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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记忆网络与文化保育,在历史社区中发现“附近”

口述史、记忆网络与文化保育,在历史社区中发现“附近”·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文化断层的问题,从拆旧建新、商业开发到文化保育,历史社区的人文意涵越来越受到重视。 ·如何在城市变迁中深度挖掘、记录在地文化,以多样的形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文化断层的问题,从拆旧建新、商业开发到文化保育,历史社区的人文意涵越来越受到重视。

·如何在城市变迁中深度挖掘、记录在地文化,以多样的形式呈现文化,是文化保育关注的核心议题。口述史、社区营造等是文化保育重要的实践方法。

·文化保育项目需要长期扎根社区,鼓励本地居民参与,在尊重和保护本地文化的前提下实现文商结合,才能构建可持续的合作网络。

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断层问题日渐凸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挖掘历史社区的人文意涵。除了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外,文化、艺术组织和专业人士也主动发起相关实践,唤醒更多人对历史社区和在地文化的关注。文化保育(culture conservation)便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本期报告聚焦由候车式工作室主持的“枕流之声”口述史项目、由外滩美术馆发起的“客堂间”社区公共项目,以及入选首批“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香港美荷楼活化项目。三个项目都关注本地社区,挖掘在地文化,同时通过多种媒介方式呈现文化保育的研究成果。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对项目负责人采访,分析其中的方法,试图为文化保育实践提供借鉴。

从拆旧建新、商业开发到文化保育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进入快速扩张阶段。在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中,功能退化的历史社区往往成为旧城改造的对象。以上海为例,1980年代,伴随《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1982年5月,国务院颁布)和《上海市拆迁房屋管理办法》(198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大拆大建”开始在城市开发中推进。1981年,为建设上海电信大楼,黄浦区马德里、福兴里、永福里所在的里弄街区征收动迁。这是比较早期的拆迁案例。

1990年代,旧城空间的商业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开发商成为历史社区更新改造的主体。上海新天地——动迁居民,修缮作为文化符号的历史建筑,引入文旅商业——成为备受推崇的改造范例。

历史社区的拆迁和商业开发的同时,历史风貌保护制度也在逐步建立。1990至2000年,上海先后公布三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录。2002年,《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颁布,确定了44个历史文化风貌区。2004年,上海市规划局以《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为试点,开展历史文化风貌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同年,中心城区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完成。

2005年和2015年,第四批、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分别公布;2016年,119处风貌保护街坊和23条风貌保护道路列入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扩大名单。上海逐步建立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历史风貌保护体系。

(点击查看上海第一至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录和历史文化风貌区名录)

开发与保护常常陷入两难的“二分法”。“新天地模式”以历史文化价值为卖点进行商业开发,有批评认为其只保留空间外壳而破坏本地文化,导致了街区士绅化的趋势;而历史风貌区的保护也常“重空间而轻人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授邵甬指出,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存在“风”(人文内涵)“貌”(物质空间)分离的问题。“风貌保护在实际操作中仅仅是对个别地段外部环境的美化和整治,而缺少对街区内部人居环境的改善,人文内涵的挖掘和培育。”

如何挖掘历史遗存的人文内涵,培育公众对真实历史的了解和认同?以口述史、田野调查等为方法的文化保育提供了一种路径。相比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历史建筑重建和修复,文化保育注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关注生活历史、集体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的保存和培育,鼓励专业力量、民众、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历史文化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再生是一项系统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和视角。如何让历史遗存更好地“活”在当下,方式不止文化保育一种。不同的历史遗存面临不同的情况,该采取怎样的方式保护,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本文通过3个文化保育活化案例的分析,总结其中可供推广的经验。

​​​​​​“枕流之声”:通过口述史编织跨时代的社区网络

研究历史文化的方法_历史文化研究方法包括_历史文化研究方法

《枕流之声:百年枕流公寓的口述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4)

枕流公寓建于1930年,是第二批上海优秀历史建筑。建筑采用折中主义风格,内部装潢高档、名人汇集,有“海上名楼”之称,位于上海静安区华山路,临近上海戏剧学院、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等艺文机构。

2020年底,受静安寺街道委托,由城市研究者赵令宾发起的候车式文化工作室对枕流公寓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枕流之声”口述史项目,通过访谈拍摄、文物信息采集等方法挖掘建筑历史和人文故事。2023年在静安区文旅局的支持下,团队又进行了第二期项目。两期“枕流之声”共访问21个与公寓联系密切的家庭,近30位居民和工作人员。2024年,项目成果集结出版为《枕流之声:百年枕流公寓的口述史》一书。

“枕流之声”项目组汇集了十余位不同领域的成员,分别承担访谈、文稿整理和编辑、摄影、摄像、视频剪辑、历史建筑测绘和建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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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秋,由无人机拍摄的枕流公寓东侧和南侧立面 图片来源:候车式文化工作室

