的情况。回到车间里，让大家重新考虑个人定量计划，不久崔少平小组的挑战出来了，是复写的，他们每人的定量已压缩到15斤。”

总的说来，轩在书信，特别是日记和诗作里表现出来的多愁善感和个人主义，正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苦笑自己的那种“小布尔乔维亚”性格。蕙认为写诗会渲染悲观情绪，不利于思想改造，多次要其辍笔。她在1961年5月16日的信中写道：

对于你的诗辞，我也认为这是这种表现的另一个方面。我不懂诗辞，我们不谈诗辞的技巧。我认为这是你在精神、思想方面的逃脱，因而那些都不是健康的，正如我跟你说过的充满着“没落阶级的颓丧情绪”，这种颓丧情绪，提高一点说也是反动的……在劳动之余，你为什么不多去想想如何加速改造……我反对你再写诗填辞。

但轩终究也没有改掉这个“坏习惯”，他为此多次自责。他在1961年11月24日的信中说：“我知道，你又要责备我写诗了。是的，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听你的话，但是请你原谅我。这，有时是我的安慰。”

文如其人，纵然话语在不正常的语境里可能会以扭曲的方式呈现。轩和蕙的文字及文字背后的含义，体现了各自的人格，也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那个时代。在文字里，与轩呈晦涩、敏感、脆弱的形象相比，蕙浮现出朴实、开朗、大气的形象，也可能其所学、所从事的技术专业和职业的性质赋予了她率真的一面。与轩除了例行劳动、学习外，只一门心思惦念妻儿不一样，蕙忙于工作和科研，还要一个人带孩子。她给轩的一封信往往要断断续续几次才写成，有时迟于轩期盼的时间，疏于回复轩的琐碎事宜。

他们的爱遗留了旧社会的基因；他们书信上的称谓、用辞依然延续了民国时的恋爱风格，尽管内容上有鲜明的时代和环境烙印。蕙不善言辞，用直白的文字表示了对爱情和家庭的忠诚。她早在恋爱期间就致信轩：“一生只爱一个人是最幸福的。”她在1958年8月26日的信里，提到了与轩的三哥的交流：“我也提到在你走前提出离婚的事，我没有同意，我对他说，48年以后我等你三年多，1955年肃反时我对你是不曾有动摇的，现在我可以等你，不管需要多长时间，只是希望你能很好的得到改造。”

同后来家母一样，蕙一人肩负了多种角色，成为友人眼里“坚强的女人”。蕙在1962年3月6日的信中写到与一位友人的遇见：

他以为我这一家也很潦倒，但出其所料，因而他说我是坚强的女人。前些时候五弟来信也说我是坚强的。我总觉得这两个字放在我身上是多么不恰当，甚至感到好笑。……家务劳动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而且我感到只要需要我做的我什么都能做了，挑水、拉锯、劈柴、刨地，男人能做的，我都可以做了。工作上，今天我除了大白菜软腐病以外又承担了黄瓜霜霉病的防治研究，这又要求我学习真菌学和掌握真菌研究技术，人真是做到老，学到老。

这种坚强来自即便处在漆黑的夜里的心中的阳光。汐清楚地记着妈妈领着他们姐弟夜晚从单位回宿舍的田间路上，总是唱歌……

近几年在我整理父母在青年时期的通信和日记时，读到了22岁的母亲1949年11月22日晨在南京郊区土改工作队时写给在青岛山东大学的父亲的信：“在回来的路上我高声地唱着歌（当我不快乐而感到孤独的时候，我就要大声地唱着），虽然已是十点，附近的村庄已经没有灯火了。”……. 我才明白在父亲劳教期间，我们童年那些像课文中描述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在果林间的小路上，母亲为什么那么爱唱歌。

歌里其实带着泪水。汐追记道：

1973年母亲被害后，跟随她20余年的助手上臧尹叔叔也是人到中年，是青岛地区很有名的农业技术员了，他多次来看望我们。他回忆父亲被劳教，姥姥去世，我们进幼儿园长托后，妈妈下班面对空荡荡的家，禁不住蒙着被子痛哭……

