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史研究的面向与方法

屈文生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法律翻译、翻译史、法律史及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知识地图已基本绘成，中西译论发展史的脉络已大体呈现，翻译史研究为翻译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通过翻译史研究，历次翻译高潮得以描述和建构，佛教翻译、民族翻译和西学翻译等各时期的翻译活动已基本交待清楚，历史上的主要译者、译作和翻译事件等得到大致梳理。但总的看来，翻译史研究的面向和方法还比较单一。翻译史是一门交叉学科。交叉意味着学科间的知识交流、不同学科术语的移植、理论的集成、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采用、交叉有可能孕育出更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1. 翻译史研究的面向

文学翻译史是近40年来翻译史研究的重心，是翻译史研究的主流。但是，文学翻译史面向不应当是翻译史研究的全部或唯一重心。

科学翻译史应成为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在科学翻译史的众多分支中，法律翻译史、外交翻译史、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史、自然科学翻译史和汉籍外译史当下最需要重点力量加持。

法律翻译史研究就大有可为。近代以降的法律翻译起到了推动中国法制近代化、重塑中国法律的作用。法律翻译史研究可以从词典出发，从档案出发，从译者出发，从翻译活动或翻译事件出发。

外交翻译史（特别是照会交涉与外交机构的研究）可能是未来翻译史研究的重点。

翻译与政治，特别是翻译与制度移植是一个有魅力的研究领域。

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分支的学科在中国的发达史，就是一部翻译史。

在未来的翻译史研究中，我们不但要关注西学汉译，也要关注汉籍外译。汉籍外译史的认真梳理时不我待。

2. 翻译史研究的方法

史学方法论中可供翻译史研究者借鉴的，主要有以下研究进路。

第一，社会史研究进路。社会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叙事策略，该研究方法“主要将文本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后的情境”（孙江 2008a：7）。翻译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大多是社会史的叙事方法，文本分析手段在翻译史界是最常见的。

第二，概念史研究进路。与社会史研究使用的文本分析手段不同，概念史研究方法在讨论文本时非常关注“词语”，“概念史的主要工作是对文本的构成和语言进行诠释”（孙江 2008a：7）。另外，概念史的叙事方法有时会和社会史的叙事方法相互纠缠在一起。概念史研究如果有明显缺陷的话，就是它容易使翻译史研究呈碎片化倾向。

第三，全球史研究进路。全球史既是新兴的史学分支学科，也是史学的研究方法。全球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跨国、跨地域、跨语际的话语实践，形形色色的书写行为、翻译行为和学术行为。

第四，文化史研究进路。采用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学者关注“符号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伯克 2009：3）。文化转向之后的历史研究热衷于文化叙事，俗称“讲故事”，轻视宏大叙事，讲求微观史。

翻译史的写法除采用通史式的宏大叙事方式外，还可以采用微观叙事的研究路径。

翻译史研究同样有内部研究法和外部研究法之分，具体表现为文学化的翻译史研究和史学化的翻译史研究两种走向。

史家常说“史无定法”（李红岩 2017：5），没有哪一种方法是翻译史研究的最佳进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深刻反思，充分的研究自由以及个性化的写作尝试。

文章观点摘自：屈文生，《翻译史研究的面向与方法》，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第830—836页，文中参考文献从略，具体请参考原始文章。

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四题

蓝红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研究兴趣为翻译学理论和翻译批评。

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意识的增强。

1. 史识观意识

“历史”一词有两层基本含义：一、客观历史，即不以主观为转移的自在的历史；二、主体化的历史，即历史学或历史知识。“史识”包括“历史认识”和“史学认识”，历史认识就是主体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史学认识则既包含了历史认识，又包含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思，即对“历史认识”的认识。可以说，史识观是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所在。因而，增强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首先应增强史识观意识，即需要确立和明辨自身的史识观。

