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文史哲》6期）指出，宋朝“积弱”之说本自宋人，也是元明清乃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前较为一致的看法，并非因20世纪初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凌才被特别提出，并分析了宋以后历代都说宋“积弱”的三个原因，认为宋朝“积弱”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军事能力的强大与否，而是统治者主观运用客观实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一种反映。刘永海《宋代攻城理论刍议》（《军事历史研究》2期）认为，宋代的攻城理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前人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色彩，逐渐走上了一条更加理性、辩证的道路。王云裳《宋代军中的“债帅”》（《福建师范大学学报》4期）指出，宋代军中将帅们奔竞于皇帝的“近习”、佞幸之间，谋求晋升高级军职，不惜举债以行贿，成为“债帅”；认为宋代“债帅”的产生及其晋升后反手私放军债等敛财活动，与唐宋变革时期社会矛盾、经济发展特别是高利贷盛行等有密切关系。王晓龙、杜敬红《论宋朝保州地区的军事防御举措》（《保定学院学报》3期）认为，北宋时期为了维护边境安全，防御辽朝侵袭，宋政府精选能臣良将出任保州地方官，并在这一地区设置缘边巡检司，以提高保州与相邻州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采取扩修城池、广开屯田、连通塘泊、广植桑榆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保州地区的防御力量。

二、经济史

部门经济。专著有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董明《北宋官窑的发现和考证》（中国书籍出版社），邓禾颖、方忆《南宋陶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有：王菱菱《宋代矿冶业中的突发事件与官府应对》（《河北学刊》2期）指出，宋代矿冶业生产中常常面临两类突发事件：一类是自然灾害类矿难事件；另一类是矿冶业生产者、流寇、盗贼等人员发起的反抗事件，对此，宋朝统治者采取了种种应对之策。黄晓枫《成都平原宋代瓷业生产形态与瓷业税初识》（《江汉考古》1期）认为，“窑户”是成都平原宋代窑场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并通过与同时期南北方窑场的比较，对成都平原各窑场的生产规模进行了初步推定；此外，还结合宋代商业税的相关史料认识了本地瓷业税的组成状况。陈涛《宋代制笔业考述》（《南都学坛》4期）探讨了宋代制笔业的原料、形制、技术和产地等问题。田建平《书价革命：宋代书籍价格新考》（《河北大学学报》5期）认为，宋代书籍销售价格一般大致为每册300文上下，不同种类、印数的书籍价格存在相应差异，珍稀书籍、违禁书籍售价高昂；雕版书籍一般计价公式：每页(高21.97cm宽17cm)×3.4698文。穆朝庆《宋代著述酬赏制度初探》（《中州学刊》12期）探讨了两宋著述酬赏制度的性质与类别、功能与影响等问题。田志光《宋朝国子监对图书出版的监管》（《知识管理论坛》6期）指出，随着宋代“崇文抑武”政策的推行和科举、学校事业的发展，出版业也随之迅速成长起来，对全国出版业的管理是国子监的一项重要职能，负责全国学校教材和科举用书出版的监管、图书内容的审查、组织打击非法出版、对地方出版活动进行业务指导等。黄纯艳《再论南宋车船及其历史命运》（《学术月刊》3期）指出，南宋车船基本上仅用作战船，其制造、维修和航行成本远大于一般船舶，因而未能运用于社会经济，认为车船的历史命运只有在技术史和经济史结合的视野中才能得到完整认识。

贸易。葛金芳、汤文博《南宋海商群体的构成、规模及其民营性质考述》（《中华文史论丛》4期）指出，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十万人涉足外贸，其内部阶层结构犹如金字塔，处于顶端的是宗室、官员和军将等权贵海商;第二层是职业海商与来华外商;第三层是时断时续参与外贸的中小海商;底层是数量最多的海舶水手和“带泄户”。廖寅《宋代博易场研究——以广西博易场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深入分析了宋代博易场的运营与管理，进而揭示了宋代博易场在促进汉蛮之间经济互补)信息文化交流以及和平稳定等方面独特的历史作用。

