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
定价：42.00元
《天下得失》以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为主要依据，三位学者合作抄录，分别进行主题研究。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对蒋介石的一生做了一个初步的描画，可以称为几位作者的尝试。至于对蒋介石复杂一生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蒋介石客观而求实的历史评价，或许还有待于学界将来的不断努力。
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研究者纷至沓来。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人们认为，蒋介石日记的解密，会帮很多人窥视这个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从中了解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也希望通过这一当事人自己的记录来呈现历史的真实。近日，以蒋介石日记研究为依据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三位作者，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金以林，分别抄录《蒋介石日记》并进行专题研究，为当代读者了解蒋介石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在此以“蒋介石的阅读史”为小小的切口，透视三位学者带来的蒋介石新形象。
蒋介石的阅读史
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张：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
蒋：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
蒋：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张：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
因为看了蒋介石的日记，所以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正在看什么书。相隔七十年之后，蒋介石日记向学界开放，笔者有幸先睹为快。蒋介石读过哪些书，爱读哪些书，自是笔者查阅蒋日记的一个兴趣点。查1936年的蒋介石日记，蒋是年所阅读的书，主要有四种：《中庸》、《韩非子》、《墨子》、《孙子》，确如张学良所言。
长期以来，学界研究精英思想史，习惯从精英人物所发表的言论著述中去挖掘，却甚少追寻精英思想的渊源和形成过程。即使追寻，也多从前后世代精英思想的相似处入手，间接推断其源流传承关系。其实，精英思想的型塑，与其阅读吸收的过程密不可分。考察阅读与思想的互动，阅读活动与思维观念的形成，阅读对人生观和事功实践的影响等，比孤立静态地分析一个人的言论文本，更能拓展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空间和视野。
作为近代中国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蒋介石的阅读习惯，阅读方式，阅读取向、阅读偏好以及阅读反应等，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去探讨。
以豪杰自居：兵略政术
除了修身进德，蒋阅读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实用目的，是要从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蒋一生不间断地阅读修身进德方面的传统典籍，相对而言，蒋阅读军政谋略与治术方面的书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这个时期，蒋面临地方实力派和中共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十分激烈，自身权位尚未稳固，急需从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秘方。
《孙子》一书是蒋阅读次数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间，蒋日记中几乎年年都有读《孙子》的记载，且每有叹为观止之慨。蒋读《孙子》强调学以致用，从中汲取军事谋略与治兵之术：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孙子》十三篇完。《孙子》一部书，惟在专一迅捷，审机察势而已。
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孙子》完，甚觉有益。再以反间之法告各将领慎用之。
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蒋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此书之于政治学，犹孙子之于军事学也”，并认为“学政者，不读管子，而惟新书是求，未有其能也。”1939年，蒋介石指定“干部应读书籍”时，将《管子》列为首选（共11本）。
蒋阅读《韩非子》的时间是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对该书的读后感是：“此书实政治哲学之精者，为首领者更应详究，而余之心理无一不合也。”韩非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蒋十分推崇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并认为自己的很多想法与韩非暗相契合。
