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爱博（Albert E. Dien）已经从斯坦福大学教授的职位上荣休多年，却停不下来，像正当年的学者一样有着没完没了的研究项目。他住在离校园四英里的小镇门罗公园（Menlo Park）临近一条小溪的老屋子里，大红的房门，客厅里沙发的坐垫也是大红色的，四周都是中国传统风格、颜色古旧的低柜和茶几，墙上则挂着日本版画。

餐桌上堆满了书和资料，用餐只能转到厨房的小桌——这里也就成了丁爱博的第一个书房。餐桌上大多是丁先生主持编撰的“剑桥中国史”丛书第二卷的相关资料，这一卷的内容为六朝史，老先生作为海外六朝研究的权威，自己写了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两章，另外还有30位学者的约稿。“此书前后花了近八年的时间，去年年末才出版，很不容易。”六朝（220-581）即中国通称的魏晋南北朝，西方学者称“六朝”，又与隋唐并称“早期中古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政权频繁交替的时期。虽然有西方学者将这段历史比作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黑暗时期”，但其实这是一个文化艺术迅速发展的时期，直接影响了隋唐文化。

丁爱博先生

在其六朝研究的经典著作《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中，丁爱博综合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从政治、社会、文化、艺术等多方面描绘六朝社会。在史学研究中，历史学和考古学始终是难以融合的两个分支：传统史学多以文献为主要史料，而考古学家则倾向于微观考察考古材料，或将其作为历史文献的参照和实物证据。丁爱博完美地结合了两个治学传统，是六朝史中第一个依靠大量考古材料全面考察这一时期历史的学者。由于丁爱博的汉学家背景，他还具有比专门断代史学者更开阔的视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传统史家少有关注的社会史、文学史和艺术史。因此，他的《六朝文明》不但有政治社会制度分析，有历来为考古学家重视的建筑、墓葬、佛教，还有音乐、兵器、交通工具、家具、服饰、饮食、灯具等日常器物，让人耳目一新，非常细致和全面。

转出客厅旁的边门，院子里有一处单独搭建的房间，这里曾经是前一任屋主的独子居住的地方。“那户人家有五个孩子，四个女孩，一个男孩，女孩们住大屋，男孩就住这里。”丁先生介绍。先生没那么多孩子，这小屋便成了他的第二个书房。眼下他在这间书房里的项目是为一本法文中国历史著作而写的书评。虽然是篇小文章，却也颇费功夫。各种文章资料摆放在电脑旁，随时可用。

有些学者做完一个研究、书写完付印后会把相关资料处理掉，在物理也在心理上告别一个议题。丁先生不，他留着所有东西：“谁知道以后会需要什么呢！”这些东西也堆满了车库——丁先生的第三个书房。各个墙面从顶到地面没有一点浪费，整齐排列着完整的中国各大考古、文物、历史研究期刊，间杂各式书籍、文章，或是某次旅行收集的博物馆资料、画册和小纪念品。这里是丁先生研究粟特人的地方。粟特人是生活在中亚的古老民族，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胡人”。他们善于经商，从东汉到宋代一直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由于近年关于粟特人进入中国的出土文献和考古实物——尤其是墓葬——不断被发现，国际上出现了粟特人研究热潮。从1962年开始丁先生就已经开始关注粟特人研究，至今已发表了四五篇文章。他将粟特人在中国的生活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继续做下去，丁先生有望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对粟特人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已经九十多高龄的老人的世界。但看到他红润的气色，甚至还有点孩子气的面庞和笑，我们又会觉得一切非常自然：工作一直就是他的生活状态。每天清早起床后，丁先生便开始读书、做研究。直到最近几年，先生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现在，八点钟后他会停下来，和太太一起看看电视。如果学校有他感兴趣的讲座，他会自己开车去听。图书馆也是他常去查找资料、数据的地方。每周一三五上午，丁先生坚持去体育馆运动一小时。从2007年开始，他开始详细记录每次运动的情况，并附小图注释具体的动作：杠铃130磅，20次；举重60磅，20次；蹬自行车2英里；仰卧起坐100次。“我不写日记，但对这样的记录却乐此不疲。”这或许是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认真、仔细和坚持，又或许是对身体的一种特殊意识。

