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长征时期的历史贡献-米儿火

1996年，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协助下，从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了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报告的俄文记录稿。随后经中央编译局翻译成中文，于2001年在《党的文献》第4期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专刊上公开发表。这是继陈云认定《（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他的手稿和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他撰写的之后，又一篇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十分重要的文献。

一、从江西到四川

长征初期，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被派往红五军团担任中央代表。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原国民党革命军第26路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红五军团担负着后卫掩护整个部队的行军任务。

1934年10月18日晚上，陈云随红五军团从江西省兴国县城外出发，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的。当时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央唯一的大功率电台也被毁坏，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的联系。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

12月初，陈云随红五军团渡过湘江，越过广西资源县境内的越城岭（土名老山界），继续西进。12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任命刘伯承为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

1935年1月9日，刘伯承、陈云率领的军委纵队渡过乌江后，占领遵义城。刘伯承和陈云分别担任临时组建的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在行军过程中，当年贵州老百姓生活贫苦，给陈云留下深刻印象。他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贵州居民之贫苦真是远非我等居住于江浙十里洋场者所能想像。做庄稼的（农民）冬穿单衣，且无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补缝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则隆冬还是一丝不挂。当我等行军经过时，立于路边之小孩，正在发抖。”“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个贫穷的地域中，煤炭却到处可得。”“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

1月15－17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认为，我们没有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保卫以江西瑞金以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这在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会议指出，军事领导上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而李德、博古要负主要责任。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指挥决策机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由于战争环境瞬息万变，军事指挥需要集中，3月中旬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统一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决议发出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分别到各军团干部会议上进行传达，受到积极拥护。这在当时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使大家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从此，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地位。

遵义会议后，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央纵队，陈云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这时，中央红军周围的敌情仍然十分严峻。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突然西进，直逼昆明。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重兵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歼灭；另一方面，疯狂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白区）特别是上海共产党的组织，企图一网打尽。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将遵义会议情况向共产国际通报，同时也有必要恢复白区的党的组织，以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分别去上海，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的地下组织。陈云想从昆明走，但由于敌情严重，结果没有走成，又折回到红军队伍中。

5月初，陈云随中央纵队到达金沙江边的皎平渡口，被任命为渡河司令部政治委员，司令员是刘伯承。

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皎平渡口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两岸山高谷深，渡口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很容易翻船。这时，中央红军缴获2只小船（可载11人）、4只较大的船（可载30人），全军3万多人就靠这6条船渡江，它的艰苦性可想而知。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这样写道：“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不得同时几个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即使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得违背。”

马匹如何过河？陈云写道：“渡船上本不许载马匹，但渡河时赤军想出方法，命马夫弃马鞍，拉住马口索坐于船尾，使马立河边上，船离岸时，岸上派人执鞭驱马，马即跟于船尾游泳过江”。

“故赤军自豪，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诚趣事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掌握了行动的主动权，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县城郊外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作战行动。会议决定，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31日，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会议决定：一是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

泸定会议后，刘伯承给陈云写了两封亲笔信，一封是给他在成都的朋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的；另一封是给他在重庆的弟弟刘叔禹的，希望他们协助陈云赴上海。

6月7－8日，中央红军攻占天全、芦山两县后，陈云随军到达天全县灵关殿。经过精心安排，陈云在当地的地下党员、灵关小学老师席懋昭护送下，到达成都。

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镇

这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围剿”红军，戒备森严。陈云拿眷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在他那里住了一个晚上，便离开成都，直奔重庆。

6月28日，陈云化名“廖家骏”在《新新新闻》报上刊登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是陈云事先同周恩来商量好的，向中央报告平安到达成都的信号。

随后，陈云在刘伯承弟弟、开中药铺的刘叔禹协助下，由重庆乘民生公司轮船安全到达上海。

二、从上海到莫斯科

1935年7月，陈云到达上海后，仍用他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这时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了几次大的破坏，而中央特科由于多年来形成的简单、独立的领导体系而得以保存下来。

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工作一时难以进行后，提出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员都应暂时到苏联去，以保存有生力量。上海中央特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陈云去苏联的意见。陈云认为，他的工作任务在上海，故决定不立即就走。他让先期离开长征队伍，从香港到上海，因一时难以开展工作，又折回香港的潘汉年先走。