与《韩非子》同时阅读的还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变被软禁期间，蒋自称“阅《墨子》自遣”。但日记中没有留下阅读《墨子》一书的感想。当时张学良看到蒋介石在读《韩非子》和《墨子》，直言蒋的思想太古太旧。
除此之外，蒋也会从儒家典籍中汲取治术权谋。如1934年6月12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恨不早习《礼记》，所谓元老……何能依赖!”这个时期，蒋对党内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厌恶。可能是《礼记》中的相关论述，使他有感而发。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实力派各据一方，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蒋试图从清朝控制地方藩镇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他看《圣武记》后发表了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圣武记》第二册完，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似胜于历朝也。观此而叹立国之难与驾驭之艰，可不戒哉！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对王安石和张居正情有独钟。王安石和张居正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也必须推出新制度。对于张居正，蒋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1936年2月，蒋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长都要读《张居正评传》。3年之后，又将王安石和张居正的传记和文集指定为国民党干部的“应读书籍”。
以革命领袖自视：读革命史
蒋介石爱读古籍，并不意味着他不读新书。蒋读古籍，大多是常年反复阅读，没有明显的阶段性，而看新书则不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兴趣，而且很少重复阅读。
1919年新文化运动随五四爱国运动而声势日张，已是33岁的蒋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当时中国知识界以办杂志、看杂志为时髦，蒋介石也一边“阅《新潮》、《新青年》、《东方杂志》，揣摩风气”，一边读《新村记》、《易卜生记》、《俄国革命记》等书，跟踪新思潮。五四时期看过这些书刊，至少不算落伍。
1920年1月1日，蒋在日记中预定全年的学课，除习俄语、英语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计划。查1920-1923年间蒋所阅读的书目，内有《杜威讲演集》、《马克斯经济学说》、《马克斯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书。
五四时期，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风行中国。在这样一种时代大潮中，蒋介石对马克思的学说也产生了阅读兴趣。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俄考察。正是赴苏俄考察期间，蒋比较集中地阅读了数本介绍马克思学说及其生平的书籍。日记中生动地记载了蒋介石在旅俄期间阅读马克思书籍的情形：开始觉得深奥难懂，多次阅读后，兴趣渐浓，以至于“乐不掩卷”。这大概是蒋介石一生接触马克思学说并对之产生浓厚兴趣的唯一一次。此后日记中再也没有相关阅读记录。
在蒋介石阅读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时间大约从1925年一直持续到1935年前后。蒋先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俄国共产党之建设》、《列宁丛书》、《革命心理》、《变乱与革命技术》等书。
蒋介石为什么会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多次表示迫切希望阅读和研究俄法两国的革命史。如1928年9月22日日记写道：“亟欲研究法国革命史与俾士麦历史一番，使有以法则也。”1932年4月3日日记又称：“近日急思求学，而终未得暇，俄法革命史与国际情报学，非速看不可也。”1938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觉智能学识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厄也。”
——摘编自《天下得失》
■作者对谈
读经影响蒋介石人生？
汪朝光：大概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蒋介石就一直是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在各大书店，在民国人物传记这个书架上，最多的就是蒋介石的书。研究20世纪中国史，蒋介石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不了解蒋，你肯定就不了解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有十几年的历史，真正从学术角度出发，比较厚重的研究还是很缺乏的。因为书架上放的那些书，说好听一点，属于普及性读物，说不好听连普及性都说不上。但是，由此可以看见大家对蒋介石的关注。我们这本书敝帚自珍，可以说是对蒋介石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个推进，而且用了比较多的蒋介石日记，还有比较多的其他档案文献资料。
王奇生：我们做研究跟面向大众是两码事。实际上，这本书是我们一个研究成果的结集，可以说几乎每一篇都是创新，跟已有的研究关系都不大。
