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上午9点30分，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历史研究所及人文学院研究生会承办的“蓟门谈史”第二讲在学院路校区成功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夏明方教授作了主题为“生态史发凡”的报告。历史研究所赵晓华教授担任主持，马克思主义学院白丽萍老师、人文学院王静老师和我校众多同学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夏明方教授通过对生态史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的梳理，向我们阐述了生态学作为一种理论与方法在历史学中的运用，为我们如何利用生态学思维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参照。

生态史是一门考察人与自然在不断变动中相互关系的学问，它脱胎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美国生态学时代，夏老师首先介绍了生态学这门勃然兴起的年轻学科的奠基人唐纳德·沃斯特及其代表作《自然的经济体系》，它的出现使过去以人类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开始被慢慢摒弃，而代之以新兴的生态史观。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夏老师也指出，早在20世纪早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思考即已进入中国人文学者的视野，如竺可桢、潘光旦等人。可是，此时并未出现向生态史转变的质的飞跃，像潘光旦的著作《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也只是将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亨廷顿《种族的特性》与西方的生物学理论杂揉在一起，而后的常乃德尽管在他的《历史哲学论丛》中试图对中国的历史观进行全面重构，但还是没能将人类和自然置于同一水平来讨论，他们都还停留在人文生物史观层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环境史，并自觉地拓展相关的研究，才逐渐出现了生态史研究的景象。而这一期间，夏老师也谈到，日本的生态学者对中国影响不容忽视，如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

既然要引入生态学的思维来进行历史研究，就必然会面对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对象之间关系的问题。为此，夏老师先简要叙述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种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紧接着重点比较了巴里·康芒纳的生态学研究和沟口雄三的历史学思考。夏老师指出，康芒纳在其著作《封闭的循环》中总结出了生态学的四大法则：（1）每一种事物与另一种事物都是相关的；（2）一切东西都是有去向的；（3）自然界懂得的都是最好的；（4）没有免费的午餐，抽取任何东西都要付出代价。而沟口雄三也认为，历史事实并不是使用钓鱼竿钓上来的一条一条的鱼，而是正在游动着的鱼群；历史的事实就是鱼群的生态，历史学家不是垂钓者，而是要深入无边无际的历史海洋，去发现和挖掘，为此才能呈现人与自然多种多样的关系。只要空手进入历史的海洋，并且不知疲倦地在其中畅游，那么，总有一天会听到发自海底的历史之声，亲眼看到历史矿藏的脉络。夏老师将沟口雄三的历史叙述和康芒纳的生态总结一一对应，强调了只有赤手空拳进入历史，秉持“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的理念才能领悟历史真实的声音，也才会将某些不存在价值的“垃圾”重新拾起。而正如夏老师所言，历史学家就应该是这样一群担当着生态系统中分解者的角色的“破烂王”，他们需要依靠历史学家的眼光，拼命地将无用的垃圾变成丰富的养料，而此也才成就历史学家的意义。

夏明方教授的报告旁征博引，字字珠玑，展现了历史学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风范，不仅解答了在场学生的诸多困惑，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学生们的研究思路。在报告结束之后，夏老师对同学们的提问进行了细致和耐心的解答。最后，赵晓华教授对本次讲座作了简短的评述和总结，并向夏明方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向焕强 图/申大鹏）

延伸阅读：“蓟门谈史”系列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历史研究所、人文学院研究生会承办。讲座诚邀史学界著名学者，寻源理脉，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回望千年历史，铭刻岁月印记，洞察历史变迁之脉络，审视当代发展之现状，为沟通过去与未来架起桥梁，为探索国民精神之塑造与民族崛起之道路而努力！欢迎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走向的朋友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