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品：

历史研究的奇遇

历史研究和各行各业一样，创业时需要具备几种基本的历史前提，否则就会一事无成。所谓历史研究的奇遇，是说这些不可缺少的历史前提竟然一下子都具备了，让人回想起来觉得很有意义，值得好好总结其间的历史经验。

1983年底，我读了《历史研究》1982年第六期发表的著名学者葛剑雄《略论我国封建社会各阶级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有点收获。他论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变化，从秦代一直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秦、汉、唐等朝在籍人口一一做了介绍。与此同时，还介绍了马克思的观点，“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六九二页。这对我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因为我是个中学历史教师，研究人口变化缺乏理论指导。

于是，我就来个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以1368年明朝建立为界，把明清时期和以前各个时期的人口变化区别开来，结果结论是，在1368年明朝建立以前，我国总人口时起时落十分明显，即使到了封建社会繁荣时期——唐朝，也是如此。那时虽有贞观之治，但七八十年之后，总人口才达3700多万，而明朝自创建后不到26年，总人口就突破6千万，拥有6054万，到它临近灭亡的天启三年（1623）总人口还有5165万。由此可见，明王朝经济比以往繁荣多了。至于其后取而代之清朝前期社会经济，那就更加繁荣了，要不，几倍于明代人口的现象就不会出现。元代极盛时期全国总人口才5300多万，而1840年我国总人口却高达41200万，后者相当于前者8倍！这就是说，1368年至1840年是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的年代，否则中国人口就不会翻了三番多。马克思关于人口变化规律的论述使我加深了对中国古代社会整个发展史的认识。

有体会，动笔写，把《试论明清城乡人口变化》写出来，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明建立说”。我在文中说：明朝的开创者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后果断地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重视发展经济作物和扶植工商业。他曾下令，有田五亩至十亩者，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增。多种者减轻税收。不种者则予以惩罚：不种木棉者，交棉布一匹；不种桑者，交绢一匹；不种麻者，交麻布一匹。洪武二十七年即1394年，工部下文，要求各地方官教民植棉法，并规定额外“益种棉花，率蠲其税”（《洪武实录》卷二三二）。第二年，朱元璋谕令户部，山东、河南农民二十六年后新种的枣桑果树，一律不起科（《洪武实录》卷二四三）。朱元璋这样做的结果，势必把农业纳入商品经济轨道之中。对于工商业，他征收了较轻的税，如商税仅仅是“三十取一”。对于工匠服役制度，明初施行改革，“住坐”匠每年三分之一、“轮班”匠每年十二分之一到官府服役，其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一改革为那些“有饶于财者”提供了众多的能工巧匠，初步解决了他们创办各类手工工场所需要的技术骨干力量。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明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后来，这篇处女作发表在《中学历史教学》1986年第四期“青年园地”上。

说奇遇，那真是历史研究的奇遇：葛剑雄的文章让我就地取材，论史结合，有着新观点；1981年10月才到莆田四中任教，本校图书馆藏书多，又为我提供了各种研究资料，学术论文才能写出来；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调整文化政策，学术研究气氛空前浓厚，新观点文章容易发表。《中学历史教学》主编黄宝权老师和我素不相识，却为发表这篇文章操心，先后三次致信于我要发表它（第一封来信没有收到，不知是什么原因；第二封于1985年6月收到了，刊用通知油印件上加了“曾函告”三字，等了一年多，终于有了结果。第三封是1986年元旦来函，要我修改文章，压缩在5000字以内）。所以在今天，每当我回顾 处女作生产过程时，深感这是历史研究的奇遇，即不可缺少的历史前提一下子都有了。相比之下，出版家黄宝权老师的鼎力相助最为重要。他还把我的拙作放在“青年园地”栏目发表，表示着该刊对这个新观点相当重视。就这样，从那时起，中国资本主义“明建立说”与全国各地读者开始见面。

我们常常说时势造英雄。我们的时代需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许多人为这个建设添砖加瓦，作者和编者许多人往往成了我们时代的英雄。所以，当个英雄其实是一件十分平凡的事。谁要是献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生为这个建设添砖加瓦，那他就要勇于探索，不断创新， 埋头苦干，无所畏惧，几十年如一日。（《上个千年中国巨变》卷首语，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