金以林：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我写的，讲1932年的蒋介石。1932年，除了“一·二八”，没什么事。蒋1932年的日记我读了三四遍，这一年对他的变化和影响很大。1932年以前的蒋，更多的是在追求军权跟党权，他1924年当校长，1927年北伐，1928年北伐，北伐完了就内战，一直在忙党内的各种问题，始终没有提到国家政权建设。1932年以后，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在年初总结他下野的时候，有一个观点，就是觉得他跟知识分子很疏远，他要调整跟知识分子的关系。
1932年以后，蒋介石系统地找了一批顶尖的学者给他讲座，像王世杰，当年是武汉大学的校长，像翁文灏，是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从政治、经济，包括西方国家的政权建设等等。萧一山给他讲清代的政府是怎么做的，教育他去找胡适谈。后来，他把这一批人引入到政府里了。翁文灏最后做到了行政院长，王世杰抗战前做教育部长，抗战中做外交部长。
汪朝光：蒋介石日记对于近代史的研究有一些发现。比如说最后一篇的读书史，这填补了一个空白。包括龚育之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我觉得确实可以做一个整合性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领袖在读什么书。蒋的读书史，确实要看蒋的日记，否则他读什么书别人不知道，回忆录里涉及可能也没那么完整，但是蒋的日记里有详细的记载，今天看了什么书，看了书之后有什么感想。这样就便于我们做研究，我觉得这个是填补空白的。
王奇生：我原来对蒋读经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读经对他的人生有影响的。但一个人的权力到了顶点，没有制约，这个时候很容易走极端，很容易为所欲为。蒋是在权力没有制约的情况下，最后没有走极端，没有成为希特勒、斯大林。这跟他读经有很大的关系，他这种修身养性，对他个性和行为有影响。
金以林：我基本不认同，蒋也想随心所欲，对权力垄断，只是说蒋所处的这个环境下，他对国民党，对方方面面的权力垄断，远达不到其他人的时代。就像你说的，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它当然想成为强势独裁，但是他达不到。而且蒋也不是说不读史书，相对来讲，他很强调应用性的时候，他也要看史书。
王奇生：他就是二三十年代读了一些史书，但是完全不能跟毛泽东相比。
金以林：他对国外图书，海外的经验的借助，可能比毛泽东多。1932年他非常认真地读《俾斯麦传》，铁血宰相什么的。他在谈到民族独立的时候，读《凯末尔传》，他就觉得无论是俾斯麦也好，凯末尔也好，是他学习的楷模，都面临着民族的危机，怎么解决民族危机，然后怎么国家独立。
王奇生：蒋对斯大林感觉不错，尤其是抗战时期到40年代，他觉得最了解他的是斯大林。
金以林：蒋对独裁者印象都很好，不是说他不想独裁，或者读了经书以后有了自我约束，是他达不到独裁的程度。
对基督教何以如此沉迷？
王奇生：我感到很奇怪的是，蒋介石50年每天日记写上，早上几点起床，晚上几点睡觉，基本上不变，你基本上不变，你写这个干吗？这就证明他想说，我就是一个圣人，我能够这么忙的时候都坚持稳定作息。
金以林：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追求中国传统这样知行合一，他要强调这个，什么东西都给写得清楚。
汪朝光：有的问题确实值得讨论，现在研究非常不够。我们一方面说蒋介石比较偏向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他很推崇王阳明，但是他在日记里大量引用的是《圣经》的语言。包括他那个“天佑中华”——主要是抗战的时候，他基本上说的都是“天佑中华”、“主佑中华”，我没有看到过一次“菩萨保佑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去研究，他对基督教何以如此沉迷。
王奇生：他是在抗战以后，尤其是40年代以后才对基督教信仰虔诚，1937年以前，他基本上就没有信教，本来，他信教就是丈母娘强制的。
金以林：杨天石老师写过文章，蒋介石信基督教不是丈母娘强迫的，他是自主选择的。
王奇生：就是丈母娘强迫他，是宋美龄跟他结婚之前约法三章。但是日记出来以后证明，不是宋美龄的约法三章，是他丈母娘——这个我太清楚了，因为这段日记是我抄的。蒋介石的丈母娘让他信教，他不想信，就找借口说基督教的理念不熟悉，丈母娘给他一本《圣经》，给他三个月好好读一读，三个月到了以后丈母娘就问他，怎么样，信教吧。他不想信，就想推，就说我还没读好。推到最后，有一次丈母娘病了，蒋介石说丈母娘这个病他可以治，宋美龄说你怎么治，他说很简单，你马上把牧师叫过来给我受洗，之后告诉丈母娘说我已经入教了，第二天他丈母娘的病就好了。
金以林：但是我看30年代他信教以后真很虔诚。
王奇生：30年代谈不上虔诚，40年代开始有虔诚的迹象，到他1943、1944年不大顺利以后，就开始信教比较厉害了。他得意的时候就不把教当回事，不顺的时候是一种心理安慰。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的宗教观念，信什么东西就是功利性的，完全保佑，所以他根本就是要求上帝保佑他。
金以林：从这点上讲蒋介石不如毛主席，毛主席就讲了人定胜天。
王奇生：你看的是后面一段，1927、1928、1929年这一段是我抄的。他天天在日记边上写上“人定胜天”，持续写了一两年，因为我抄的时候不可能把这句话天天抄上去，所以你们看不到。
这句话非常微妙，这充分反映了五四以后这一代中国人，知识分子或者精英也好，相信人定胜天的观念。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通的，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发现他连续写了一两年之后，突然之间这个“人定胜天”不说了，后来我觉得跟他信教有关系，他觉得天是上帝，这个“人定胜天”的观念不能再说了。
采写/新京报记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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