乡村。专著有谷更有等《唐宋时期的乡村控制与基层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等。论文有：鲁西奇《买地券所见宋元时期的城乡区划与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从今见宋辽金元时期买地券约250种，根据买地券对亡人生前居里、葬地所在的记录，可以窥知宋元时期城乡区划与组织层面的若干侧面。刁培俊《官治、民治规范下村民的“自在生活”——宋朝村民生活世界初探》（《文史哲》4期）认为，宋朝村落在“官治”与“民治”交织治理模式之下，社会秩序相对和谐。较之宋以前诸朝，两宋社会控制模式更显多元，“官治”和“民治”的色彩和绩效都更加明显。王晓如《宋代乡村第五等户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唐都学刊》4期）认为，宋代乡村第五等户在国家户口中比例大，生存条件差，特别是在失去土地无法生存后，流移转徙，到城市，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为资本主义萌芽做了早期准备，推动了城市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发展。陈伟庆、马国华《试论宋代农业信仰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南华大学学报》6期)认为，农业信仰作为宋代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极为盛行。宋代农业信仰在调节民众心理、稳定社会秩序、丰富文化生活、加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孙金玲《宋代的农田水利事业及启示》（《农业考古》1期）以宋代农田水利事业为切入点，通过对宋代农田水利思想的论述，初步研究宋代农田水利建设的概况，并且介绍农田水利管理制度，最后对宋代农田水利的建设特点进行评析。何姣《论宋代徽州山区经济的发展》（《西北工业大学学报》4期）指出，至宋代，徽州山区人口大增，土地垦殖加快，徽州从一个相对落后；闭塞的山区逐渐向一个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重要经济区过渡，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山村型经济道路。

城市。专著有辛薇主编《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人民出版社）、张如安《南宋宁波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等。论文有：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1期）以唐宋城市聚落研究为主体，归纳其学术史中的一些具体表现，分析推动诸种学术进步的因素，对代表性的论点和研究方法，提出批判性的反思意见，对今后唐宋城市史学术研究的可行性思路提出建议。刘祎绯《北宋城市园林的公共性转向——以定州郡圃为例》（《河北大学学报》3期）以北宋边疆重镇定州的阅古堂与众春园为例，通过历史文献研究与现场踏勘，对二者做出定位、布局及范围的推测，阐明了其对北宋城市生活的历史意义；认为郡圃在北宋时期经历了向公共性、开放性的重要转变。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的商业营销方式与经营特色》（《浙江学刊》5期）认为，南宋都城临安的商业十分发达，其中在商品的营销的方式名目繁多，灵活多变，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充分反映了临安都市文明发达的程度。魏华仙《宋代官府力量与成都节日市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宋代成都节日市场既以地方习俗为支撑，又有官府力量起作用，这就使其既保持了长时期的繁荣，又随着官府政策和命运的变化而兴衰。于志娥、任仲书《宋代劳务市场发展状况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4期）认为，宋代城市中形成各种形式的劳务市场，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多样化的需求；镇市和农村的雇佣关系已非常普遍，所提供的劳务种类繁多，分工细密。《宋代绘画的“解剖学”——从艺术史角度解读宋代都市与社会》（《河南大学学报》2期）通过介绍2012年《清明上河图》在日本展览会的盛况、日本目前对该画卷的研究情况，探讨图像史料利用在历史研究中的未来前景。

其他。经济史方面还出版有多部专著：田欣《宋代商人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程民生《宋代人口问题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学檬、徐东升《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等。

三、文化史

文献。专著有方建新《南宋藏书史》（人民出版社），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林欢《宋代古器物学笔记材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论文有：李裕民《论文渊阁本的缺陷——以宋代文献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期)指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存在的通病是篡改与删除，其所收辑佚本内容多有脱误，所收传世本则有缺卷、讹误等问题；电子版又新增许多缺陷，如缺收表格中的内容，文字颇多失误等。王瑞来《“镜古孰非殷监呈”——考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钱塘遗事》的编纂者从总结宋朝灭亡教训出发，以政治史为主，汇集了大量南宋史料；分条立目的《钱塘遗事》，与编年纪事的《宋季三朝政要》互为表里，洵为值得重视的研究晚宋历史与文化之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吴羽《编撰考论》（《学术研究》6期）论述了《政和五礼新仪》的编撰过程，认为其体现了徽宗整顿礼制的决心和当时的学术取向，也体现出北宋晚期的礼学知识结构相对唐代而言发生了重大变化，还标志着宋代国家礼仪真正的成熟申慧青《略论两宋思潮与是非》（《辽宁大学学报》5期）认为，范祖禹的《唐鉴》一方面发展了《资治通鉴》中所确立的治乱兴衰之论，另一方面，在史事记载、史观表现以及史评、史考方面又有很多独特看法。

