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秋升，1965年10月生于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1988年在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得山东大学史学理论硕士学位，1998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得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2009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史料价值可以分为基本价值和特有价值。真实是史料的基本价值，而特有价值则看其满足历史研究具体问题需要的程度，故而才衍生出史料价值大小高低的差异。新史料是历史研究领域以前未曾发现的史料，其发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但往往也出现了重视新史料、鄙弃旧史料的偏颇。新旧史料的地位应是平等的，价值大小不应以新、旧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动互补的。

关键词：新史料；旧史料；史料价值

我们要认识、解释和建构历史，必须靠史料。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史家对史料重视的程度不同，但从来的史家，尤其是近现代史家，无一例外地重视史料，尽管重视的程度有所差异。史料是过往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是通往过去历史真实的唯一桥梁，是历史研究绝不可缺少的。不过，历史的真实不会自动呈现，史料自身不会说话，必须要对它发问，而历史研究活动正是史家与史料之间的反复问答。不同的史家有不同的史料观念和对史料的不同认识，史家的史料观念在历史研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不同的史料观念会导致不同的史料处理方式及结果，这自然也就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决定了历史研究实践的状况和风貌。而史家的史料观念多有差异，并非每个史家都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出现偏颇也在所难免。及时发现、思考、分析、引导史家的史料观念，应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者的责任。当前，源源不断的新史料被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开展，但如何对待旧的史料，如何评判新旧史料的价值、如何处理好新旧史料之间的关系，尚存在认识上的模糊之处，需要思考、辨析和校正，以使历史研究更加健康地开展下去。笔者曾经在《说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一文中，对新旧史料及其价值略有涉及，今就这方面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01

史料的基本价值和特有价值

“史料价值”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尤其是在谈及史料问题的时候，但我们对“史料价值”的涵义似乎并没有深究过，这有碍于我们对问题的探讨。因此，应首先对“史料价值”一词的涵义进行辨析。

要辨析“史料价值”，首先应该从“价值”一词说起。“价值”一词人们通常从关系范畴的角度加以解释，指的是客体属性及功能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当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时，我们就说客体有价值，否则谓之无价值，而满足程度的大小则是区分客体价值大小的标尺。具体到“史料价值”来说，是指史料能否满足史家研究的需要，史家研究的需要体现在历史研究的问题上，即史料能否满足历史问题的需要。能否满足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程度，取决于关系的双方，一是史料是否具有用于说明历史问题的功能，二是历史研究的问题提出了怎样的史料需求。

从一般意义上讲，盈天地之间皆为史，一切的遗存均可作为史料，而且，凡是留存下来的，都有解读历史的潜在功用，因而都有价值。史料的潜在价值无所谓大小，因为还没有与历史问题关联起来。在这一时期，所有的史料都是平等的。当历史问题出现，各种不同的史料能否满足该问题的需要，以及满足程度的大小，才凸显出来，这时才有了史料价值大小的区分。

那么，所有的史料是否应该有一个相同的属性和功用呢？这要从各种各样的历史研究中寻找一个共同的需要。我们发现，追求历史的真实是所有历史研究的共性，求真是中外史学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研究追求的目标，虽然后现代主义对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所以，真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需要，史料能否满足这一需要，是其价值有无的判定尺度。在这个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历史问题，不同的史料各有不同的价值，则是第二位的。因而，我们不妨把史料价值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基础价值，这一价值的判断标准是真实；二是特有价值，这一价值判断的标准是满足具体历史问题研究需要的程度。第一个标准应该是绝对的标准，第二个标准则是相对的标准。

对历史真实的追求由来已久，对史料真实的要求也早成为了史学家的共识。不真的历史如江河表面的泡沫，转瞬即逝；建立在不真的史料基础上的历史大厦，则如沙上建塔，即使建立起来，也会很快轰然坍塌。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史家孜孜以求地辨别史料真伪，进行艰苦的考据，思考史料不真的原因，分析史料造伪的途径，以求披沙拣金，开掘史料的信息。当史料具有了真实的属性时，方可进入具体的历史研究领域。

