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对两个学科都有比较深的了解，我还远远达不到那种程度，所以我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思路。我认为，题主可以尝试从如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1.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宽泛地说，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现象及其演变规律，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及其演变规律。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首先要回答“政治是什么”和“历史是什么”这两个本体论问题。从共时性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的事物和现象横向地划分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科技领域、军事领域、法律领域等。对于政治学的学者而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是国家、政府、政党这样的社会政治组织，可以是国家制度、政府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干部人事制度这样的政治制度，可以是国家的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公共治理这样的政治行为，可以是政治家、官僚、政党领袖和社会活动家这样的政治精英，可以是对政治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大众，还可以是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构成的政治文化，等等。而对于历史学的学者而言，以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原则上也包括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因为历史作为一个领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历史学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将过去的人、事、物作为研究对象的。这里面可能还需要澄清一点，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人的历史”或者说“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像宇宙的起源和演变、地质的产生和演变、动物的繁衍和进化等，一般不会成为历史学关注的重点。因此，我认为，政治学与历史学有两点重要差异，第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如历史学广泛；第二，政治学不会像历史学那样将时间作为本学科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或基本特征。

2.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目标。对于政治学的学者而言，他们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他们要对研究对象——政治现象和事物——进行界定，论述其性质、构成、特征、结构和功能等；第二，他们在回答了“是什么”这一问题后，要对政治现象和事物发生的原因进行解释，提出其因果关系。他们可能还不满足于解释某一政治现象，而是希望建立解释同类甚至所有政治现象的通则或一般性法则；第三，当他们回答了“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后，他们可能还会依据某些标准（围绕着自然宇宙秩序、上帝的意志和人的本质所形成的思想）对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和仍然存在的政治现象和事物进行价值性判断，然后提出人们应当选择和实现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对于历史学的学者而言，他们也要界定和描述历史现象和事物，解释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最后进行价值性的评价。他们当然也有追求“宏大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这个说法常是贬义的，但这里是中性的）的雄心。在这点上，两者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且，我认为这两者的区别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得那么大。自20世纪以降，历史学深受实证主义（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已经越来越社会科学化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历史学家就越来越多地抱怨历史学的研究中“没有人的存在了”，以至于在学科内部会出现像新文化史这样的运动，代表性的成果是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金兹堡的《奶酪与虫子》，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这三部著作都注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并且研究的都是传统中的小人物和小地方的历史。因此，从研究的思维结构而言，政治学的研究目标是：描述政治现象和事物→解释政治现象和事物的因果关系→建立政治生活的一般性法则或通则。如果可能的话，政治学者还会根据政治学的理论预测社会政治的变化，并为政治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从水平结构而言，政治学研究的层次是：某一政治现象和事物的因果关系→某类政治现象和事物的专门性理论→政治生活的一般性理论。对于历史学而言，情况同样如此，只不过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变成了人类历史。因此，历史学的学者在研究中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3.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者而言，历史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历史为政治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数据。这是之前有答主所引用的美国学者撰写的教科书的观点，我就不赘述了；第二，历史是政治学家进行研究的一个分析方法。政治事物在时空中运动，政治现象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政治学家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是顺理成章的。当我们从历史中考察政治现象时，我们会发现政治事物与时间之间复杂的关系。例如，假设有四个现象A、B、C、D，A是一类政治现象，B是另一类政治现象，C是一类经济现象，D是与C所属的经济现象正好相反的经济现象。在某一时间内，我们发现，A、B、C三个现象的发生顺序是A——B——C。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A和B发生的顺序颠倒时，我们却发现，结果变成了B——A——D。这告诉我们，事物发生的时序在因果关系中的作用。又比如，假设有两个不同类的政治现象A和B，当时间是T1时，A发生了。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时间是T2时，我们却发现，B发生了。这告诉我们，事物发生的时机在因果关系中的作用。再比如，我们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假设有一个政治现象A，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发生缓慢的量变，并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化。

但是，在某一时间点，我们却发现，A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质变，突变为另一类现象B。这告诉我们，关键的时间节点在因果关系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从历史中研究政治现象，能够增进我们对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对于历史学的研究者而言，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可能会成为他们研究历史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性变量。例如，美国知名政治学家西达·斯考切波在1979年出版了《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她以结构主义的视角对几个重大革命进行比较历史研究，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不久之后，她又和埃文斯、鲁施迈耶编著了《找回国家》这一著名文集，促进了社会科学界对国家的“重新发现”。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也开始将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变量，以重新解释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人们颇为关注的近代以来东西方社会不同历史走向的原因。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经过一百多年的专业化、学术化、知识化、国际化后，我们很难继续说属于人文科学（或学科）的历史学和属于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有特别大的差异。例如，两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归结为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前者更倾向于以文本为依据，在概念辨析和案例深描（这类学者通常会细致地论述现象发生的整体背景，并考察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的基础上，通过归纳和逻辑推理来解释特定现象发生的因果关系；而后者则更倾向于运用现代技术对特定现象进行量化处理，然后以此为基础，通过建立数理模型进行分析和检验，以揭示多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般而言，前者得出的结论更具特殊性，因为它对现象发生的情境比较敏感；而后者得出的结论更具一般性，因为它通常是非历史的，不考虑社会和文化差异。因此，我认为历史学和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可能只有两个明显区别，即在对待史料和时间的态度上。历史学家需要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是他们的基本工作，而政治学家主要在历史学家的论述基础上开展他们的研究。历史学家通常会将“时间性”作为他们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政治学家则不一定会采取这种方法。