蕙工作和生活中的得力助手、青岛产男式大金鹿牌自行车

朱文蕙和她的同事张岳在1956年所撰写的论文

在妈妈的羽翼下，汐和汨得以正常地成长。蕙在1961年2月1日的信中，谈到对汐的教育：“给她出的两个课题，一是帮妈妈劳动，一是帮助有困难的人，（我们的邻居是一位从浙江来的瘸子）。”不管外面怎样，家庭里总是充满着爱和温暖。在大饥荒年代，蕙领着俩孩子开荒种地，不仅使全家免予饥馑，还帮助了不少周围的人。经济稍宽裕后，她还寄钱给婆母。

家父入监后，家母也每月寄钱给祖父，这使得她在老家的族亲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而作为一个基层医院的司药，她常常给一贫如洗的村民代交挂号费等，以至于我小时候每到附近的村庄玩耍，总是作为“刘司药的儿子”得到“礼遇”。

从此再无“两地书”

八三厂劳教解除工作集中在1961、1962年。与很多死于非命的难友相比，轩毕竟熬到了这一天，尽管没有摘去“右派”帽子。劳教期间，轩因为会英、法、俄等国语言的专业之长受到特别任用，也意味着特别的待遇。他感慨道：“四年而不死，是因为我有幸较早被调到‘八三厂技术研究室’翻译小组，作了三年多的‘脑力劳动’，否则也早成累死或饿死鬼了。”

因为当初的处分是“保留公职”，他得以回到原来单位，回归家庭。这对相爱的人两次四年之久的分离，都留下苦恋的通信文字，迎来了重逢、团聚。可是，1966年以后，他们再次分离，却再也没有两地书，而且以一方的死亡而做此生诀别。

刘禹轩和朱文蕙家最后一张全家福照，摄于1965年

家父听从家母的建议，留在八三厂就业，继续接受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管教，而没有回原籍接受乡亲的监督，这也使得他得以在集中管制中幸存下来，尽管家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祖父在威海老家不明死因的猝逝。我童少年时代的一个记忆，是“留厂就业”的父亲十六年间，通常每周一次从淄博王村骑自行车到益都县（今青州市）朱崖公社庙子村（家母所在的分管三个人民公社的县医院分院所在地），往返都在夜晚，多次遇险，为的是一个白天的团聚。他回忆道：“王村到益都县朱崖公社的庙子村，相距一百二十华里，路虽不远，但却在山丘夹谷中穿行，在矿山淄河中拔涉。路途的艰辛，准假的刁难，夜行的恐怖，都会被短暂的相会的温馨所融化。唯独在大社会中穿行的那种自惭形秽，却为心头蒙上了一层无法消匿的阴影。”轩回到青岛原单位及家庭后的生活怎样？我思忖，肯定有亲人团聚的喜悦。但带着“极右”帽子的回归，不仅在单位上、在社会上无法不夹着尾巴做人，而在家庭里何以有个健康的心态做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分离时期对爱情、亲情的渴望，在归来后冰冷的现实世界里如何自然地表现出来？

蕙在1962年2月15日的信中说：“我仍然希望你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些，不改造好不回来。我宁愿你在较长的时间内改造好了，不改今后再犯错误，（我想，我们都不能再经受一次了）而不愿意你没改造好现在就回来。”只是，没有下一次了。我不了解轩和蕙“文革”爆发以来在单位的具体情形，虽然各个单位大同小异。只是大体知道有“前科”的轩后来被遣返荷泽老家；轩和蕙离婚；蕙去世后，玉璞自广州给汐寄回了蕙给他的信，“为了孩子，向前看吧”。为了孩子，无数伴侣诀别，无数家庭破碎。蕙的金陵农学院同学、青岛单位同事、孩子们的张岳叔叔，与青岛海洋大学外语教师的妻子携八岁的儿子，在1966年底燃煤气自杀。据汐讲，听到噩耗，与蕙同在农场接受改造的另一位“臭老九”私下对蕙说：他们携孩子一起死的做法“是对的”。