我们常有这样的语言表述：这条史料具有政治史料价值，这条史料具有社会史料价值，这条史料对于研究古代的生态环境有价值等等，这样的表述所指都是史料的特有价值，是对特定历史问题解读时，史料所能够发挥的功用。伯伦汉说：“至于各个事例方面，何者可引为史料，此则与所选之题目或所提之问题有关。故问题之如何提出，其关系殊大，吾人不能不注意之也。”他还说：“材料之选择搜罗，自当以题目为标准。过去时代之遗迹以及当前之现象，其范围至为广漠，亦惟如是乃能有所适从，定其取舍。”此外，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表述：某种史料有补史的价值，某种史料有考史的价值，某种史料有论史的价值等等，这些都是从某些具体历史研究领域的状况，对史料特有价值的言说。

那么，史料价值是否会有变化？应该说，同一史料作为客体属性或功能是恒定的，但却因时代与史家的不同而变化。郑樑生说：“某一史料是否有价值、其价值高低如何等问题，并不会因研究者素质高低问题而发生变化，而是会随着研究者所研究的题目而有所不同。”“虽是同一史料，其价值高低并非肇因于研究者素质的高低，乃是随研究者所研究题目的内容而发生变化，史料本身的价值是不变的。”这显然是就史料的客观属性或功能来说的。的确，史料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其内在的属性和功能，但价值是与主体和研究需要紧密相连的，不光是“研究题目”的不同显现史料价值，“研究者素质”同样是价值显现的因素。他还说过：“史料本是一种死东西，要将它们活用，胥赖研究者的技巧。技巧的好坏将使各该史料成为利刀或钝刀。而史料之意义在于使史料能够变成史学研究的材料，亦即使它对史学研究者有所裨益。所以如果给它们分等级，则就非成为它们对研究有益之程度上的差别不可。然史料有益于研究之事，在于因研究者利用时之技巧如何而有所不同，故其等级乃因利用场合之不同而经常发生变化。”他承认研究者技巧的作用，同时主张“不宜将史料分等级，而宜认为每当研究问题产生时，其能对研究提供最有力之内容者为一等，以下则按其所提供价值之程度之不等而给予假设的等差”。事实上正如杜维运所说：“史料的价值，随时代而转变，亦随史学家而转变。史学家能善用史料，则史料的价值即出。”这应是对史料价值较为合理的论断。

02

新、旧史料价值的判断

新史料、旧史料也是史学界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但其内涵并不确切。哪些是新史料？哪些是旧史料？并未有一以贯之的确指。从逻辑上说，新史料和旧史料都不是严格的学术概念。史料的“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一是相对于已见的史料，二是相对于与史料交接之主体。刚出土的文献或考古文物，固然是新史料，一个没有读过《汉书》的学生，初次相逢的《汉书》对于他来说也是新史料；原是新史料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今天已经变成了旧史料；在地上传世久远、却一直未被使用的家谱，也是新史料……新史料和旧史料都是相比较而确定的。史料的积累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史料在不停地变为旧史料。当前，新史料的主要来源大体有三：一是地下出土文献、文物和考古发现；二是虽传世但一直没有被发现者；三是已见史料中隐藏的不被当成史料者。鉴于新、旧的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使用新旧史料一词的时候，应寻找一个标准或共识来明晰该词的指称。事实上，人们一直习用的新史料之“新”或隐含的共识是相对于历史研究的某个领域的总体情况而言未曾发现或使用的史料。

赵世瑜在《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一文中说：“所谓新史料，主要是指在某个研究领域以往未曾发现或使用的史料，这是在比较狭义上说的，也是学术界比较普遍使用的含义。”他举例说：“回首20世纪初的新史料发现，甲骨文、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档案，之所以被称为新史料，是有西学传入后的新史观为前提的。它们的对立面，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正史。”笔者赞同赵先生对新史料的定义，新史料是特定研究领域内，未曾发现、未曾使用的史料。这一定义是相对于整个史学界或某一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所有史家而言的，因而具有通约性。他又举例：“二十世纪30年代以来汉简的逐渐出土和利用、50年代以来徽州文书的发现和利用，都是这个意义上的新史料。”其所列举的这些史料，有些是埋在地下如甲骨文和汉简，有些则是存留于地上如明清档案和徽州文书，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没有被使用过。本文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新史料一词的，因为这样界定，有利于问题讨论的一致性，以免发生歧义，至于旧史料则是指已被发现并使用的史料。以“未曾发现或使用”标准来衡量，新史料一是指地下出土的史料——包括文字和实物的；二是指地上的史料，虽然早已存在，但未被使用的，包括文字的、实物的和口述的，或者说新史料包括出土文献、出土文物、考古遗迹、新发掘出来的传世文献、口述史料、图像史料等。

