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年

营造学社之后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综述

（上）

赖德霖

建筑史研究自20世纪初期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至今已经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其间人才辈出，成果丰硕。然而尽管众多学者都力求在研究中能够推陈出新，自觉而系统的方法论回顾和总结仍属鲜见。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番初步的综述，以期抛砖引玉。

建筑史方法论涉及多种不同层次的认知和研究方法，小到制图手段的运用，大到建筑本体内涵的观照。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一个影响普遍的中观性问题，即建筑史研究的视角。人们常用“步移景异”一词来形容对中国园林的体验，在我看来，用它形容学术研究也颇为合适。这就是事物的意义不仅仅取决于事物本身，而且还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单一视角所获得的认知往往并不完整，研究者只有经常自觉地寻求新的视角，或不同的研究者都能从不同的视角贡献各自的观察结果，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才能不断趋近完整。建筑的研究尤其如此。

建筑学的综合性决定了建筑的历史研究可能也必须采用多种视角。比如说建筑是人类的空间依托并服务于人，所以理解建筑首先要理解人，包括人的社会组织、生活和活动、习俗和观念；建筑又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所以理解建筑还要理解建造的方式，如结构、构造，以及设计方法。如此种种，所以人们说建筑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技术科学的结合。与此相应，研究建筑自然也需要从多角度着眼。

针对建筑史研究， 这里所言的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人文科学中虽然哲学也与建筑有所关联，但这里主要指美术和美术史；而技术科学主要是指结构构造与施工技术。建筑和建筑史研究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最初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以朱启钤为领导，梁思成、刘敦桢和林徽因为学术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第一代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将建筑的历史研究与考古学、美术学和结构构造学相结合，从而使其成为一门颇具综合性的独立学科。

考古学方法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建筑史研究，是建筑史研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一大进步。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建筑和建筑史研究限于名物的辨析、形制的考证、宫室的见闻、以及城坊的定位，基本方法是文字性的忆述和对文字的阐释，所以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这种传统方法在20世纪初乃至营造学社的创办初期依然如故。考古学以实物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不仅扩大了历史材料的来源，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历史实物的证据。它使得对实物的调查、测绘记录和分析超越了文献而成为获取建筑历史信息的主要手段。实物也成为解读文献的最佳历史依据。

在历史领域，实物与文献相互参证的方法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革命性人物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法”之一。梁思成、刘敦桢和林徽因是这一方法在建筑历史领域的实践者。他们将对清代《工程做法则例》宋代《营造法式》的注释与实物例证的调查相结合，在文献和实物的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与社会科学的考古学实地调查方法伴随而至的是作为人文科学之一的美术史学的类型学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强调在实物间的比较中发现造型和风格的差异，进而发现造型风格演变的线索，为实物鉴定和年代判别提供依据。梁思成和刘敦桢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他们首先以建筑部件的造型和比例作为类型排比的标尺，在此基础上进而进行建筑风格的分类和时代的鉴别，从而建立了中国建筑的风格演变谱系。

梁、刘、林的研究还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即他们不仅关注考古意义上的历史遗存，还关心现实尚存的人类建筑文化活动。这方面的具体工作表现在他们对清代流传下来的工匠匠作的记录和整理。刘的调查和研究还涉及到中国古代桥梁，并影响到学社的会员王璞子。此外，刘、林还和营造学社的另一名重要成员刘致平还进行了传统民居的调查和研究。他们的工作可以被更广义地视为对有形的和无形的中国的建筑文化基因的保护。刘致平也曾尝试以县为单位的建筑志写作，编写了《广汉县志 · 建筑篇》。该书稿虽因战乱而遗失，但作者的研究方法不容忽视。

技术科学是营造学社中国建筑史方法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梁、刘等第一代中国建筑史家以古代建筑实物的单体构架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结构构造的方式和性能不仅是他们进行年代鉴定的一个重要类型学依据，也是他们中国建筑史论说的一个基本美学标准。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建筑史研究在社会、人文和技术科学三个方面又有新的发展。首先，梁思成和助手莫宗江继续运用实物与文献相互参证的方法研究《营造法式》。张镛森也在刘敦桢的支持下用这一方法整理出版了苏州工匠姚承祖所著的《营造法源》。此外，梁的学生徐伯安和郭黛姮在梁著《〈营造法式〉注释》的补充研究中，以及潘谷西、张十庆、何建中、李路珂等在对《营造法式》的独立研究中也继承了这一方法。杰出的考古学家宿白在对白沙宋墓的发掘研究中扩展了这一历史研究方法。他不仅研究了墓室结构所反映的宋代建筑情况，也对照文献研究了壁画所表现的器物。宿还将类型学方法用于西藏建筑和石窟寺的断代研究。而在2002年，他的学生徐怡涛提出以椽长判别不同辽代建筑的建造年代是这一方法的新例。

还有大批学者延续营造学社的方法进行古建筑调查，发现、记录了大量史料，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做出了宝贵的基础工作，并为古建筑的保护和维修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如单士元、杜仙洲、莫宗江、孙宗文、卢绳、冯建逵、祁英涛、罗哲文、张驭寰、刘叙杰、赵立瀛、曹汛、柴泽俊、路秉杰、邓其生、杨慎初、方拥、朱永春、刘临安和柳肃等。一些学者还把调查的范围从建筑结构扩展到家具和装饰，其中如王世襄、杨耀、杨乃济、钟晓青。最近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建筑测绘方面的应用是建筑调查方法的一个进步。

