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英学者赵毅衡著有《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2003)一书,其中“东游记”部分选取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访华文人13位(多为英美人士),每人一篇,虽多谈掌故佚事,但角度独特,颇说出些意思,总结出些规律。赵先生说他有意避开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重量级人物,但笔者发现即使是一些次重量级的人物也有不少是他

未能谈到的,其中就有1929年来华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汤因比的专长是希腊-拜占庭史与现代国际关系史,著作等身,尤以十二大卷的皇篇巨制《历史研究》(1934-1961)著称于世。此书于1921年开始酝酿,1927年起着手撰写,也就是说此次中国之旅恰值其写作这部庞大历史著作的前期。萨伊德(Edward Said,1935-2003)曾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或学者都不可能获得半个地球的视野,他只能关注历史的某一个复杂的阶段和区域。”这句话若放到汤因比身上可能不合适,因为在该著里作者的视野涵盖了整个地球的26种人类文明。像他这样的“总体史”专家在注重专门化的现当代时期已颇为罕见。

汤因比曾长期担任伦敦大学的希腊语言与历史教授(1919-1955),但他不是个纯书斋型学者。他曾数次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一战”后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过巴黎和会,搞过情报工作,当过《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还于1925-1955年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研究部主任。1929年末的这次中国之行其实是因其“社会兼职”而附带实现的。该年他应邀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十、十一月之交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年会,会议结束后出于“看旧世界”的目的(即企图身临其境地体会若干种东方文明)在返英时顺访了中国。

他于1929年11月16日从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先后访问了沈阳、哈尔滨和大连,接着进入北京,在此逗留了半个多月,然后赴上海,途中专访了当时英国的租借地威海卫,在上海期间还去了一趟南京,最后从上海乘船离开,此时已是1930年的元月3日了。中国其实仅是汤因比为期半年环球旅行的一部分,但他把自己旅途即写即发的全部记述结集后命名为《中国之旅见闻录》(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are Seen,1931)出版,书名“明目张胆”地以偏概全,足见中国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对当时来华的大部分西方文化人来说,北京、上海属必到之处,东北地区一般不会引起他们太大兴趣。汤因比此行不直接进入关内而是先在东北的几个城市逗留访问,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了。

汤因比对中国东北的兴趣可以被看作是一位长期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专家对浓缩在本地区的中日、中苏(俄)关系的职业兴趣。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了东北的辽东半岛,设立了关东州行政长官、关东军司令部与满铁三大侵略支柱。1929年,西方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的经济也受到很大的破坏。同时,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又受到美国的制约。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日本极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要将整个东北置于其势力之下。中日之间的所谓满洲冲突一触即发。

那么,汤因比在东北看到了什么,又是如何判断形势的呢?

从日本殖民地——朝鲜——进入中华民国的领土后,汤因比发现这里照样处于日本的管辖之下,因为从安东到沈阳的铁路线是日本南满铁路的一部分,铁路两边有白色路标设置“铁路附属地”,沿路停靠的车站也都是日本的。但他发现,与在朝鲜看到朝鲜人被隔离不同的是,月台上迎接参会代表的,除了有日本的团体外,还有中国的欢迎队伍。他说,勇敢的中华民国的先锋们在日本“要塞”的心脏挑战自己的对手,结果是中国人占了上风!他看着沈阳这块曾沾满鲜血的土地发问,难道这里注定要再次成为大决战的战场吗?汤因比其实并不相信日本真能征服东北,他说:“在我亲自踏进满洲之前,我就很有把握地知道日本决不会在那里扎下根来。”经过了一番考察后,他认为日本已基本承认自己在东北殖民的失败,现仅对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感兴趣,最终日本在辽东的存在势必淹没在中国关内移民的汪洋大海中。此时,他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其旅行记出版的那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被日本占领,侵华日军旋向华北紧逼!20多年后,汤因比在写《历史研究》时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若日本的军事机器不被美国摧毁,中国靠自身的力量将无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被占领的港口、工业区和铁路。不过,从他的《中国之旅》中我们还发现,汤因比当时其实就已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尤其是他们对日俄战争的深刻记忆里,看到了他们对东北的企图远不仅仅是铁路、港口、矿产和大豆,他认为日本人煞有介事建立的旅顺港日俄战争纪念馆就充分表明了日本人不会轻易放弃东北的决心。