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来催促，陈云这才决定起程赴苏联。这次同陈云去苏联的，一共有七八个人。他们从上海乘苏联客船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名海参崴），然后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

陈云这次回上海大约住了一个半月。他以“廉臣”笔名，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用叙事笔调，开始写作跟随红军长征的历程，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随后到莫斯科后完稿。

新中国成立前，在国内流传的《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几种单行本

此文最早于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全文约3万字。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成为第一本介绍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陈云亲身经历，再加上描写细腻、故事生动、语言通俗，很快传回国内。1937年4月，作为附录收入上海丁丑编译社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此后还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从东南到西北》《长征两面写》等不同书名，多次印刷发行，广为流传。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同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史诺（即埃德加·斯诺）著、汪衡译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起编辑成册。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少青年读过这些书，成为他们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种动力。

文章开头指出：“我国共产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朱毛、徐向前、贺龙、萧克等赤军，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当赤军起初时，本系是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之势。”“南京及各省军队征剿已历八九载，但朱毛实力，有增无减。”

文章接着说：“年来蒋委员长亲身督剿，步步筑碉，满拟一鼓歼灭之，不料朱毛早见及此，于去年10月中突围西走”，“与川北徐向前会合”。“现在中国两大赤军会合，声势大振，且军事重心，已由东南而移到西北，剿共军事，无论在作战上运输上皆大感困难，赤军活动愈难抑止矣。”

这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闭幕不久，由于日本、德国这两个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法西斯势力日益成为世界人民的主要威胁。根据这一变化，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

陈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加紧侵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指出：“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若合我全国兵力一致对外，则不难收复失地。”“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作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

文章最后说：“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10月15日，陈云应邀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侯补书记费洛林在听取汇报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陈云一一作了答复。

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干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最早系统地介绍长征的报告。

陈云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及回国路线示意图

陈云的这个报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首先讲述中央红军为什么要离开江西苏区进行长征，作了哪些准备，随后指出：这次长征历时8个半月，行程5千多公里，跨越12个省份，达到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保存了红军有生力量，建立了新的、实力最强大、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

他说：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对红军来说是必需的。当敌人包围我们以前的革命根据地，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我们把主力从根据地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报告介绍在红军主力纵队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向西部进发之前，在军事战略部署上做了哪些准备，指出：我们先派一部分部队打出苏区，深入敌后，尤其是我们派了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长寻淮洲部向福建方向和赣闽边界地区挺进，于是我们的部队便插到了东北方向敌人的后方。第二个行动，派红三军长贺龙部会合红六军团长萧克部，从湘赣边区打到湖南去，于是我们在西北方向敌人的后方也部署了部队。

接着，报告将长征分为4个阶段，作了详细介绍：第一阶段，从江西到贵州；第二阶段，从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城；第三阶段，从攻下遵义城开始，一直延续到过金沙江为止；第四阶段，过江之后。报告详细分析了每个阶段的胜利和所犯的错误。

报告谈到第一阶段所犯的错误时指出：部队出发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部变成了辎重部队，没有足够的自由机动部队；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

报告谈到第二阶段取得的胜利时指出：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领导的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报告接着介绍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政治意义。首先，标志着蒋介石“清剿”红军计划的破产；其次，会师后我们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第三，现在红军位于川北、陕西、甘肃一带，敌人不可能从西北方向进攻我们，军事战略条件比以前更加有利。

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告以具体生动的事例说明：我们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红军不但善于进攻，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能秩序井然地撤退；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报告指出：我们有没有犯过错误？当然犯过。例如：

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把十九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如果我们不犯这个错误，那末，现在福建和中央苏区的局面就会完全不同。

我们组织长征时，没有向广大群众、红军战士，甚至党内讲清楚这次长征的意义，甚至中央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

我们离开江西时，带走了主要的军事干部、军事学校所有学生等，却把在民政机关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里，瞿秋白等同志后来被捕遇害了，这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运动战术，而是采用了阵地战术。以往的战斗经验表明，必须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可我们却把军队分散，使之变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自己则丧失了机动能力。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在最后一次反“围剿”中所犯的错误。

报告指出：犯错误当然是件坏事，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能够克服并纠正这些错误。

报告还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党能够并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我们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陈云这个报告，使共产国际全面、正确地了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中共中央后来几年内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