谢贵安《河南作者群初探》(《中原文化研究》4期)考证统计了《宋实录》河南籍作者的特点与变化，认为这既与河南当时的地位相适应，又与宋朝的命运相关联。戴书宏《宋代以来著作与著作的消长变化——基于政治导向及学术风尚的考察》（《暨南学报》6期）通过对《论语》著作与《四书》著作的统计、分析，指出宋代以来《论语》著作与《四书》著作的消长变化及研究趋势，并认为造成这一消长趋势的主导因素，一为政治导向，一为学术风尚。程蕾、施建雄《宋代历史考证学的传承与衍变》（《人文杂志》4期）认为，宋代的历史考证由对历史现象时空要素的单纯考辨上升到政治、经济制度的系统考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历史考证方法日益成熟，将宋代历史考证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为传统学术研究的继续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张丽娟《宋代儒家经书版本的文本类型》（《南阳师范学院学报》7期）指出，从今存宋代儒家经书版本实物看，宋代经书版本的文本类型，大体可分为白文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合刻本四类，其中经注本又可划分为单经注本、经注附释文本及重言重意本三类；注疏合刻本又可分为不附释文注疏合刻本与附释文注疏合刻本两类。程佩《宋代古法时期命理文献中的正五行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期）以宋代古法时期的代表作《玉照定真经》为例，展现出李虚中术中一些正五行论命的痕迹。对这种痕迹有序的梳理，或许有助于我们确定子平术产生的时间，并厘清宋代命理术由古法时期到今法时期

考古与文物。专著有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编著《南宋御街遗址》（文物出版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丽水市博物馆编《丽水宋元墓志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桂阳刘家岭宋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编著《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文物出版社）等。论文有：肖红兵《宋代御赐神道碑额考述——以文献所见六十余人碑额为中心》（《中原文化研究》5期）对宋代御赐碑额的起始时间和赐额内容等问题加以探讨，揭示了宋代御赐碑额的大致情实。高建国《北宋考释》（《河北大学学报》2期）依据折克柔墓志铭考证了折克柔的生卒年、生平事迹以及折氏谱系与姻亲等问题。邵晓峰《宋代床的研究》（《艺苑》1期）通过对5件宋代实物床，南宋佚名《韩熙载夜宴图》、南宋佚名《五山十刹图》等图像中的床，以及宋代不同材料的床的梳理与考察，揭示了宋代床在卧具研究中的价值。

理学。专著有陈海红《吕大临理学思想研究兼论浙东学派的学术进程》（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有：葛焕礼《论刘敞在北宋的学术地位》（《史学月刊》8期）认为，元祐史官确定刘敞及其《七经小传》为北宋经学风气转折的标志，实为知见，不可怀疑。近些年来学界关于刘敞在北宋学术史上地位的疑议，反映出后世学者在宋代学术思想史的内容解读以及选择、编排研究对象的依据等问题上存有歧见。张巧霞、郑立柱《宋代理学思想对后世医学的影响》（《河北学刊》3期）认为，宋代医家在吸取《黄帝内经》营养和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医学，宋代理学思想之太极观、理气观、整体观、阴阳观、五行观对于后世著名医家的有关理论有着重大影响。另外还有姜锡东、周云逸《王十朋理学思想评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期)，《论王十朋对南宋理学家的影响》（《浙江学刊》2期）等。

宗教信仰。专著有吴羽《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论文有：孙旭《宋代杭州寺院的地理分布及原因》(《中南大学学报》2期)指出，宋代杭州佛教繁荣，寺院众多，因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人口分布、经济状况、交通条件诸因素的共同影响，寺院分布呈现出总体密集，不同区域略有差异的特点。游彪《宋代有关僧尼的法条初探》（《河南大学学报》3期）认为，历代王朝对于佛教的管理体制可谓各具特色，在唐宋之际呈现明显的法制化趋势，宋朝以后，管理僧尼的行政措施日益严密。游彪、胡正伟《宋代地方官与佛教界之间的关系考论——以范成大蜀地任职为例》（《四川大学学报》3期）认为，南宋时期，范成大担任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任职期间他积极参与佛教界举办的各种佛事活动，这是其行政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他出席的政治意味远远高于宗教本身的意义。张悦《宋代民间生活中的道教驱邪活动》（《史林》3期）以《夷坚志》“安氏冤”的故事为例，从驱邪之人、祛除之物、驱邪之法三个方面对宋代民间生活中的道教驱邪活动进行了考察。

其他。文化史方面的专著还有赵成国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宋元卷（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等。