如果说当时东北的中日关系尚属冷战式的对峙,那么那里的中苏关系就是杀气腾腾的对抗了。汤因比进入东北时,中苏冲突正在两国边界的满洲里一带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个情况,他在哈尔滨自然是感受到了。他说随着边境局势恶化,哈尔滨实施了宵禁,夜生活骤然停顿。他还觉得只要中东路问题不解决,大灾难来临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他同时听到了一些苏联军队击垮东北军,屠杀平民的谣传。但汤因比认为苏联不会用传统上“帝国主义”的军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在边境地区袭击中国军队,以让他们就范。他预测中俄最终在东北北部将会形成一个两个民族融合的社会——俄罗斯的文化,中国的血统。

汤因比在中国东北,其视角更像是一位国际问题专家,而非历史学家,因为他关注的是现状,展望的是未来,尤其是他愿意身临其境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突出或热点问题。但火车穿越长城时,他感叹说,我们这些洋鬼子正跨入文明的门槛!这个门槛也第一次迎来了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他把北京称作“世界的首都”,而当时的状况是中华民国一年前定都南京!据笔者看这个称呼并非是对中国人自古以来自诩为“中央帝国”的讥讽,而是他根据自己此时此地真实印象得出的自然结论。北京在他的眼中“非常壮观,一点也不逊色于罗马、纽约或君士坦丁堡”。他认为这座城市“见证了一个历史并非特别久远的城市却能给人留下建于远古时期的印象”,它“是设在天宇里的原型,元大都和明皇城均为其最近的也许是最后的化身”。汤因比觉得自己是在欣赏一件无与伦比但即将消逝的文物,是在进行一种告别游,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古老的体制已完全落伍,北京的末日无法逆转!在中国之行中,汤因比在北京呆的时间是最长的。他走访了许多名胜古迹,如城内的北海琼岛上的白塔、景山、天坛、元大都遗址、国子监、故宫;郊区的西山大觉寺、十三陵。在大众旅游业到来之前,作者走访以上景点,可见其特有的历史癖或对了解中华文明的浓厚兴趣,但展现在他面前的大多是凋敝肃杀景象,即便如此,他也不禁要唱起最后的颂歌。

威海卫当时还在英国总督的管理之下,在汤因比看来简直是一片世外桃源。这里的政府治理良好、官员从不向百姓敲诈勒索、人民生活富裕,幸福美满。他赞美道:“也许我发现了中国历史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束亮光——汉唐遗风。……若儒家理想曾在地球上实现过的话,那就是在这块租借给大英帝国仅有一代人时间的中国弹丸之地上了。”但他又感到很遗憾,因为这个“世外桃源”也必将消失,就“如同天坛、儒家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书法”。在此,我要说汤因比实在是太自以为是同时对中国也太悲观了。

汤因比在南方感触较多的是中国的革命,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但他似乎只认同改良,对革命造成的恐怖与毁灭心有余悸。他并不喜欢上海,虽然英国当时在上海有着很大的利益。在南京他有机会接触国民政府里的高层,但看不惯这些官僚“蔑视过去、鼓吹当前、迷信未来”的嘴脸。他指出:“在相互对立的政府、党派、军阀的争夺中,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并非因为用武力取得了统一,而是因为赋予了人民其内心深处最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汤因比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寄予了同情,对把人民作为愚弄工具的南京政府及其执政党非常失望。

汤因比作为致力于文明史的“总体历史学家”,很重视把中国及其文明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他不仅对比了中日,还非常罕见地把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与1928年恢复统一的中国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是:“目前,土耳其人与中国人似乎交换了彼此的传统角色——土耳其人在学文化,而中国人在相互厮杀。”关于中日,汤因比说在民族性格上,日本人更尊重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而中国人对历史遗迹一般采取漠然甚至恶意的态度。他说在北京听到一些曾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喊出“砸烂旧北京”的口号,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旧都城已无多少荣光留存的根本原因了,对此他表示“痛心疾首”。

汤因比在中国之旅30余年后最终完成的《历史研究》有多处谈到中国历史与文明,在“中华文明停滞论”尚甚嚣尘上之时,他却特别关注中国文明向现代化或如他所称“西化”的转型,这与他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应有较大关系。6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问他若时光可以倒流,他愿意出生于何时何地,汤回答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在公元元年出生在欧亚大陆交汇点。那时古埃及文明、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在这一区域汇聚并扩散全球。”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虽然中国从来不是他研究的重点,但此次中国算得上他环球旅行最重要的一站,他对中国的观感也颇引人深思或耐人寻味。个中原因已由他本人道出:“对一个国家的第一印象几乎总是最深刻的。即便是一瞥也足以让您明白,尤其您到来之前已有所耳闻目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