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包括魏晋南北朝史在内的中古史研究曾经被陈寅恪先生称为“不古不今之学”。学界对于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等语意与语境的理解虽见仁见智，“不古不今”之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特点。在二十世纪前期的学术环境中，较之文献稀缺、史料难征的先秦两汉和文集众多、档案浩繁的明清时代，中古时期的史料系统完整，数量适中，学者可以凭借博闻强记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基础史料的积累，进行有的放矢的系统研究。自陈寅恪先生之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名家辈出，硕果累累。经过几代前辈学者的探索和耕耘，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已从乏人问津的蛮荒之地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具学术底蕴的断代之一。新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兴旺之中蕴含着隐忧，成果积累丰厚，研究起点高，是学科发展的优势所在，但史料稀缺，选题难觅，也成为后继学人的共同困惑。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料的特征，学界存在着一个认识或表述上的误区，往往将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与魏晋南北朝史料学混为一谈，过分强调了史学的繁盛，而忽视了史料的贫乏。事实上，二者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存在巨大的反差。史学史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被周一良先生称为“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传世正史完整而系统，前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加上“二史八书”，占去“廿四史”之半；私家史著为数众多，史注之风盛行，史学体裁多样，国史、家传、别传、杂传、地志、记注、谱牒等异彩纷呈，史学就此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为独立的乙部之学。而史料学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则是一个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书写史上很“不幸”地处在纸张广泛使用，而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历史阶段。依靠手工传抄的大量图书文献，既无法如秦汉简牍那样历经岁月而长久保存，又不能像宋元典籍那般通过版刻印刷化身千万。牛弘总结隋以前古代典籍的五次毁灭性“书厄”，有三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史籍未能逃脱焚毁和失传的厄运，完整存世文献屈指可数，且文本形式单一，多是经过刻意剪裁编纂的史书，缺少档案文书等无意史料。

长期以来，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中，一直强调阅读基本史料，提倡引用常见之书，以小见大，从寻常史料推导出不同凡响的结论，这体现出魏晋断代史学者所特有的学术自信。但史学研究的根基在于史料，“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可以见微知著，却不能无中生有，缺乏史料发现这一原动力，这一断代史研究面临着“增长的极限”。以20世纪初中国史料四大发现为契机，经过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和明清档案学百年学术积累，加之近年来诸多先秦典籍的出土、契丹小字的破译、黑水城文书的整理、宋元版刻纸背文书的再发现，徽州等明清地方契约文书的大量涌现，几乎各个断代史研究的史料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较之新史料层出不穷的其他断代，魏晋南北朝的新史料发现则相对滞后，相关史料捉襟见肘，学人无的放矢。学界虽尝试通过各种新方法和新视角的引入，提出了若干新概念，发现了一些新问题，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真正能够落实定谳者不多，诸多问题还停留在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推论阶段。

基础史料的短缺成为制约研究深入的瓶颈，魏晋南北朝史料相对贫瘠的状况在短期内尚无法彻底改变，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欲改变现状，也必须从史料入手，努力拓展学术视野，开拓研究空间。新学术环境下的魏晋南北朝史料的挖掘与拓展，应当以史料的再发现与史实的再认识为主要研究方向，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相关文献史料进行深度发掘与研究，并在古籍数字化环境下对于中古史料整理和研究进行新的尝试。

魏晋南北朝史料拓展方向之一，也是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简帛文书和墓志碑刻等新出史料的利用。20世纪以前，除少量西陲晋简和西魏、高昌文书和部分墓志，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土文献十分有限，近年来，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和北朝墓志的大量出土，使学界对于三国时期户籍、赋役、租佃制度的认识大大深化，对北朝官制，兵制和相关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得到加强。简牍与石刻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一直是新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研究强劲而稳定的学术增长点所在。简牍和石刻不仅仅是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而且是认识和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与社会的另一扇窗口，具有与传世文献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简牍与石刻史料的零散性和不确定性也使研究面临着歧路亡羊的“碎片化”隐忧，新出简帛和墓志虽数量巨大，但更多的是量的累积，尚无法撼动传世文献所确立的既有史实框架。