史识观和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是相互作用、无法分离的两个方面。没有与史识观相脱离的孤立的翻译史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单纯的史识观。史学观既决定了学者展开研究的“程序”、对史料的认定和取舍，也容易形成表述思想、阐明主张的模式和风格。史识观的建立，常常需要方法论的支持，史识观的变化或者改变，又常常带来翻译史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的革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什么样的史识观，就有什么样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秉持“科学主义”史识观的研究者看来，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无原则性差别。在这种史识观的观照下，研究者只收集和堆砌史实，避免涉及个人观点的介入，“史料”自己会说话。“人文主义”史识观则认为，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有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认识中的主、客体是不同的，而人文历史科学的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存在内在同一性。

2. 研究问题意识

从事翻译史研究应有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则是指“主体在进行认识活动时，通过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深刻洞察、怀疑、批判等多种方式，产生了认知冲突，经过深入思考后仍困惑不解时，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探索情境的真实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一种心理状态”（房寿高、吴星，2006：24）。

从事翻译史研究，从确定具体的研究主题到提出研究问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范围不断缩小，研究对象从笼统到具体、从模糊到清晰。在大量的文献阅读之后，研究者需要对已有的观点不断发问，寻找问题。研究问题需具体明确，需反映出论题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真实性。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样，翻译史研究中对某个课题可以提出一系列的研究问题，但并非无序的清单式罗列，而是按照研究问题之间清晰的逻辑联系，分层次逐级展现，从而将研究引向深入，指导研究计划的实施，确保从问题到假设再到研究结论的连贯性。

3. 翻译理论意识

翻译史研究的另一个代表性问题就是翻译史研究的理论价值问题。有些人选择从事翻译史研究，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对翻译理论有一种“否定性”的理论意识，认为翻译史研究与翻译理论很难扯上关系，做译史研究就可以做到对翻译理论敬而远之了。就我们长期形成的研究传统而言，重视史实，强调爬梳，不失为一种受到普遍认可的求实的好学风。但是翻译史研究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比很多人所想象的要密切得多，翻译史研究者应该加强理论意识，对翻译理论应该具有一种“肯定性”的理论自觉与理论研究能力。

从本质上而言，翻译史研究是一项理论性很强的工作。虽然不少重要的翻译史研究论文中几乎看不到有关翻译理论的显性阐述，但实际上隐形之下都是本着一定的理论观为指导的。例如从史学的角度考察翻译的社会功能的研究就是在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的观照下进行的。要增强翻译理论意识必须进行翻译理论的学习，翻译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个人翻译史研究信念。通过翻译理论，我们对翻译史及翻译史的学科属性有深刻的理解与把握。翻译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并非在于“如实地”呈现史实，而在于加深我们对于人类翻译活动性质的理解。存在于翻译史研究者视域内的并非作为“历史的实在”（Historical reality）的“史实”，而是“作为知识的存在”（History as knowledge）的“史识”。翻译史研究的学科属性要求我们从翻译学的角度去解释存在于各种言述文献中的“翻译的历史”，从而推动翻译理论的进步和翻译学科的发展。

4. 史学方法意识

翻译史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选题之后首先涉及的就是考据，即史料的搜集、考订、整理、甄别与取舍，使史料能够客观反映历史真实。其次是以思辨的方法对所选的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使史料抽象上升为理论假设。再次是用考据和思辨混合的方法扩大研究范围，从不同的视角以新的史料证实或证伪现有研究结论。最后又以思辨的方式在新旧史料上形成新的综合，使原有理论假设严密化、完善化，或上升为新的理论。

翻译史研究以其跨学科方法为基本特征，需要思辨、需要描述，也需要实地调查和实物佐证，但毫无疑问的是，搜集和考证史料乃是翻译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才能对翻译史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全面而系统地占有史料是研究翻译史的基础。如果不以史料为基础，而只以思辨或描述来解决问题，那么得出的成果则不能称为翻译史研究，而只能称为翻译理论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有着极其丰富的关于搜集史料、鉴别史料的方法和手段，并且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问和理论。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学方法亦在不断地发展，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计量学、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都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理论和方法。翻译史研究的范围得以扩大，个案的史料分析不再是翻译史学研究的全部，取而代之的是宏观综合与微观分析的结合，以认识翻译史的流变性和同一性，学科内翻译史事件的历时性发展描述也辅之以中外、跨学科、或多学科间翻译现象的共时性结构对比，以探索人类翻译活动的统一性、多样性及其联系、本质、特征和规律。译史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科学化的特点，而这对从事翻译史研究的研究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文章观点摘自：蓝红军，《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四题》，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44—48页，文中参考文献从略，具体请参考原始文章。