蕙私下跟友人说过，等退休就去找轩，一起度过人生的黄昏。可是，命运没有给予如此卑微的愿望以机会。1974年，蕙的生命在46岁的年轮上嘎然而止。死者长已矣！也许在天国里，她能回到少年时光，依然是个受宠的孩子，她和轩的爱不再是绵绵无尽的悲情。

1963年朱文蕙在上海参加学术会议照

《五七两地书》的价值在哪里？

轩，尤其是蕙，应该从没想到自己的文字会以某种形式示诸他人。轩在通信里几次表示，以后在蕙的单位附近做一名自食其力的社员就行。所以，他们是无意地成了历史记载者，记下的是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尽管如轩现在所说：“心灵的碎片，根本不能表达当时的心情于万一。”但这毕竟是那个环境和语境里的真实反映，无论如何晦涩，如何曲笔。

这些通信、日记、诗词保留了下来，竟然还躲过了“文革”，非常罕见，所以弥足珍贵。今天，作为有心人，他们的女儿汐梳理了这些原始的历史记录，展示给了我们。朱汐写道：

这份“五七”两地书，我母亲保存了近15年，母亲去世后我又保存了40年，加起来55年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文革”期间，我家经历了多次抄家，母亲为了不连累亲朋把他们的信和照片都烧了，只把这些信藏在了最隐秘的地方，只不过是因为那份感情。我也是。40年来，搬过多次家，母亲的樟木箱一直伴随着我，直到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刻，我才打开它……

所以，老诗人邵燕祥先生为本书信集作序的题目即是《珍惜这一件20世纪中国的精神化石》，并称之为“一个非常年代亲历者的证词和证物，不说绝无，也是仅有，其历史价值，将随着时间而日益突显出来”。

非常佩服朱汐姐的坚持。因为近年来患病，她有紧迫感。现在集成的《五七两地书》的一个特色，是把日记及其诗词与通信相互印证，作为通信的注释集结在一起，加上自己的理解，使其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五七两地书》展现的是“小人物”的活生生的历史。相比那些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大人物”，无数芸芸众生的命运，连同他们的记载和记忆，大都在无情的历史潮流里无声无息地淹没了，无异于草芥的荣枯。所以，《五七两地书》愈发弥足珍贵。其实，历史不就是各个生命个体组成的，无论民族的，国家的，还是整个世界的。

劳动教养制度已走入历史。原劳教机构的大多数官方资料已经销毁，少部分上交封存。所以，个体的记忆、回忆，成为我们追索这个最隐晦的制度和现象的主要来源。

旧有“社会不幸诗人幸”的说法，但放在具体人和人群的身上就太残酷了。也不要奢谈什么苦难是民族的财富、多难兴邦之类；民族、社会、国家都是由一个个生命组成的。也莫胡言坏事变好事；甄别、平反、昭雪、道歉，相对于那些屈死的冤魂、备受摧残的身体和心灵来说，都是一种滥用的矫情。

历史无情人有情。我是职业做历史的，主要领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但即使再冷静地做学理式研究，也不能按耐下对大是大非的激扬情感。历史学家无法复制过去，但可以揭示真相，而能否揭示真相不仅仅靠专业技术手段。

朱汐姐对我说：“我们都是‘八三（厂）后’。”我为她对父辈留下遗产的整理的全身心投入所鞭策。我忘不了几年前的一个场景，从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到清水泊八三厂与家父一起受难的挚友杨冠英伯伯，微笑着回忆当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形；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作者谨志：这篇姑且作为“序”的文字，堪以告慰无数罹难先辈的心灵或魂魄！同时，感谢朱汐女士在我写作过程中的鼓励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