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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英国历史学家约翰·伯里在担任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时，提出历史学研究应当摆脱旧的研究范式与写作形式，建立在科学而不是伦理的基础之上。他呼吁道：

我们应当让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伯里提及的“陈旧的研究范式与写作形式”，就是自19世纪麦考莱发表《英国史》以来，统治了近现代历史学约150年的：

辉格史观（Whig historiography）。

该学说的研究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历史研究应该、且永远应该以现在为参照系，站在当下研究过去。

例如在他们看来，英国宪政的确立过程中，主张限制王权的辉格派（Whig）战胜了拥护专制的托利派（Tory），最终确立了更“优秀”的议会体系，进而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因而辉格党的胜利是一场“先进对落后的胜利”。自然，坚守光荣传统的辉格党领袖丹比伯爵是一个“进步者”，查理二世就成了历史的“绊脚石”。

按照辉格史观的理解，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英雄人物的领导下，好人战胜坏人、进步阵容战胜反对阵容的：

简单化的进步史。

辉格史观的发展，离不开约翰·洛克、大卫·休谟等哲学家的“思维认证”，以及1830年辉格党领袖格雷出任英国首相的历史事件——前者为辉格史观提供了理论背书，后者让辉格史观成为官方钦定的显学，并先后出现了亨利·哈兰、托马斯·麦考莱、乔治·屈维廉等业内巨擘。

当然，让辉格史观长盛不衰的，还是其独特的叙事手法与…文学价值。

以“英国最后一位辉格史学家”乔治·屈维廉为例，他他曾公开宣布：

历史学家应当坚持让大家喜闻乐见且有文学气息的研究传统。

屈维廉的学术著作《安妮女王统治下的英国》文笔极佳，该书预设了“光荣革命”以来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对立斗争轴线，徐徐地向读者展示了一副英国政治发展的画卷——根据书中叙述，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源于狡诈多端的乔治三世最终被明智宽容、不屈不挠的辉格党人所挫败。

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学术论文对于历史学的门外汉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相当于20年前，半吊子清史爱好者力捧二月河先生的“帝王三部曲”，“人性化”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样。

所不同的是，历史学家不会拿着《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当研究成果，而辉格史学家则自然而然地：

当真了。

辉格史观的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辉格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演化时，往往站在当代（即历史的成功者一方），根据结果来组织、选取历史叙事。但即使是被锚定的“当代”，其实也经常发生变化，“基于现实的判定”往往使得辉格派陷入逻辑矛盾。

我们假设，有一位出生于1900年的印度辉格派历史学家，他毕生的研究课题是“如何评价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考虑到1947年独立前，英国对印度进行了长达190年的有效统治，因而这位学者前期的观点必然是：

英国人打破了长期以来当地土邦割据的乱象，促进了印度各地物资、文化、人口的流通，初步建立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印度…

但在1947年后，他又必须基于现实，把学术结论纠正为：

英国殖民者压制了印度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印度长期沦落为原料产地与产品倾销地，让南亚次大陆的发展滞后了100年…

这种错愕的反差，足以让该辉格史学家崩溃。

更难顶的是，辉格史学将历史划分为“进步阵营”和“反对阵营”，把历史人物进行“非黑即白式”的两分法，在戏剧化的历史叙事中进行道德审判。

例如在辉格化科学史研究中，哥白尼、布鲁诺等进步人物必然与顽冥不化的教会势不两立，他们故意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

在当时，教会系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聚集地，哥白尼是修士，布鲁诺是僧侣。他们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离不开教会中好友的研讨——离开教会，也找不到懂拉丁文、几何学、物理学的同道中人啊。

不知道在“科学好，教会坏”的批判声中，哥白尼等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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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史学的成功，是建立在迎合众人“非好即坏”观念下的取巧。它向大众兜售的逻辑是：

1，所有人都有善良、勇敢的品质，历史人物A也有，所以A是一个好人；

2，好人A的所作所为，必然是进步的，是“好”的；

3，A的“好”行为必然导致“好”结果，这一结果对当下必然有利。

4，所以可以根据如今的结果，臧否历史人物。

按照这个逻辑，李同志在燃油税费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保障性安居工程、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以及棚改、创业、互联网金融的尝试中，留下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自然就会导致不同看法。

这样的评价逻辑，至少是不公允的。

这里以“保障性安居工程”为例，予以简短说明。

在离开辽宁、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李同志敲定了工矿棚户区改造计划，为此他先后视察了30个城市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召开近10次专题会议。

从计划公布起，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很大。有人质疑“该不该搞有产权的保障房”，有人认为“工程目标太大，超出了地方政府财力”。

李同志在多个场合提及2011年在内蒙古包头北梁棚户区时，了解到900余位当地居民共用一个旱厕的情况。他反复强调：

我们不能让城市这边高楼大厦，那边棚户连片；这边霓虹闪烁，那边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

甚至于在考察太原市小北关棚户区时，李同志掷地有声地表示：

我自己就是在棚户区成长起来的，深知你们的艰辛…（回头对陪同的部长说）你们看见了吧，老百姓还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要做的事还多着呢！

在一片“不理解”的议论声中，众多棚改区居民把保障性安居工程称为一项：

德政。

（李同志在太原市小北关棚户区考察）

戏剧性的是，在见识到棚改对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刺激消费…的诸多影响后，原先持怀疑态度的有关部门及各路媒体纷纷跟进，并在棚改过程中无师自通地开启了“协议拆迁”、“商业化棚改”，以及不安排产权调换（只允许被征收人领取购房券）、强刺激当地楼市的：

房票制度。

这是李同志万万没有想到的。

在某次会议上，李同志强调：

我们一直说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有效投资才是…用于棚户区改造上的投资，必须是改善公共产品的有效投资。

可见，历史事件往往是特定环境下不同人群之间博弈互动的结果，它是历史自选择的产物，而不是某个个人活动的结果。

因此，对于李同志交出的成绩单，不应该只看其效果，还应当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更广阔的个人经历及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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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中国政府网、《人民日报》等媒体全文转载了《博客天下》杂志的封面文章《破壁者李克强》。这篇长达12000余字的报道认为，李同志“很像是一个冷静而坚硬的破壁者、拆墙人”：

历史上所有经济下行期做减法的改革，都很容易被人指责为力度不够和无所作为，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一件冒风险的事。 在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之下，李克强这一年努力清理各领域当中的束缚和桎梏，推进中国和各国的贸易合作，去各国推销中国的装备制造。对国内，他致力于拆除各省市之间的贸易壁垒、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之墙。

而在部分媒体看来，李同志不但善于拆除原有壁垒，还善于修剪枝蔓、把握方向。

相对而言，李同志在地方的施为，反而让人印象深刻。也许在很多时候，不是“有多大锅，造多少饭”，而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