全球史视野下的翻译史研究

袁丽梅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史、翻译理论与实践。

1. 全球史与全球史观

根据著名全球史学家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2002：393）教授的定义，全球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文化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洋、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在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同时，全球史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广泛存在于史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影响涉及社会史、经济史、性别史、全球微观史等，启发研究者以一种全球视野来看问题。

不论是作为全球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将有助于全球史研究的实证化、微观化，翻译史与全球史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首先，翻译史是全球史的应有之义。全球史强调“历史上不同区域人们的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及其重要意义”（吴义雄 2017：14），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接触、交流、影响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跨语言、跨文化活动的发生，也即翻译成为全球史命题成立的一个潜在条件。此外，译史研究不仅是全球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亦将为全球史由“先验”到“经验”提供大量丰富的微观个案。既然是全球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史的个案研究理应为经验全球史考察不同文明之间互动、交流提供思想传播、流变的具体案例，亦可为更大范围内史料的梳理、分析提供灵感启发与必要补充。

2. 全球史视野对翻译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一般认为，翻译行为涉及原作者、译者、读者三个重要维度，语文学派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以源语文化为旨归，但其对翻译活动的讨论主要着眼于文本因素，鲜少关注外部语境。“文化转向”后，诸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因素开始进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但拓展后的研究视角均聚焦在目标语一方，探讨目标语读者的接受、目标语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译作生成的影响以及翻译行为对目标语语言文化发展的作用等。那么，源语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呢？源语语境除能够帮助理解原文外，是否还具有影响翻译行为发生、发展的其他潜在意义？与此同时，由于文本流传、重译、转译等现象的存在，某一文本对象（尤其是一些影响广泛的文本）的翻译活动实际涉及不止一组源语—译语文化关系。

此外，在文化“走出去”的热潮中，一些研究成果虽然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的外译活动，视野却局限在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译作对中国文化、文学的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而探讨采取何种策略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上述问题固然不容忽视，但借助翻译行为的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却不能不将对象国及其所属文化圈、甚至全球文化气候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更何况文化本身不仅关涉具体文本，更是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甚至自然环境多方面综合作用的复杂体系，要寻求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不能孤立、封闭地看待翻译行为，更应促使我们的研究视野也走向世界，在强调联系、互动的宏大全球史视角下打开研究思路。

2.1 全球史视野促进翻译史个案研究的资料扩充

视角的更新与拓展在史实案例类的研究中将直接决定论者对一手资料的关注范围和深广度，而材料的扩充与修正又有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近代以来航海技术的发展、人口的迁徙流动以及各国间频繁的交流合作使得文本的传播及与之相关的翻译活动日益呈现出全球化特征。翻译推动文本的全球旅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对其中穿针引线、连结起不同语言文化的翻译行为的考察也呼唤着一种全球史的宏观视野。这种建立在广泛联系基础上的全球视野要求译史研究者突破孤立的单个译入译出语文化关系，而将考察范围拓展至围绕相对固定的文本中心、作者中心、译者中心甚或媒介中心的复杂翻译现象所涉多组译入译出交互关系，促使研究者在更加广阔的领域、范围内收集一手资料，实现翻译史案例研究在资料层面的扩充，最终影响对特定翻译事件的认识和解读，触发更多研究问题。

2.2 全球史视野对当前译史书写的启示

案例写作是全球史发展逐渐走向微观化、实证化的趋势使然，同时也成功克服了全球史研究在学科建立初期专注于概念梳理与理论构建从而造成“先验”有余、经验不足的缺点。不少学者认为，广阔的全球视野、扎实的一手资料以及精准的个案研究将成为未来全球史研究的一大特点。