四、社会史

士人。专著有[美]艾朗诺著，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有：张邦炜《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人文杂志》7期）认为，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为主所组成的士大夫阶层取代门阀士族等级成为地主阶级的当权阶层，既是宋代社会阶级结构最重大的变动之一，又是一大历史性进步。就个体而论，士大夫良莠不齐，但卑鄙龌龊之徒绝非多数。其中高尚之士颇多，优秀人才不少。将宋代士大夫从总体上斥为“群小”、比喻为“粪土”，有欠公允。学人自当信心满满，继续关注这一阶层。黄云鹤《宋代落第士人参与基层社会事务问题探究》（《广西社会科学》8期）认为，宋代日益庞大的落第士人群体回归基层社会后，通过有效占有地方社会事务领域，分割地方政府的公权力，逐步确立他们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成为政府之外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黄云鹤《论唐宋下层士人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兰州学刊》3期）认为唐宋下层士人通过地方官学、私学、书院、家学等途径传承文化，通过游历、游学等方式交流传播文化，促进本土文化的外传和异域文化的引进；通过说唱等通俗形式，加强文化的大众性传播和普及，他们对唐宋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廖寅《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南华大学学报》4期）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北宋时期，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家族。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学学报》2期）以南宋中期曾任执政的何澹及其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家族人物碑铭圹志及传世文献的结合分析，提供了南宋浙东地区家族史的又一案例，并呈现何澹在特定时期中的"多面"形象。本文亦指出，从龙泉何氏宗谱中可以看到，宋代一些家族资料被包裹着“活”在传世的明清谱系著述之中。王善军《宋代宗族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安徽史学》1期）认为，宋代宗族处于明显的变动过程中，在不同区域内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宗族发展的地区差异，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唐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平衡，传统政治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人口迁徙带来的多种影响以及地理环境和经济开发情况不同对宗族社会功能的不同要求。王鹤鸣《宋代家祠研究》（《安徽史学》3期）论述了宋代宗族群体的形成，朝廷对宗庙制度的讨论，士庶祭祖出现新形式家祠的特点，朱熹《家礼》对民间祠堂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并认为，宋代家祠处于唐代家庙至明清宗族祠堂的过渡状态。

生态环境。陈雍《两宋时期森林破坏情况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1期）认为，宋代的林木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分布区域日益萎缩，蓄积逐渐枯竭，林业出现危机，这与公元12世纪的气候异常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战乱和人类过度的开发。李巍涛、李晓峪《宋代农林资源保护法制研究》（《武陵学刊》4期）通过阐释宋代农林资源保护的哲学基础%历史动因和制度保障，对当今生态文明理念进行历史性的解读。张全明《论宋代士大夫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启示》（《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2辑)对宋代士大夫有关生态伦理方面的探索进行了论述，指出宋代士人对既有益于人类生存又能促进生态平衡的生态道德关系的探索，以及要求运用道德手段协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的主张，既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也是一种理想的实践。楚纯洁、赵景波《开封地区宋元时期洪涝灾害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8期）整理分析历史文献资料，提取出北宋和元代开封地区的洪涝灾害信息，对比探讨两个时期洪涝灾害发生特征及其反映的气候变化。

社会救济。李华瑞《论宋代的自然灾害与荒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从四个方面：宋代的自然灾害、宋代荒政政策与制度、宋代荒政实效蠡测、荒政与宋朝社会，较为全面地总结和概括了宋代自然灾害与荒政的十五个特点。李华瑞《南宋地方社会管窥——以阳枋《广安旱代赵守榜文》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3期）认为，阳枋《广安旱代赵守榜文》虽然是一篇为缓解淳祐四年广安军发生旱灾所作的劝谕社会各阶层“上下改革，共回天意”的告示，但是告示内容揭示了南宋广安军地方社会四个方面的问题。李华瑞《略论宋朝临灾救助的三项重要措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期）认为，宋朝在我国荒政历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不仅集汉唐以来各类救荒措施之大成，而且在汉唐以来荒政基础上推陈出新实施的“以工代赈”、“召募饥民为兵”、“鬻卖度牒”三项重要措施，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起了积极的作用。李华瑞《宋代地方官员与救荒》（《地方文化研究》2期）认为，宋初中央朝廷对荒政起着主导作用，迟至真宗以后逐渐转向地方政府为主；为了能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宋代还把救荒之政尽量完善，以救荒之实效来评判官员的政绩。