4.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产生和演变历程。一般而言，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每个时代也都会有杰出的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解释。他们在长期的研究中所形成的成果通常会成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学说，并对后世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后来的学者在回顾和总结本学科的演变历程时，就会按照一定的论述框架，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著作纳入到研究范畴之中，并评估其在学科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学科史的研究者所做出的各种论述，也就向学科内部和外部的人们展现了这个学科的历史。因此，每一个历史时期往往也对应着某一学科演变史上的某一阶段。以政治学为例，我们或许就可以将政治学的产生和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古典政治学、近代政治学和现代政治学。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可能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西塞罗、奥古斯丁、阿奎那、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洛克、格老秀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托克维尔、贡斯当、黑格尔、康德、洪堡、柏克、大卫·休谟、边沁、约翰·密尔、霍布豪斯、鲍桑葵、格林、杜威、以塞亚·伯林、白芝浩、帕累托、莫斯卡、米歇尔斯、伍德罗·威尔逊、古德诺、戴维·杜鲁门、戴维·伊斯顿、阿尔蒙德、罗伯特·达尔、多伊奇、李普塞特、亨廷顿、萨托利、巴林顿·摩尔、斯考切波、查尔斯·蒂利、戈德斯通、古德温、约瑟夫·熊彼特、肯尼斯·阿罗、安东尼·唐斯、詹姆斯·布坎南、曼瑟·奥尔森、缪勒、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迈克尔·桑德尔、迈克尔·沃尔泽、查尔斯·泰勒、麦金泰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米利班德、普朗查斯、汉娜·阿伦特、卡尔·施米特、利奥塔、米歇尔·福柯、德勒兹、尚塔尔·墨菲、理查德·罗蒂、佩迪特、昆汀·斯金纳、波考克、约翰·邓恩等。历史学的产生和演变可能与政治学大为不同，比如表现在代表性人物上。史学史可能不会重点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会关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前者的著作《历史》开创了史学中社会史研究的传统，而后者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开创了史学中政治-军事史研究的传统。史学家在谈到波利比乌斯时，可能不会关注他关于政体的论述，而会关注他的循环史观。因此，当我们从学科史的角度讨论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这两者好像并没有太大的联系。

5.政治学与历史学的学科建制。我们在上面提到过，政治学是社会科学下的一个学科，而历史学则是人文科学（或学科）下的一个学科。这似乎告诉我们，政治学和历史学是两类不同的学科，两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截然不同的。我对此表示了怀疑，不过，从学科建制的角度而言，这两个学科确实存在诸多差异。比如，在政治学这一级学科下，我们可能会发现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行政管理等二级学科。在政治学理论下，我们可能还会发现有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国家建设与基层治理、政治发展与中国政治等研究方向；而在历史学这一级学科下，我们可能会发现有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二级学科。在中国史下，我们可能还会发现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研究方向。从学科演变的角度而言，专业分工和精细化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它适应了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使学者能够集中精力、专攻某一领域。但是，这也可能人为制造出“学科藩篱”，导致学术研究的日益狭隘化和碎片化。因此，在我们主张研究取向和方法论多元的前提下，我们可能会希望，各个学科的学者能够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进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方面而言，这两者必然会产生诸多交集。这就为两个学科之间进行跨学科的合作提供了可能。

我在这里向题主推荐一些著作和论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并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悉数阅读过下列著述，而且这些著述也不完全关注题主所提的问题，因此，这些著述只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题主能够发挥能动性，进行甄别和筛选。题主还有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各位，可能要重点关注历史学和政治学（更广义上说是社会科学）在研究视角和逻辑上的重要差异。

一、历史学：

[英]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刘永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意]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法]布洛赫：《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李剑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美]伊格尔斯、王晴佳、穆赫吉：《全球史学史》，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在（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六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朱维铮：《朱维铮史学史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刘家和主编：《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陈新：《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学的实践丛书》、《历史的观念译丛》、《史学理论研究系列》等多种书籍杨念群主编《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

二、政治学（或宽泛而言的社会科学）：

[美]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法]布尔迪厄、夏蒂埃：《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马胜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美]古丁、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上下两册），钟开斌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切波编：《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美]保罗·皮尔逊：《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与社会分析》，黎汉基、黄佩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美]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郭台辉编：《历史社会学的技艺：名家访谈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孙宇凡：《历史社会学的逻辑：双学科视角下的理论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俞可平主编：《中国政治学四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房宁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研究7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杨光斌：《什么是历史政治学？》，见《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见《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姚中秋：《历史政治学的中国议题》，见《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任峰：《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启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见《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见《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杨光斌、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见《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姚中秋：《学科视野中的历史政治学：以历史社会学、政治史、比较政治学为参照》，见《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徐勇：《中国的国家成长“早熟论”辨析——以关系叠加为视角》，见《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另可见徐勇教授正在撰写的多卷本《关系中的国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