借鉴全球微观史的研究路径，当前的译史书写亦可以通过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切入特定个案，有效克服整体性书写“大而无当”的弊端，围绕具体对象完成史料的集中发掘与有针对性的整理；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采取开放的视角，关注个案本身向外辐射的多维关系，聚焦特定案例却不拘泥于其中，从而弥补碎片化研究局限细节、忽视整体关联的不足，重新实现历史研究总结过往经验、指导当下行为的现实意义。

同时，全球史观也是推动译史书写由“内部史”向“外部史”过渡、内外并重的重要手段。内部史与外部史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 S. Kuhn）提出，用以拓展当时的科学史研究。翻译研究者利用该内外二分法区分译史研究的“内部史”与“外部史”（卢华国，张雅 2009；邹振环 2010），并强调翻译活动与外部社会文化进程的关联互动，即“外部史”的维度，“不仅仅停留在从某一翻译家、译作或翻译思想在时空上的纵向、横向关系来寻找影响翻译演变的条件和因素”，更需要研究者“不能限于翻译史的范围，还要进入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相关的知识领域之中”（邹振环 2010：21）。由此可见，翻译“外部史”的发展方向与全球史研究强调的跨专业、跨学科合作趋势不谋而合，二者可相辅相成。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话题都适合采用全球史视角。全球史观打破民族、国家界限，但其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宜被过分夸大，翻译活动受制于特定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历史语境，同时反作用于后者的互动关系依然存在，全球史观尚不能取代特定的民族、国家立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拓展的研究视角对关注对象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与揭示。因此，全球史视角对译史研究的指导意义首先取决于研究对象是否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或能否作为另一全球性现象的组成部分，在案例考察上则比较适用于存在多种文化因素交织、关联的个案。

文章观点摘自：袁丽梅，《全球史视野下的翻译史研究——关系梳理与参考借鉴》，载《上海翻译》2019年第4期，第66—70页，文中参考文献从略，具体请参考原始文章。

微观史学对翻译史个案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包雨苗

英国爱丁堡大学翻译学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学科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翻译史、翻译理论。

1. 微观史学：“多观”而非“微观”

微观史学作为一股国际性史学潮流，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意大利，代表人物为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乔瓦尼·列维（Giovanni Levi）、爱德华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等人，并在法、德、美等国得到不同的发展。微观史学的主要特征是对微型的案例——通常是边缘的个人、社区或事件等——进行详尽细致的研究，且通常呈现出“与长时段、宏大历史架构下对民族、国家、社会群体的研究成果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Szíjártó 2013：5）。

近些年，翻译史研究领域也已开始关注微观史学，如阿达莫（Adamo 2006：87）借鉴微观史学对边缘人物的关注，以期纠正翻译史研究中对“所谓的‘经典’、显性的话题、问题、对象和事件”的偏重。芒代（Munday 2014：64）则借微观史学来论证在翻译史研究中通过关注诸如采访、档案、手稿等文本材料来研究“鲜为人知甚至被人遗忘的译者”的重要性。

虽然微观史学家通常关注边缘化的小人物或琐碎小事，但其所谓的“微观”并不由其研究对象的微小所决定，而是在于其论述方式和方法论。微观史学家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撰写关于这些小人物的历史，而是通过对微观案例的研究来揭示之前宏观研究中被忽略的因素或发觉历史现象新的意义（Levi 2001：101）。关注微型案例给微观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同时关怀宏大历史主题和保存研究对象个性特征、体现历史复杂性的切入点。因此，微观史学在方法论上推崇的是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和互动，可以称之为“多观视角（multiscopic）”。

