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机缘巧合之下我读到了钱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本是想要买老师推荐的梁启超的同名书籍，却因大意拿到了钱先生的作品，想到正要好好学习钱先生另一大作《国史大纲》，自然也认真的读起来，以期能对其治史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作者简介：钱先生，江苏无锡人，讳穆，字宾四，原讳恩嵘，民国元年更名。虽出生书香世家，但因父亲早逝而被迫辍学，但天生聪颖好学，自学成才。从1912年起，先后历小学、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从事历史研究，在史学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史学名家。书籍介绍与自我理解：《中国历史研究法》有钱先生在香港的八次演讲汇集而成，全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述。并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而在序言中也说道：“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也透露出研究历史的最根本要求——所做论断要讲求证据，要有史料为证，做一个有责任的治史人。书中自是处处强调研究历史应有的责任心。而当中所讲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令我受益匪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

”读到此处，特殊性自然不用解释也能明白，各国历史正因为各具特点，各有特殊性才有了国别史之分，也突然意识到纵使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局面呈分裂之势却依然算是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因为各国本质上是相同的吗！变异性则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特点，书中也说道：“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而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在其变上。”同样的，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重点提到的一点就是研究哲学要“明变”，即是知道古今四项沿革变迁的线索，这种统一严格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确写出来。可见，观其变才能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之来始及去向。讲到哲学，我忽而想到研究历史可否讲哲学思想与方法运用到其中呢？从后文的讲解和举例中也能看见历史研究中能用哲学方法的地方。比如书中说：研究史学要有史才，所谓史才就是贵能分析又能综合；讲文化要讲一些共态与个性等。而对于传统性，书中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从我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理解，何以特殊性与传统性加在一起便成为传统性？最后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略有了解，书中说道：“秦以后的政治，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从秦朝到近代，政权更迭，当中的人事也换了几潮，而无论怎样的动荡、变化，其文化实质是一脉相承的，依然保持这它的特殊性。

当然，作为初涉历史的我们，其知识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都是无法跟钱穆先生相提并论的，所以他所讲的也不能完全理解透彻。但是当中讲史学研究如何入手的方法我倒是觉得相当实用，主要有三种方法：自下溯上，自古到今；纯因兴趣而拓展开来；就某一问题而开始研究。看到这一讲的最后方能总结出方法大意：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更要勤于动笔，精于思考。在“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中，“明变”已然是基本方法，也说到研究中国制度史该注意：不该专从政治制度看，而该会通着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必须明白在此制度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存在。这与研究社会史、地历史、文化史一样，都需要从多方面，多视角的去了解、去研究相关的内容。正如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所写到的:“先生常常强调（做研究）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同样的，说到研究历史“博通”的重要性。适才知道要研究历史就先得先读书。读什么书呢？所以在“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中也提到了出正史以外的有用点的史料来源，如姓氏、方志等。虽然现在不见得还能算新史料，但是至少告诉我史料来源可以有很多渠道，需要自己时刻留意。钱穆先生曾说过：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

开始时，我不懂历史地理到底是什么，以为不过是地形疆域罢了。直到看到“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方才明白历史地理要研究的不只是疆域的变化，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产生的影响等。在这一讲中也提到了中国地理与欧洲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关系，阐明欧洲与中国的本质区别，中国开疆拓土的内在文化的融合与欧洲武力征服扩张的本质区别。而真正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就得有整体观，不仅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从钱穆先生的生平便可窥游历也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一。在最后一讲“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作者主要说道：“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在我看来，从某中程度上来说，研究文化的方法可以说即是研究历史的方法，之前讲到的研究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等方法皆可用以研究文化史。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书中也概括性的指出需要注意的五点，其中：根据历史真情；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自会通处看，不专从个别处看。要看得远，不专从一横切面只眼看。就是有很普遍的借鉴意义，可以说这是对研究历史的方法的一个总的原则性的概括，不独是文化的研究。在第五点“不可多寻短处应多寻长处”，我虽然能理解要我们的确应该怀着一种对文化的崇敬之情去研究历史文化，但是我认为，既然首要的是要“根据历史真情”，自然不应因为主观意见去影响研究的方向与角度，既是有短处，自然也是要诚然面对的，不应偏激的忽略长处或短处。

除却书中所列出来的方法外，读完全书，在钱先生列举论据的时候还能学到很多方法。比如说将历史问题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古今相比，东西相比，便能找到新的突破点。像研究政治制度史的时候，中西比较之下，就对历史的特殊性有更清楚的认识。而做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便是不断的提出问题，思考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则是来源于对社会现象或历史象限的思考。再者，做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只拘泥于历史，还是得多了解其他的学科，这样才可以发现更新的视角。抛开书中主要讲的方法，我想看过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被书中所弥漫的浓浓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以及无处不透露出的历史责任感所感染。在谈到中国人的政治天赋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博大的包容性的时候，在谈到中国人的人本位主义的时候„„让人感到本国历史原来如此令人骄傲。也恰如开篇所道的：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而研究历史的意义也就是如此吧。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只接受过马克思思想指导的历史观点学生来说，书中所陈列出的观点将我对历史的看法无疑是革命性的影响。比如说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就开始了。这自然让我很不解，只可惜他没做进一步论述，不过到是我今后的一个不错的学习方面。

比如书中谈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定义的时候就说到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能塞进马克思所定义的概念中去的，中国古代若要定义的话可名为“四民社会”，即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士、农、工、商”所构成的社会，社会阶段的划分则依据“士”这一阶层的地位变动为标志，而非生产工具发展为标志。再谈到经济的时候，他就证明抑商是不存在的，这自然与我所学的“重农抑商”是相冲突的。在谈人物史的时候就特意提到了中国文化中对“无表现”人物的重视及原因等等。从这些观点中，我所了解到的并非只是看法而已，而是由此可以见得“我”应该如何定位，不应该 仅仅是“学习”历史，而是要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不是被动的接受别人的观点， 自己应多思考才是自己的想法。 前面也介绍过，本书是由八篇演讲稿汇编而成，所以语言上通俗易懂，不似 学术论文一般深奥。也正式因为是演讲稿，所以虽然全书的感染力实足，但是缺 乏一定的严谨，如“如何研究政治史”中说以秦为界线，前二千年为封建政治， 后二千年为郡县政治。但事实上在秦以后的汉初与明初还是有较长一段时间是有 封建制的。虽然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但是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并不详尽， 大都很空泛,所以对理解能力有限的我来说，有些方法不能完全理解、掌握。

对 历史研究的很多反面都未涉及，如史料的来源，如何选择史料等，不像《治史三 书》中对与研究有关的各方面都有详细讲解，并详细的针对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 阐述，所以理解起来自然更透彻。 但是总的说来， 这还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本 讲治史方法的书，更不如说它是一本阐述治史原则的书，是一本激起后起青年研 究史学志愿的书 。从很大程度上了解到了钱先生的治史思想，受其感染，也有 了对历史研究的热情与向往，钱先生也不愧为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为国之招魂者！ 参考书籍：严耕望《治史三书》之《治史经验谈》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钱穆《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