保障抚恤。杨高凡《宋代残疾人保障问题研究》（《残疾人研究》3期）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残疾人保障相对完备、周全的朝代，它第一次以国家律典的形式对残疾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规范。淮建利《北宋陕州漏泽园士兵墓志文研究——以番号墓志文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期）依据北宋陕州漏泽园的考古发现，结合《宋史·兵志》及其他史料，系统研究了北宋陕州漏泽园士兵墓志文中的军队番号以及相关问题。钱俊岭《试论宋代对死亡士卒的收瘗及管理——以漏泽园为中心》（《文物春秋》3期）对宋代收瘗、掩埋阵亡士卒的几种方式进行了考察，并借鉴已有的考古成果，重点论述对漏泽园的管理、监督及其数量、地点等问题，对漏泽园的规模及其中军人墓穴的数量、规格、军种、番号、掩埋方式等问题均有所阐述。钱俊岭、张春生《简论宋代抚恤阵亡士卒的举措》《保定学院学报》5期）认为，宋代抚恤阵亡士卒的举措在制度建设方面有所突破，使其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对古代军队抚恤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宋代的军队抚恤制度并未转化为战果，却因在施行时纰漏百出，成了军官逃避问责、滋生腐败的温床。

妇女。刁培俊、王艺洁《北宋女性“既嫁从夫”规范的践行》（《社会科学战线》7期）认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北宋时期的中上层已婚女性在其家庭生活中，其"既嫁从夫"规范下的具体"做法"往往出现与儒家规范并不一致的行为，有些甚至与儒家规范更是远远相悖。

王翠《宋代出嫁女与本家的经济关系》（《许昌学院学报》1期）宋代出嫁女与本家间有多种形式的经济交往，二者的经济关系并非如时人理想形态中那样冷淡疏远，而是形式多样。

医疗。专著有朱德明《自古迄北宋时期浙江医药史》（中医古籍出版社）等。论文有：陆敏珍《刑场画图：十一、十二世纪中国的人体解剖事件》（《历史研究》4期）11—12世纪的学者与医者并没有从两场解剖事件中得出某些显而易见的结论，没有将解剖纳入医学的范畴，也没有将实验与观察的意涵进一步衍生，更没有将人体解剖实践确认为一种圭臬，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知识的可信度。陈昊《被遮蔽的“再造”——晚唐至北宋初医学群体的嬗变和医官身份的重构》（《中华文史论丛》4期）认为，在北宋重建制度的过程中，医学身份的关键集中于，如何通过官方医学教育重塑医学身份和如何重建官僚制度内对医官的考核方式，这最终重新塑造了此时代的医官身份，一种新的知识图景也逐渐从不同的知识传统中呈现雏形。逯铭昕《士人身份与宋代伤寒学的发展——以郭雍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1期)指出，士人习医是宋代医学的一大特色，并从士人身份角度透视郭雍的伤寒学思想，揭示士人习医对伤寒学产生的具体影响。韩毅《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态度与措施》（《文史知识》7期）指出，疾疫是宋代最流行的传染病。有宋一带，约发生九十三次大规模的流行，对宋代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造成人口的死亡、迁徙和流动，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部分战争的进程。同时，疫病流行造成的无序状态和饥民暴动，这些迫使宋政府不得不去思考解决和应对疫病的方法与措施。

区域社会。这方面出版有多部专著，分别是：徐晓望《宋代福建史新编》（线装书局）、谭平《惟蜀有才 宋代四川人才辈出的文化机理》（四川大学出版社）、郑丞良《南宋明州先贤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其他。张显运《宋代御厨：以食品安全管理为中心的考察》（《中华文化论坛》1期）指出，宋政府特别注重御厨的食品安全管理：御厨食品原料的支取、御宴的制作过程都有专人监管，进奉饭菜也有严格要求；对违犯食物禁忌和菜肴未精挑细选的相关人员以及混入御膳所的外来人员施以重刑；加强御厨的防火防盗和门卫制度等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政府对食品安全的重视。赵瑶丹《论宋代谣谚中的社会史内涵》（《东岳论丛》5期）以两宋谣谚中的民众观念为切入点，探讨谣谚蕴含的社会史内涵和研究价值，认为民众常以谣谚的方式参与现实政治，以诙谐的言语表达揶揄情绪并保存人生经验，谣谚中的历史世界呈现出迥异于传统史学的特色。

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综述。孙雪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宋代酒业研究综述》（《农业考古》3期），陈宇《近10年来宋代农民生活状况研究综述》（《黑龙江史志》4期），王欣欣、吕洪伟《近二十年大陆地区宋辽关系研究述评》(《黑龙江民族丛刊》4期)，谭静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代生态环境史研究述评》（《史林》4期），梁建国《 2012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