丁爱博先生

当然丁先生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三个书房的范围：他在丝绸之路、敦煌、兵马俑和中国的穆斯林等多方面都有涉猎和建树。丁先生还是美国早期中古中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也组织了全美第一个以六朝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正是由于他在早期中古中国研究领域的开拓性和突出贡献，美国权威期刊《早期中古中国》(Early Medieval China)特别把2007和2008年两卷献给丁爱博。在题献中，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熊存瑞教授和佛罗里达大学Cynthia L. Chennault教授写道：“丁爱博具有国际声望。是很多研究领域的先驱。他勤奋、博学、优雅、有幽默感。在使用证据时不遗余力、分析严密、阐述清晰有力。……但他却是一个谦恭的人，在他身上完全没有一点学术大家的自负和傲气。”作为“剑桥中国史”丛书第二卷的撰写者之一，熊存瑞教授对丁先生治学和为人的严谨有切身体会：“我的稿件丁先生仔细研读，提了很多具体意见，与通常所见的丛书主编完全不一样。”

丁先生的中文极好，在讨论艰深的专业问题时也有近乎母语的纯熟，这其中自然有丁太太的功劳。太太是台湾人，娘家姓丁，也是一位学者，对社会心理学、中国文学很有造诣。“一结婚，太太就说家里必须说中文。这规矩实行了五十多年。”丁先生一贯的淡然语气里透着些自豪。而这桩婚事也让Dien先生（发音为“丁”）名正言顺地成了丁先生——“中文名他跟我姓，英文名我跟他姓。”丁太太解释道。就在亲切的普通话和红茶的温润中，丁先生谈到了他数十年的中国情结和治学之路，对年代、名字甚至是细节都记得很清楚，时时陷入思考，好像当时的情景又重回眼前。

丁爱博与丁太太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研究感兴趣的？

丁爱博：我出生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上小学的时候学地理，我就想如果在地球上挖个洞，对面就是中国，多有意思啊！在书上读到清朝的妇女穿裤装、男人梳辫子，都让我感到特别好奇。中学以后对中亚和元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华盛顿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后，开始上历史专业课，由于当时没有中亚方面的课程，我选修了一年印度史课。印度史很难学，再加上我兴趣也不大，第二年就开始转学中国历史。那是四十年代的事了。

后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跟着导师Peter A. Boodberg才确立了中亚、六朝的研究方向。我在伯克利待了十几年，本科、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在那里读的，还在伯克利东亚图书馆做过图书馆员。那时伯克利真是人才济济：有唐代研究的大家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教授，中国文学研究有陈世骧教授，佛教研究有Ferdinand D. Lessing教授。除了中文，我还学习日文、法文、德文，也上过古突厥语、西藏语的课，算是有了基本的知识。

当时赵元任先生也在伯克利任教，我上过他一门“历史语言学”的课，讲的是唐朝的中古文。他用英文讲课，用词特别高深，很多词我根本听不懂。赵先生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有一次他到台湾地区访问，记者问他会不会说台语。赵先生回答，现在我不会，但过一两天就会了。记者当然觉得他太狂妄！但他们不知道，台语和古汉语关系密切，唐代的语言都在他脑子里，台语不会是什么难事。他那么聪明。

您在台湾待了好几年，生活在汉语环境对汉学家是否是必须的经历？

丁爱博：现在每个人都会觉得生活在中文环境和文化中肯定对汉学家有很大的帮助，四五十年代的汉学界可不这样认为。我1956年到台湾时，已经学了十年汉语，却一个字都不会说！事实上，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甚至认为学习口语会对学习文言文和汉学研究带来负面影响。他是一位知名的学者，也代表了那时的观念。我学中文从《孝经》开始，从古汉语开始，再学现代汉语，只读不说，和现在正好相反。到了台湾，好不容易能开口了，声调却怎么也掌握不好。有一次我和朋友用中文聊天，他十岁的女儿在旁边笑，因为我的发音实在太滑稽了。这件事到现在还记得，也促使我下苦功学好声调和口语。

