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月19日，是我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先驱者——裴文中诞辰纪念日。纵观裴老一生，他经历了中国当代科学起步和确立的阶段，经历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多舛的年代，对裴老人生和学术经历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当代科学的解读。

裴老的“一块心病”

在1929年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之前，学术界还没有对人类是否经历“猿人”时代形成定论。这枚北京人头盖骨出土之后，此前几年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相似化石才被确定为人类化石，从而平息了学术界相当关键的争端，揭开了古人类研究的新纪元。

裴老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教授在讲述这段往事时说：那是11月底，天气已经很冷，到了该结束野外工作的季节，但裴老仍想把北京人洞穴的底部堆积弄个清楚，挖掘工作就又延长了下来；12月2日，裴老又一次腰系绳索下到“下洞”中，终于发现了这枚震惊中外的头盖骨。

尽管考古发现本身就有很多机缘巧合的成分，但裴文中的后辈学者仍然把他的“幸运”归结到他那“不畏艰险、身先士卒”的品格和性情上。

从那天开始，裴文中就与北京人头盖骨牵牵绊绊，直到生命的终点。张森水说，裴老不仅发现了第一枚头盖骨，“而且他的一生都在追寻失踪的头盖骨，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挂念着”。

20世纪50年代，他多次接受香港和内地报社的采访，对窃取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径进行声讨，并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写信给国外的学者和官员，询问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

1966年，裴文中在寻找了20年但北京人头盖骨依然杳如黄鹤后，又组织了对周口店的发掘，“希望能再次从自己手中找到中国猿人的化石”——张森水说，这是裴老的“一块心病”。

裴老的多舛命运

裴老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抗战、内战和“文革”，是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中人生最艰难的一代。裴老的一生，也尝遍了战乱、动荡、牢狱、贫困的终极考验。

1942年，裴老失业半年后接到了北师大的聘书，尽管已经是名教授，但战乱中的微薄收入依然无法让他维持生计。从1943年开始，一家人便靠典当过日子，连国外学者送的钢琴也当了出去。在依然难以维持生活的压力下，这位名教授又不得不兼做小买卖，并干一些给人接送电话、送药的杂活。张森水说，1945年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同事到他家报告喜讯，裴老还在德胜门早市卖东西。

为了北京人头盖骨，裴老曾多次受到日本军方的威胁。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三四天，日本军官就找上门来询问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裴老拒不合作。不久之后，日本宪兵没收了他的居住证，不许他出城。1944年，裴文中被日本军队逮捕，但他依然拒绝合作，甚至托人带字条给夫人，料理自己的后事。

“文革”期间，裴老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相同，难逃被审查、批判、隔离的命运。虽然裴老的一生可以写成一本“大书”，然而张森水说，他在裴老在世的时候就有为其做传的念头，但裴老没有答复；现在，恐怕没有人能说清裴老对自己传记的心态了。

裴老的探索创新

中国科学是在向西方学习、与西方竞争的历程中成熟起来的，这在考古研究和文物发掘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关乎一个国家的历史与荣誉。最早在周口店进行发掘的依然是外国学者，但裴老第一个发现了意义非凡的头盖骨，为在早期与西方列强竞争中屡屡落败的中国文物发掘事业赢得了关键一局。

谈起裴老的学术贡献，中科院院士吴新智列举了几个方面：参与领导重要古人类化石地点的调查与发掘；接收保护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推动我国古灵长类学科研究；对中国古人类演化理论作出贡献等等。吴院士的评价，在裴老的后辈学者中，应当算得上是最权威的。同时，从更年轻一代学者对裴老贡献的回顾上，我们更看到了裴老在中西方理论上的探索与创新。

与裴老同时代的学者大多有西方留学的经历，他们把西方科学带回中国，又在探索和创新中成为中国科学某一领域的奠基者。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说，裴老的一生是探索和创新的一生。早期旧石器研究的基础理论大多由西方学者提出，有些理论用于我国的具体情况时会导致研究陷入僵局。比如，法国学者基于西欧石器材料提出的基本方法就一度使周口店研究陷入困境。裴老留学法国，却不囿于法国方法，在多方尝试、探索后，铺设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在高星看来，裴老在西方权威面前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挑战。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古生物体形增大定律”——每一个古生物分支都是从小的体形开始，逐渐增大，在达到最大的时候灭绝。

裴老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撰文质疑这一定律，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最终使该定律修正为：在达到最大，并开始缩小的过程中灭绝。

没有学习，就没有中国科学的创立；没有探索、创新与大胆的质疑，就没有属于中国的理论方法，没有属于中国的科学荣誉——这，大概也是中国当代科学和科学家曾经经历、也正在经历的传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