这种“多观视角”的研究路径对于翻译史个案研究极具启发意义。正如列维所强调的，研究对象的微观化是一种“实验”，关键是视角的“变化”而不是保持规模的“小”（Levi 2001）。金兹堡曾就这一点用摄影语言做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比喻——这种史学方法是“不停地在微观与宏观历史之间来回，在特写镜头和大全景镜头之间来回切换，以期在讨论表面上的例外案例和短时段案例时能不断猛然带回对历史进程的整体关照”（Ginzburg 1993：27）。在视角和视野的不停切换中，微观史学家致力于（部分）重构真实事件和鲜活个体的特殊性和个性，同时又能近距离地反观已有的宏大叙事，以“纠正其简单化倾向，修正其观点和假设”（Levi 2012：129-130）。相比较宏观史学研究中模式化、线性化、静态化的历史解读，微观史学能更好地展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案例选择。微观史学在案例的选择和处理上，与社科领域秉持的“典型性”和“例外性”原则不同，提供了认知微观与宏观研究两者关系的第三条路径：以“特殊的正常现象”为线索，微观史学对于个人经历与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真切的关系与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认识不是单向性的，而力图在宏观与微观视野的动态切换中获得新的史识。因此，个案研究不一定是史学碎片化的表现，微观史学的方法论和实践提供了一种结合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的路径。

2. 以微观史学为借鉴的个案研究路径

若借鉴微观史学的方法论，我们则可以尝试在个案研究中避免对宏大叙事的简单认同和机械诠释，以努力获得新知。例如，我们可选择周瘦鹃于1917年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作为个案，但选择依据并不仅是因为周瘦鹃作为所谓“鸳鸯蝴蝶派”文人曾经在中国文学和翻译史上遭到边缘化，或是因为《丛刊》是其译作的代表作，而是因为该合集可以作为微观史学家所谓的“线索”，提供探究民国初年话语空间中的翻译概念的切入口：该译文集集合了周瘦鹃早先发表过的短篇小说译文，其中最早的作品可追溯至1914年；文集中还有三篇序，分别由“鸳蝴派”人物包天笑、陈蝶仙和王钝根撰写；该译文集还收到了由鲁迅起草、通俗教育研究会署名的书评。因此，以《丛刊》为个案研究，不仅可将周瘦鹃与其他“鸳蝴派”人物联系起来比较他们在对翻译的认识上的异同之处，也可将所谓的旧式文人与在通俗教育研究会任职的鲁迅并置于同一历史话语空间内，更可以将收录于《丛刊》的译文和先前发表过的版本作对比，探究周瘦鹃本人在1914到1917这几年——恰恰是清末到五四“转型”的这几年——对翻译的认识是否有变化。这样一个个案可以让研究者顺着起初微小的线索论及其相关的其他人事物，从而在史实深描中将研究对象至于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网络之中，使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周瘦鹃或《丛刊》，而是在具体的文本、人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中探索这一时期翻译概念的变化甚至不变，从而近距离审视已有的宏大叙事。至于如何在分析中借鉴微观史学的“多观视角”，此处限于篇幅无法具体展示，但笔者想要强调的一点是如何对待鲁迅对《丛刊》的评价，这关乎到能否做到列维所说的“在描述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时不落入宏观结构中的类型或例子的窠臼”（Levi 2012：124）。在已有的关于或提及《丛刊》的研究中，这则书评常被用以说明《丛刊》的价值和成就，然而这种解读明显受到鲁迅在新中国政治地位的影响，又陷入了宏大叙事的解释模式之中，未能挖掘出该文本揭示历史现象新意义的价值。

微观史学的“多观视角”方法论原则给翻译史个案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或许就是这种“对话”的思维模式。在寻找个案并对其进行细节钩沉时，不是在先入为主的宏大叙事框架下寻找符合该叙事的“例子”来例证该宏大叙事，也不是简单地由一两个案例直接升华出一个对于宏观历史时段、宏大历史主题的结论。我们无需将微观和宏观的研究方法或是个体现象的研究与群体现象的研究视为“背道而驰”的对立取向，以局部、微小或“异类”的个案为切入点，通过研究视野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不断的切换，仍可回答具有宏观旨趣的研究问题。

文章观点摘自：包雨苗，《试论翻译史个案研究法中微观与宏观的关系》，载《外语教学》2019年第3期，第93—97页，文中参考文献从略，具体请参考原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