丁爱博一家

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是什么时候？

丁爱博：1980年我随一个语言学团体访问中国，到了北京、西安等几个城市。那时候中国所有人都穿着类似制服的蓝色衣服，偶尔能看到一些人穿卡其面料的衣服。尤其在王府井，人行道上走路的人很多，但绝对安静，人们不说话也不笑，街上根本没有车。现在当然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年前后去过几十次中国了。除了学术交流和自己的研究项目，我还有机会带一些学术团体考察、参观中国的历史遗迹。这可能就是现在说的“深度旅游”，我会详细规划路线，并举行有关参观遗址历史的小讲座。

印象最深的有哪些？您研究中有很多考古材料和发现，参加过实地考古发掘吗？

丁爱博：中亚和丝绸之路一直都是我的研究领域，到敦煌也有20多次了。有两次从北京坐火车，一直到新疆，再到苏联和彼得堡，考察丝绸之路的遗迹。洛阳有个古墓博物馆，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那里有搬迁复原的古墓群，我们可以走进去看，直观感受到各个时代墓葬的变化。实地考古因为直到近年才对外国人开放，我没有参加过中国的考古发掘。我只参加过一次在蒙古的考古队，六个星期。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工作，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乐趣，不过我可能还是更适合在书斋中看考古报告。

有文章说《六朝文明》是您集三十年之功完成的六朝研究力作。真的花了这么多功夫吗？

丁爱博：差不多二十多年吧。八十年代初张光直教授担任耶鲁大学出版社“早期中国文明”系列主编，他找到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六朝文明的专著，我答应了。我的研究除了历史文献，还倚重大量的考古学发现，依据物质实物来构建一个时期的历史面貌。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资讯发达，只有散见于期刊或单独发行的考古报告，查找起来很困难。我只有自己建数据库，把所有我能见到的关于六朝时期的考古资料汇总、分门别类，方便查找。这个工作花了很多时间。我把一千八百多座墓葬的相关文物资料都输入到这个数据库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数据，我才能够通过分析，得出一些关于六朝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的结论。

能谈谈这本著作中文版翻译出版的情况吗？

丁爱博：这本书的译者李梅田是很优秀的学者，以研究汉唐考古学为主要方向，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主动找到我，要翻译这本著作。这是一本很难翻译的书，有大量专业术语。李梅田英文很好，我们经常写信交流，他的翻译基本没什么错误。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大量历史、考古专业词汇的中英文说法，我曾想编辑一部这方面的专业词典。后来发现已经有类似的考古中英对照词典了。这也算是一件事做太久的副作用吧。

您还有下一个研究计划吗?

丁爱博：除了粟特人研究，我一直想写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文章。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进仕科考制度是从六朝开始的。相比汉唐明清等断代史，魏晋南北朝一直是一个不太受历史学家重视的时期，可能是由于太复杂、头绪太多，也可能受到传统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尤其在文化社会生活方面，比如佛教的传入，又比如我们现在还在讲的魏晋风度等等。另外，我也想翻译《文选》的相关部分。

不过，比起我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现在海外研究六朝史的学者已经不少了。那时候像《剑桥中国史》这样的通史做不起来，因为有些断代史的研究者特别少。现在西方很多40-50岁研究六朝的学者学问做得非常好。

您对年轻学者和学生有什么建议？

丁爱博：对欧美学者来说，我会建议他们学法语和德语，这对研究中古中国史很重要。如果是中国学者，我认为多多了解西方学者的动态会对他们有帮助。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时候通常会有与中国学者不一样的视角和选题，这与他们作为中国历史旁观者的文化背景有关。学术应该是一个多向交流的领域。丝绸之路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中国、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的学者都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已经成为一个学术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