近20年来，新发现的地上地下的史料纷纷面世，推动了史学的大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出现了史料观念上的偏颇，其中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极为重视新史料，忽视、淡忘甚至鄙弃旧史料。这表现在对新史料缺乏考辨的情况下匆忙使用、不注重旧史料的阅读与研究、急功近利的历史研究观念等方面。

这种偏颇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也曾出现过。罗志田撰文指出，在近代史料观念不断扩展的同时，史学界出现了某种只是注重新史料而不读常见书的风气。有人对此趋新弃旧不满，极端者如邓之诚，则自称只用二十四史来做研究。当甲骨文出土之后，许多史家对这种新出的史料纷纷叫好，但章太炎却不相信甲骨文，以至于遭到了傅斯年的批评：“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这些均说明当时的一些史家对新、旧史料的价值也没有一个恰当的认识和评判。

仅凭正史进行历史研究、极端拒斥新史料，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四大新史料的发现、新史观的影响、王国维等甲骨证史的成就，极大刺激了史学界，渐次形成了高度重视新史料的风气，亦走向了极端。不少史家刻意追求新史料，不读平常书，鄙弃旧史料，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做法。

事实上，即使不使用新史料，同样能够在历史研究中取得较大成就。严耕望曾举例说明过：“前辈学人中，例如钱宾四师，很少能有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利用新的稀有史料所写的论文也极少；他一生治学，主要的是利用旧的普通史料；然而他能研究出很多新的结论。”严耕望指出：钱穆的《刘向歆年谱》所根据的都是人人所能看得到的史料；《国史大纲》有人说只是根据二十四史而已；汤用彤的佛教史研究基础是《高僧传》之类的旧史料；陈寅恪一生的论文中运用新史料写出来的也不算多，“他的主要成绩也是从普通史料中运用新史料抽绎出来的”。在论及吕思勉时严耕望说到：“近代史学研究，特别重视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旧史料。史学工作者向这方面追求，务欲以新材料取胜，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诚之先生的重要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运用其他史料处甚少，更少新的史料”，并认为这一点也是他的著作被低估的一个原因。严耕望本人就特别强调要读基本的史料书，即古代正史。他举例说：“其实即如《天文志》一般人看不懂，但也可以从中发现有用的材料，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例如唐代南疆所至，一直难有定说。我去年就从《唐书·天文志》记录各地测影所得的北极高度，非常正确的讲明唐代南疆之所至约在北纬十七度半，即近代南北越分界线相近地带。这可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发现。”所以，他总结自己的治史时说：“我个人治史的路线也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虽然我征引史料除正史、政书、地志之外，涉及诗文、石刻、佛藏、杂著等相当广泛，也偶引新史料，但真正基础仍然建筑在正史上”。

周天游、孙福喜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一文中，论及“50年代以来的港台秦汉史研究”时指出：以钱穆为代表的史学“传统派”，在深入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学术文化为线索，通过整理研究传统史料，对秦汉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考察。文章举施之勉为例，说他“从1952年起，在《大陆杂志》连续发表了80余篇论文，对《汉书》所述西汉史事进行了考证，对《汉书补注》进行了辨证。与此同时，他还在《大陆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近70篇论文，以《后汉书集解证疑》为题，对《后汉书》所述史事、人名、地名进行了考证。施之勉的这项研究，为进一步认识了解两汉史事，进一步读懂两汉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也就是港台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秦汉史研究论著，有的虽极少采用考古资料，但仍然新意叠出、灼见纷呈的奥妙所在”。该时期台湾史家对秦汉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也充分说明了新史料的史料价值不能夸大，旧史料的进一步研读同样重要，同样能够取得学术新成就。

