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创作的繁荣和美术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事业的成长。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与其后续探索发现，是我们之于美术考古工作和美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虽然当年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经历了重重磨难，但当时的湖南省博物馆和社会各组织机构勇于承担起文物保护和发掘的重担，尤其是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马王堆汉墓的研究成果之卓越，举世瞩目。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的意义之于整个美术史都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它在探讨学科融合、文物保护、艺术知识的传播和普及等方面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马王堆汉墓研究成果的史学视角

（一）印证研究

马王堆二号墓的墓葬形制与一号、三号墓多有不同，主要体现在其上圆下方的墓坑和夯土外形。二号墓的每一层夯土都像圆顶帐篷：中间隆起，四周下垂，完全不像其他两座墓葬那样有平铺的痕迹，二号墓葬的形制属于“天圆地方”的典型。

这一发现，使当时包括傅举有先生在内的考古专家们想到司马迁对秦始皇陵地宫的描述：“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也就是说，二号墓的墓葬形制是古人对于宇宙认识的再现。古人认为天是苍穹，呈拱形；地是方的，像棋盘，而早在先秦时期，这样的墓葬形制就已经出现了。

汉代张衡在《东京赋》中写道：“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汉代明堂建筑就已经具备了“上圆以像天，下方以如地”的格局；而汉人根据“事死如事生”的理想信仰，将墓葬建制的如生前的模样也就可以理解了。

需要清楚的是，二号墓的墓葬形制与一号和三号不同，说明其流传时间不长，像是昙花一现；且战国之前未有这种墓葬形制的史料流传下来，仅在战国到汉初这一时期短暂的存在过，随后就被替代。

另外，《汉书 刑法志》中说：“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据史书记载，汉代的衣服上是有图像的，滕固、胡蛮先生在《中国美术小史》中作出“这一点我们当时是相信”的判断。至于汉代衣物上的图案是何模样，何种纹样史学家们则无迹可寻。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则很好的解答了这一疑问，其考古发现成果证实了史料的记载，也完全地证实了滕固先生在秦汉美术方面的编写没有问题。

（二）纠偏分析

继马王堆二、三号墓的相继整理和研究，关于三座墓墓主人关系的探讨被提上日程。一号墓和二号墓墓主分别是辛追和轶侯利苍这是毋庸置疑，但是三号墓墓主的身份却存在疑云。从《史记》和《汉书》的详细记录来看，轶侯家谱系除第一代轶侯的名字有点区别外，其他内容无较大差异。

根据记载来看，三号墓的墓主无疑是辛追和长沙王的儿子利豨，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确切的资料记载的利豨死于文帝十五年。那么为什么当时的考古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得出了“三号墓墓主可能是利豨的兄弟”这一判断？这就要追溯到三号墓出土的木犊。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一份写有“十二年纪年”的木犊，这份木犊证明了三号墓主死于文帝十二年，再根据这一判断，我们得到了“史料的记载存在错误”的结论，这一结论在傅举有先生提出新论断之前无人质疑。

傅举有先生证明了司马迁和班固在轶侯利豨的死亡时间上的错误记载，这样的错误记载可能是两位大家的无邪，但最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利豨生前和死后的活动范围都只在长沙国内，而西汉时期诸侯可拥有自己的纪年，导致了司马迁和班固知晓其死于“十二年”，但未能区分是死于长沙靖王吴著十二年还是汉文帝十二年，而长沙靖王吴著十二年正是汉文帝十五年。

二、马王堆汉墓史学研究的局限性

（一）区别美术史与史学研究

美术史与美术史学两个学科是艺术体系中的重要一部分，在包含学科基本框架、学科基本研究方法在内的的诸多层面都存在着共性。在各自的研究过程中存在着可以合作并且必须合作的机会，重视彼此的学科融合性，将是二者在未来发展的有力基石。

那么，关于马王堆汉墓美术史和美术史学研究是否存在区别以及理解这一区别是否存在必要性，结果不言而喻。马王堆汉墓美术史研究成果丰硕，从其考古发掘成果的具体文化价值解读到汉初文明的缩影分析均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切实可查的数据和文献，但面对大量的不同研究方法之下的美术史研究成果，我们难免不知所措，或生硬的背诵借鉴文字，或对这些研究方法之下存在的差异置若罔闻，导致对美术史理解的不一致性和对内容了解的不充分性。

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体现在马王堆汉墓美术史研究层面，也是从事美术史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所面临的较为尴尬的问题。从整个美术史学的视角来看，它的关注重点、范围和程式展现出较强的理论性和专业性。马王堆汉墓美术史学所探讨的重点应该是已经成型的各种形式的文本化的史料或关于马王堆汉墓的著作，分析梳理其具体的美术历程，这是从事艺术史研究人员应该首先弄清的话题，也是进行后续美术史和史学研究的基础。

