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年，正是开始于北京大学。

傅斯年（傅斯年生平简介）

1918年，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毛泽东追随导师而来，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虽然仅仅工作了半年，但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了新旧思潮的激荡，知道了十月革命，也知道了马克思这个人。

“我的职位太低了，人们都躲着我。我的工作之一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名字，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我并不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来读的人之中，我认出了这次学生运动的著名的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及其他人，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我竭力想同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但他们都是大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讲话。”

傅斯年

可以证明毛泽东对于北大印象不佳的一个细节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一次都没有去过北大。对于北大请他参加活动的邀请，他也是委婉而客气地拒绝，例如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对北大邀请他参加五四纪念会的答复是：“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毛泽东并不喜欢资产阶级气息太重，或者说太清高的那种知识分子，1942年２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就说：“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知识分子特别宝贵。中央文件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战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这是很对的。因此知识分子就很光荣，土包子就吃不开。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罗家伦

反过来说，毛泽东心中真正符合时代需要的知识分子，必须是摆脱了资产阶级气息，把屁股完全坐到工农阶层当中去的知识分子，就好像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