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旨趣》

1928年，傅斯年先生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他的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

傅斯年先生一贯主张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要注重运用新方法，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傅先生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至地质学以至目下的新闻学，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所主张的内容和路径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趋向一脉相承。其贡献在于 ,坐言之外迅速起行 ,以新机构聚集一批志同道合者 ,在考古等领域很快取得超越前人的成绩。这一观点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旨趣》有很好的体现。

基于当时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的兴起，而这些学问发达甚早的中国却很落后的现实，以及一些史学家在作历史研究仍局限于旧的材料，旧的工具，以致停滞不前的情况，傅先生写下了自己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初衷和工作的旨趣，其实也表达了他自己对这门学问的看法和自己所坚持的治史主张。

傅斯年先生先阐述了一下什么是历史学，什么是语言学。从他对这两种学科的定义和理解上来看先生是相当看重在历史语言的研究过程中运用史料的。他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研究者应该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法.手段去搜集研究现存的史料。只有扩张研究的史料资源，才可以是历史研究具有可信性，有历史意义。

就此，傅斯年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甚麽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开了一个好的端绪以后，不能随时发展，到了现在这样落后呢？”

对于这一疑问，付先生归结了三点原因：

第一：凡是直接研究史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后前人所创造之体系，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述正是所谓的科学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聚，因事实之研究而产生个别题目。这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占学术主流的章太炎门徒，付先生认为“他们不但自己不用新材料，即使别人已经开始用新材料，他们还抹杀。”

对于这一点，我是深表认同的。因为历史是发展的，历史学研究也应该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材料的累积，新的题目的出现，问题的解决，也就推动了学术界的新陈代谢，是学问能够有所进步。相反，如果拘泥于已有的材料不放，甚至去抨击和抵制新材料的运用，就会使史学的研究永远盘桓在传流的问题上，没有了生命力的学术死气沉沉。就像如果如果死盯着史料而忘记了田野考古所出现的大量的历史铁证，就无法认定殷商的存在性。也就很不用说是认证历史了，历史研究也就会停滞不前。

第二：凡是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的研究的材料就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方人研究中国人的事物没有太大的成绩，就是因为他们读中国的书籍不能够亲切，认中国的事实不能严辩。但是基于史料是扩张性的，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不能局限在中国这一个小圈子里。

中国的学者却是被框在了“华夏文明”这一“小鱼坛”中无法自拔。就先付先生所说，“假如中国学都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学者治这些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蒙古.满洲以来的问题岂不是掳学，治这些学的岂不是虏学家？”中国的学者一起大量宝贵的材料，任期搁置，焉能进步？

第三：凡是一种学问能扩充他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也就是说，不成其器，不成其事。

当今的学术界吧语言研究弄得四分五裂，《切韵》一书始终都无法区分古音的审定，没有工具的研究就是这样的尴尬。因为没有人懂得梵音，就没有法子来研究。西藏.缅甸.暹罗等语，实与汉语同出一门，将来以比较言语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取自于这些语言的应征之处还多着。历史语言的研究是各种科学方法的汇聚，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等，无不给研究历史问题者提供工具，对解决历史疑团有着莫大的帮助。尤其是考古学，考古学在这方面的贡献犹大，一铲子下去收获的文物是无价的材料，即使没有太多文物出土也可以考察历史痕迹。

正是由于以上的几点，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虽材料多但是进步不大。因此有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傅斯年先生认为要保持历史语言研究的意义，就必须有以下就几点要牢记。

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在先生看来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震慑于大权威，也不是因为我们发什么“怀古之幽情”。正是因为觉得历史语言研究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的，他们有着历史上作为近代的方法。正是本着利用和扩张新材料.发现的解决新问题.进而完善和提高方法，这是一条无可置疑的正确路途。第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从这几点又可以再次看出傅先生对于史料的重视程度是极深的。历史语言一切都围绕于史料，近代历史学就是史料学。

为此傅先生嗨提出了自己对于“国故”观念的反对。学问不是一国别来成逻辑的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研究历史要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国故观念无疑和他相冲突。另一方面，反对疏通，我们只需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村而不不是我们对待此材料的正确态度，正而不疏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是他看见，材料之外，我们不越过去说。第三是不做普及工作。历史语言在教育中的退步往往有助于在学问上的进步。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主要是就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初衷就是为了重塑史料学的重要地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前辈对历史研究的心得体验。作为现代的我们可以就此有诸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