除将实物与文献互相参证之外，考古学角度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后还取得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在地上文物调查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地下遗址的发掘和复原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有王世仁对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及唐长安明堂的考古复原，杨鸿勋和傅熹年等对于史前和先秦以至唐、宋、元各代大量建筑的考古复原和研究，以及萧默根据敦煌石窟和壁画所提供的视觉材料对唐代建筑的研究。在城市史方面，侯仁之结合地理学、历史学和考古学对北京城的历史变迁进行了长期深入细致的研究。王璞子、姜舜源也采用近似方法研究了元大都的城坊。近年来陈薇及其同事以及新加坡学者王才强分别将计算机模拟技术应用于城市和古建筑群的复原，陈本人还试图运用考古材料回答建筑历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为何木结构能够成为中国建筑的主导结构方式。

19世纪末英国建筑史家Banister Fletcher在其所著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一书中曾引入有关地理、地质、气候、宗教、社会政治和历史因素对建筑的影响的讨论。相关的讨论也见于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一书。这些讨论开启了是中国建筑社会史的研究，将建筑史关注的问题从“有什么”和“是什么”的问题引向“为何是”。1944年梁思成在其《中国建筑史》书稿中对环境思想、道德观念、礼仪风俗等因素与中国建筑的关系所进行的分析，当受到了包括上述书籍在内的国外研究的启发。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下，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也加入了有关各时代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介绍。80年代王世仁关注到中国古代建筑的工程管理问题，使建筑史研究对于社会学问题的关注从宏观的背景深入到较为具体的建筑生产过程。王还在90年代主持了以北京宣武区为单位的系统历史建筑调查。社会学研究方法在90年代以陈志华为代表的中国乡土建筑研究中得到了更为明确和充分的体现。其特点是以一个个村落为单位，借助家谱、碑刻和题记等文字材料和访谈所获得的口碑材料，研究村落的社会历史，其影响之下的村落形态和建筑形态特点，以及不同类型的建筑在村落社会活动中的功能和意义。社会学的视角还体现在近年刘畅对清代宫廷样式房与算房设计体系的运作的研究，乔迅翔对宋代官方建筑设计的考述，以及王贵祥、陈薇等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以及贺从容对唐长安平康坊这一特定街坊的城市土地分配方式的研究。

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匠作、民居或乡土建筑和少数民族建筑调查自50年代以后也得到很大发展。前者体现在王璞子对清工程做法的继续研究，王世襄对明清家具、匠作则例的搜集整理和细致研究，和李乾朗对台湾工匠流派发展长期不懈的追本溯源；后者有刘致平、王翠兰、汪国瑜、王其明、孙大章、陆元鼎、单德启、阮仪三、路秉杰、于振生、蒋高宸、黄汉民、朱光亚、朱良文、王其钧、陈伯超、张十庆、潘安、阮昕、陆翔、龚凯、曹春平，以及美国学者那仲良（Ronald Knapp）等大批学者对于中国民居建筑实物及习俗的广泛调查和研究。楼庆西、郭黛姮、陈薇等学者还将研究扩展至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的建筑装饰。最近美术史学者郭伟其有关《诗经》图在传统屏风雕刻中的影响的论文，显示美术史的图像学方法在建筑装饰研究中还大有可为。此外马炳坚、刘大可、李全庆等学者在长期从事古建筑维修工作的基础上对清代木结构技术、瓦石琉璃施工技术进行了系统整理。这些工作同时也是对于一种文化遗产的保存，具有超乎技术科学研究的文化意义。近年常青也在积极推动建筑人类学研究的开展。

除文化基因的调查记录之外，人类学所关心的礼仪与空间设计的关系也是建筑史研究中与“为何是”问题相关的重要课题。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已经注意到中国佛教从以塔为中心到以佛像为中心的瞻拜方式的转变对寺庙形制的影响。汉宝德探讨了明初以降宗教社会性的转变对寺庙开放性的影响。刘叙杰通过仪礼分析了先秦时期建筑中存在的东西阶现象。郭湖生将仪礼研究的思路用于探讨宋东京城与北京城千步廊形成的历史。近年礼仪与空间研究新成果有朱剑飞对北京紫禁城的研究和诸葛净对明代北京城礼制建筑的研究等。

人类学研究还有一个方向是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潘谷西、傅熹年、张十庆、王贵祥等学者通过将南方建筑实物与《营造法式》进行对比，发现了前后者间的影响关系，傅、张和路秉杰还论证了中国福建建筑与日本“大佛样”建筑的渊源关系。杨鸿勋对比中国古籍中有关黄帝明堂的描述与日本考古发现的神社遗址，进而从语音学角度论证前者是后者的祖型。武蔚还试图比较嵩岳寺塔与印度一些中世建筑以期论证前者的建造时代。李华东对韩国高丽时代木构建筑和《营造法式》进行了比较。蔡明和张健根据史料分析比较了中日殿堂建筑设计中的木割基准寸法。曹汛追溯了百济定林寺塔、日本法隆寺塔与中国南朝寺塔什样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体现了“二重证法”的另一重要方面，即境内材料与境外材料的相互参证。这种方法刘敦桢生前已经开始重视，在80年代郭湖生又明确提出“东方建筑研究”的主张，并指导了张十庆、常青和杨昌鸣对中日建筑、中国与西域及东南亚建筑的比较研究。张良皋是另一位视野宽阔的学者，他通过对建筑的研究勾画出中国史前至先秦时期地域之间文化传播及交流互动的宏观图景。

未完待续

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