（二）重塑美术史观

美术史观，顾名思义就是人们对美术史的认识和看法，即把美术纳入“史”的视野中并对其所作的梳理和判断。美术史观是今天进行美术史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基础，它的存在潜移默化的指导了美术史的写作。

只要是对美术进行“史”的考察，都有美术史观在引领，我们现在所遵循的美术史观或许来自于某种理论范式，亦或许是从研究对象中抽绎出来的。马王堆汉墓美术史在编写过程中遵循了自二十世纪以来的理论学说，在进化唯物观、历史唯物观的指导下，方形成了具备现代形态的马王堆汉墓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

关于马王堆汉墓美术史的研究与著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其史观转变和重塑的问题，正是这一问题构建起了马王堆汉墓美术史研究的大致框架。马王堆汉墓美术史的研究经历了唯物史观和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所形成的美术史观的多元并存，这种多元并存的美术史观只有将分散的美术现象先凝结成“史”，而后才能指导汉墓史学的整理和研究。

马王堆汉墓美术史的文章所遵循的多元化的美术史观既包括对历史和现实的再认识、以审美关系为中轴线的分析，也包括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吸取经验教训，从史实中抽引结论。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试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将唯物史观与田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但当时的学术环境以及当时的美术史学者们在运用唯物史观中存在不足或缺陷，原因在于他们生硬的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句，试为著作或文章作解释，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去阐释马王堆汉墓美术的具体问题。这一论断从《简报》的结尾处使用毛主席的语句中可以得到证实。

三、马王堆汉墓研究的美术史学价值

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成果和其美术史研究的诸多成果展示了我们在艺术方面的辉煌，是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的历史见证。也正因为此，关于马王堆汉墓美术史学的研究才会被提上日程，使得其学术研究长盛不衰。在其后续的学术研究中，应格外注意这些文献资料和著作在编写体例、方式上的演进，写作方式和方法也要借鉴包括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将史料的研究上升到对美术史学的高度，开创具有现代观念的史学探讨的思路、框架和体系。

（一）关于门类美术史的专题研究

2014 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全七册）是在湖南省博物馆考虑自身文献整理力量的现状之后，借助外力实施合作后取得的重大成果。该著作既重视对图像的整理保存，也包含了对帛书、简牍、帛画等文物的翻译和注释。虽研究范围和工作量巨大，但研究成果斐然，并已向社会公开。

著作在整理和编撰过程中强调对古代文献的考证，注释虽简但精，从事该研究工作的人员力求在现有文献记载和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集成》的出版是近五十年来关于马王堆汉墓简帛的成果总结，为美术史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提供了最全面、最科学的图像资料和释文基础，在简帛系统的整理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18 年王树金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服饰研究》一书，是目前比较系统和全面论述服饰方面的著作。著作从对马王堆出土的关于服饰的实物资料谈起，详谈每一类服饰的基本工艺和发展起源，分析当下对服饰命名的准确性和依据性和与其相关的文化礼俗和内涵等问题。该书在编写体例、阐述方式和系统介绍马王堆服饰资料及解释汉初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服饰装扮与死后的殓服情况均有卓越贡献，是不可多得的关于马王堆服饰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二）关于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

站在整个美术史学的角度上看，近年来关于美术史学基本问题的热烈探讨显示出艺术理论界对其方法论的好奇和热枕，美术史学的后续跟进是整个美术理论界的共同责任。美术史学的发展是伴随着美术史的编写撰述和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而成长的，新的研究方法在成功的解决了美术史的问题之后，一种建美术史学的意愿也愈加强烈

基于此，关于中国的美术史学的学科构建等基本问题的讨论以大量论文的形式呈现，这些论文或以探讨的态度，或以批评的口吻来阐述作者对于史学的看法。从近些年学术界在对马王堆汉墓史论研究的方式方法中也能够窥探到美术史学发展的较大成就。例如像图像学、风俗学、风格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在研究中的应用和普及，既为美术史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也为其后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就目前来看我们只能从美术史学的宏观立场上来探索和分析马王堆汉墓美术史学未来研究的大致方向，还没有专门的文章来论述这一问题。而且，“美术史研究中存在过度热衷方法论和微观研究的现象，这也是造成美术史学宏观理论研究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论：

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的史学价值不仅体现在考古成果的历史价值，对美术史的再编写、美术史研究的态度、方法、范式都产能生了学术性影响。马王堆汉墓蕴含的文化因素和后续著述中艺术史观的演进既体现了汉初文明的缩影，也阐释了关于它的美术史学研究的基本脉络。

马王堆汉墓是湖南地区在国内文物考古发掘中拥有一席之地的有力证明，而它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美术史层面，更应该关注学科融合之于汉墓研究的意义和具体应用措施，以期有更多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