人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新史料，大概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新史料往往没有经过世间的流传，所以没有加入主体的影响或污染，而旧史料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叠加了主体多重有意无意的东西。的确，正如梁启超所说：“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入海，中间所经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色味，随之而变。故心理上的史迹，脱化原始史迹而丧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布洛赫曾经打比方说明流传造成的历史信息的改变，他说：“消息是从头往后传的，站在末尾显然不利于正确收集情报。前不久，我参加了一次晚间急行军，从队伍前头传来‘注意，向左有炮弹坑’，而最后一个人听到的却是‘向左’，他就向左走，结果掉进了弹坑”。我们不否认梁启超和布洛赫的看法，但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离历史发生时空近的史料，常常伴随着与利益主体相关度高、情感倾向强烈等因素，更容易有意无意之间作伪。旧史料可能叠加污染，但一代代史家的努力，亦可以澄清不少历史真相，否则后来的注释与考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即使是出土文物或考古遗迹，也需要史家主体的解读才能够说明历史问题，主体对史料的影响不可避免。加之当前学术功利思想严重，急于成名成家，一般期刊编辑也特别重视新史料，于是，新史料成了一些人多发快发文章的凭借，导致了一些人急于追求新史料，忽略对传世的基本史料的研读，出现了赵世瑜所说的现象：“我们今天对档案、碑刻、族谱、契约文书也许越来越熟悉了，但对正史中的《五行志》、《礼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越来越没人懂了，甚至很多常识都变成了谜题”。赵世瑜说，他“所倡导的只是‘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并重”，“问题往往产生于不同史料的碰撞之下，同类型的史料如此，不同类型的史料之间就更是如此”。史料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种相关性、相辅相成性还说明，对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过分夸大，导致对另一个方面的相对忽视。……所以，一切史料都有价值，也都有局限性”。这一看法是中肯的，新旧史料的价值不分轩轾，我们应该平等对待，只不过我们在研究某个问题时，要注意它们的价值差别。

03

新、旧史料之间的关系

新、旧史料的价值应该平等对待，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也应该是平等的，此史料的优先权在于其满足历史问题解决的程度。一般说来，新史料零散而旧史料系统，新史料片段而旧史料全面。没有旧史料作背景，新史料的位置和价值无法确定；没有新史料提供新的信息，旧史料就不能拓展和激活。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动互补的。

陈寅恪在论及敦煌学时，曾将重视新史料与否作为衡量史家的“预流”“未入流”的标准，这显然有失偏颇，盖当时史学发展情势所致，但他在另外的地方，对新旧史料的关系则有着清醒理性的认知。他说：“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这是从旧史料的丰富系统性和新史料的片断性上来说的，很有见地。傅斯年则明确指出新、旧史料均不可偏废，他说：“必于旧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接着，他将不知扩充新史料者和只据新史料者看作两种极端的史料观念，并予以批评：“从此可知抱残守缺，深固闭拒，不知扩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药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积薪之势，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难免于狂狷者之徒劳也”。他们都将新、旧史料的特点、功用，尤其是二者的关系，做了原则性的说明。

近代利用新、旧史料最为成功的史家之一是王国维，蒋汝藻总结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时说：“君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董理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穿，其术甚精，其识甚锐，固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多也”。在这里，方法与新、旧史料都不可缺少。傅斯年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为例说明:“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王国维本人也说过：“故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

严耕望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新史料的发现极其难得，如果有得用，当然要尽量利用，因为新的史料大家还未使用过，你能接近它，最是幸运，运用新的史料可以很容易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但同时又指出，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因为“研究历史要凭史料作判断的依据，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经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他谆谆教诲学人：“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是要运用头脑长时期的下深入功夫，就旧史料推陈出新，不要愁着没有好的新史料可以利用。新的史料总有出尽的一天，难道新史料出尽了，历史研究的工作就不能做了吗？不过史前史乃至殷周史要算例外，的确非有地下新史料出现就很难研究。”漆侠也注意到了人们对新旧史料关系的错误认识，他在谈及晚清百年来新史料的发现时指出：“新材料毕竟是有限的，它的发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往往是可遇而不可强求。所以，任何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绝不能够把自己的研究，全部寄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而是开阔眼界，在最常见、最一般、最大量的事实材料中，发现和解决新问题。而这一点，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尤其不能忽视的”。

总之，新、旧史料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动互补的。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新的历史信息才能源源不断地被挖掘出来，新的历史信息、历史观点才能被激发出来，并能够互补互证。历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前进的。

史料价值可以分为基本价值和特有价值，历史研究首要追求的就是历史的真实性，不真的历史没有意义，能满足历史研究这一基本需要的史料，我们说就具有了价值，这是任何类型的史料都应必须具备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基本价值。而特有价值则看其满足历史研究具体需要的程度，故而才有所谓史料价值大小高低的差异。新史料具有相对性，一是相对于传世的已见史料，一是相对于与之交接的主体，不同的人对于同一条史料，有新旧之别。在通常的意义上，新史料是历史研究领域以前未曾发现的史料，其发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展，但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重视新史料、鄙弃旧史料的偏颇。新、旧史料的地位应是平等的，价值大小不应以新、旧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动互补的。

编辑说明

本文原载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6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