​口述史项目的第一步是针对历史社区的背景调研和文献梳理。团队成员向静安区档案局、静安区文史馆等单位收集史料,并从多种渠道搜寻有关枕流公寓的文献记载、历史照片和平面图。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的生活和记忆同样是值得挖掘和保存的文化资料,“档案文献中很少会讲到百姓的生活方式和记忆细节,通过口述的方式呈现这些内容,能够填补这一空白。”赵令宾谈到。

对于曾经居住在此的人来说,建筑不仅仅是外壳,也是可以触景生情的“景”,因而访谈地点通常选在受访者的家中。对于已经搬离枕流公寓的居民,访问员则会邀请他们回到公寓的走廊、楼道等公共区域进行访谈。“枕流之声”以历史建筑为锚点,“我们也希望让人们回到这个空间中,通过空间唤起大家的很多记忆。”赵令宾说。

运用口述史的方法保存在地文化通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各个受访者对于同一事物的记忆常有偏差,如何核实口述史材料中的事实真伪?例如对于枕流公寓的地下室内是否有游泳池一事,不同的人说法不一。有1950年代搬入的居民说地下室没有游泳池;而另一位居民则转述自己听到的说法,说泳池被填埋了。赵令宾指出,如果没有找到确凿的史料,在口述文稿中一般会保留不同的说法。“不同年代的人对于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记忆,这本身就是个值得研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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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在居民家中进行集体预访 图片来源:候车式文化工作室

作为一项文化保育项目,“枕流之声”不仅实现了文化的“保”(保存、保护),也促成了文化的“育”(培育),唤起了居民的文化保护意识和认同感。一方面,项目成果留存了有关不同世代居民生活的口述史档案资料,建筑平面图和3D模型的制作也为今后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口述史如同社区的“粘合剂”,借由做口述,许多已经搬离公寓的居民重新相聚。文稿和视频在网上发布后,候车式工作室收到了更多与枕流公寓有关的线索,受访的居民也持续地提供相关的照片、物件等资料,很多老人写邮件来找寻自己旧时的朋友、同学。

以枕流公寓为核心,受访者和工作人员共同编织出一张跨越时代的网络。通过梳理、讲述私人记忆,历史事件与个人和社区勾连,居民也增强了对于社区的身份认同。

“客堂间”:艺术机构如何与“附近”交流

提起外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黄浦江边的万国建筑群。然而外滩的“背面”——高楼之下的里弄社区则常常被忽略。这正是“客堂间”关注的区域。

“客堂间”是外滩美术馆在2020年发起的社区公共项目。“客堂间”在上海话中意为里弄房屋的“客厅”之意。该项目长期关注美术馆所在的外滩区域内的社区变迁,联合艺术家、学者、策展人等组建研究小组,与社区居民建立联系。项目进展和成果以印刷册《客堂间·故事》、展览、茶话会等形式呈现,讲述社区变迁和个人的生活历史。

郑佩菡此前担任外滩美术馆的教育主管,她也是“客堂间”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她谈到,尽管美术馆已经在虎丘路开了十多年,但美术馆并不了解居民,居民也不了解美术馆。“了解周围的居民,了解这个区域发生过什么,以及正在发生什么,这是‘客堂间’的出发点,也是美术馆公共教育的使命。”

“客堂间”项目以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为主要方法。在项目过程中,上海史研究团体“城市考古”与外滩美术馆开展了长期合作,联合进行基于外滩街道的历史和社会研究。项目成员梳理了外滩地区百年前的历史影像资料和文献,追溯这一区域的历史起源与发展,并在南苏州路、延安东路、河南路和中山东一路合围区域开展实地调研。

“客堂间”项目不仅关注本地居民,也调研周围的餐厅老板以及街区内的劳动者。例如,团队曾拜访上海海关钟楼的第四代守钟人,以及外滩美术馆的电工。多元化的项目组成员也丰富了调研的角度和呈现方式,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的学生参与了社区调研,音乐人孙大肆也以音乐创作参与项目,以调研所得为灵感创作歌曲。

调研成果的呈现方式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如何让本地居民真正参与其中,关系到该项目能否真正实现文化保育之“育”。最终,项目结果呈现采用贴近老居民生活习惯的方式。除了展览之外,项目组也设计了《客堂间·故事》画报和茶话会。从2020年11月到2023年11月,三年时间里团队一共制作了八期《客堂间·故事》画报,以图文、手绘等形式展现社区故事。郑佩菡提到,书报亭和公告栏过去在小区里随处可见,而现在几乎消失。他们采用了报纸这一“复古”的媒介,因为“老年居民们对这种形式最熟悉,可能更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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