魏晋南北朝史料拓展的方向之二，也是史料发掘的一项最为基础的工作，是对旧有史料辑佚与清理。对于魏晋南北朝旧史的辑佚，清代学者马国翰、严可均、汤球、黄奭、王谟、王仁俊等名家付出了艰辛的劳作，著述丰厚。但是，限于当时手工翻检的学术条件和学者个人的学识，清人的辑佚成果与现代学术的需求还相去甚远。就辑佚质量而言，诸辑本中臆改、臆补、误收、漏辑等现象时有所见。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诸多域外汉籍和稀见古籍的刊布，以及古籍数字检索技术的普及，新佚文时有发现。以诸家晋书与晋史辑佚为例，二十世纪后发现的敦煌残卷、《永乐大典》残本、日藏宋版《世说新语》、稿本晏殊《类要》等文献中，都有数量可观的诸家晋书与晋史的佚文征引，而时下学界使用的通行版本，仍是上世纪80年代根据汤球辑本整理而成的《九家旧晋书辑本》和《众家编年体晋史》。就辑佚种类而言，受到学术旨趣的限制，清人的辑佚成果多集中在魏晋时期，而对南北朝时期一些重要的典籍，如《齐职仪》《梁选簿》等，至今尚无辑本。此外，清人辑佚，只辑已佚之书，对于传世正史中所残缺亡佚的内容，并未着力搜求，如《太平御览》中所引用的《后魏书》《宋书》等正史，与传世整理本的面貌有很大不同，存有多条不见于今本的佚文。有鉴于此，学界应破除对清人辑佚成果过度迷信和依赖，发扬陈垣先生所提倡的“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精神，多做一些“机械的工夫，笨的工夫”。

魏晋南北朝史料拓展的方向之三，也是史料发掘的另一项基础工作，是对现有史料进行史源学定位，对文本的史料的价值做出精准的评估。“史源学”的概念由陈垣先生首创，其主要任务是找出史料的最初来源，并考察出后出文献在引用和转述这些史料时发生的种种错误。对于史料引用，他所强调一个最高原则，是必须采择第一手材料，“凡《宋书》有者，不引《晋书》。论朝代，晋在宋前；论成书，则《宋书》在《晋书》前”。魏晋南北多部史著史事记述互有重叠交叉，文本各有同异，学人引用时较为随意，史源学意识淡薄，因而忽视了很多重要问题。以《资治通鉴》为例，以往学界通常认为其魏晋南北朝部分大都是剪裁正史抄撮《晋书》载记而成，而当代学者通过细致的文本比勘发现，《资治通鉴》十六国部分独家保存的文字，数量之多、比重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如有关前燕的记载约45000字，不见于其他史传的内容约25000字，有关前秦的记载共约62000字，其独家保存的内容约28000千字。这部分文字又涉及大量重要史实，为《晋书》等正史所不载，完全可以作为一手史料直接引用。现有研究中，类似这样的“史料死角”还有很多，诸多不见于其他史传记载的史料与史事还沉睡在习见和常用的史籍中，学人罕见征引，需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

魏晋南北朝史料拓展方向之四，也是近年来断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动向，是从史学层面重新解读史料，利用文本分析等手段，对现有史料进行系统辨析。这种辨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史料考辨，而是对所谓一手史料的构建过程进行研究，这就是近年来在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中异军突起的“历史书写”或称“史料批判”研究。他们以疑古的态度，对史料文本保持高度敏感和审慎，主张对关键史料的来源进行深入解读，从多个角度反思史料，考察史料文本背后的深层历史问题，进而实现史料的再阐释与历史图景的再构建。例如“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是中古史籍中对良吏事迹一种司空见惯的记述，经学者考察发现，这两种书写模式在汉唐间多种史籍中被广泛应用，并演绎出多种变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书的真实性，并使得史事记载类型化、程式化。这种基于史学层面的史料分析，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展示了广阔的研究前景。

近一个世纪以前，傅斯年先生曾提出“史料即史学”的著名论断，界定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作为一个合格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学者，必须具备精致处理史料的能力，尽最大可能从有限的材料中榨取尽可能多的信息。惟其如此，才能够能于不疑处有疑，于细微处见真功，在史料和史实的层面为研究不断开辟新的空间。

【作者说明】文章初稿完成后，内容与文字多有未安，后做了多处修改，却因故未能落实到正式出版稿中。现将文章修订稿提供给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网站，敬请学界同仁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