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步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迫使资产阶级改变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法：他们将猖狂的诋毁变为阴险的歪曲，处心积虑地掀起一股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浊浪。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首当其冲，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方面是来自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其代表人物是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保尔·巴尔特（1858 —1922 ）。他在1890 年刊行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中，把马克思创立的理论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诬称马克思只承认经济的决定作用，“把经济发展当成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因素”；攻击马克思“全盘否定一切思想观念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把马克思强调历史必然性说成是“宣扬社会宿命论”。坚决回击巴尔特的挑战，彻底廓清他制造的混乱，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和崇高声望的迫切需要。这是恩格斯在书信中完整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内涵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派别——“青年派”，这个派别的核心成员是一些年轻的著作家、地方党报编辑和大学生。他们不仅极力把冒险主义策略强加给党，而且企图在理论上左右党前进的方向。他们自诩“熟读马克思的书”，凭借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知半解，狂妄地以“党的理论家”和“思想领导者”自居，到处夸夸其谈，散布错误观点。他们把唯物史观庸俗化、教条化、标签化，甚至直截了当地重复“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他们宣称唯物史观主张“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而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则是“受经济摆布的工具”。这些谬论给巴尔特等人提供了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口实，在党内外造成了恶劣影响。只有坚决批判和清算“青年派”的错误论点和荒唐做法，才能击退资产阶级学者的进攻，引导工人阶级政党和革命群众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义。这是恩格斯在通信中着力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重要目的。

二

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约瑟夫·布洛赫、弗兰茨·梅林、瓦尔特·博尔吉乌斯和韦尔纳·桑巴特等人的书信中，纠正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批驳了错误观点，澄清了模糊认识，精辟地论述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一，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强调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各种各样的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被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进程所证实的真理。

但是，正如恩格斯郑重指出的那样，倘若把这个原理加以曲解，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就会把它变成毫无内容、抽象、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在书信中写道：“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阐述了“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恩格斯用确凿的事实和周密的论证雄辩地说明，以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攻击是凭空捏造的谎言。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恩格斯具体分析了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产生的反作用，他清晰地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国家权力的影响与经济兴衰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这些论述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进攻，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深远的理论意义。

二，在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础上，阐明社会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

针对资产阶级学者和党内的“青年派”对唯物史观的肆意歪曲，恩格斯对哲学和宗教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作了深入阐述。他指出，哲学和宗教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不同的特点就在于它们远离经济基础，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当然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影响，但是，每个时代的哲学和宗教作为特定的分工领域，都有自身的特殊继承性，都是以前人留下的思想资源和历史传统为出发点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相对独立的演进方式和内在规律。这是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也是它们的相对独立性的一个明显表现。至于社会意识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则是它们的相对独立性的最显著的表现。

恩格斯的论述说明，意识形态归根结底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意识形态同经济基础并不总是同步发展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人们不可能根据经济基础的状况，对意识形态的每一种表现形式产生和变化的原因直接作出一一对应的说明。因此，决不能机械地、孤立地、僵化地看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应当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根据客观事实进行细致考察和具体分析。这种考察和分析，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强调历史进程表现为社会生活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关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合力的观点。

恩格斯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但是，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认人的意志和人的自觉活动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深刻地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历史运动的过程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交互作用的结果，由此也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人类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掌握贯穿其中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提出的“根本动力论”和“合力论”，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突出了历史辩证法。这是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性发展。

三

恩格斯针对理论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和庸俗化倾向，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理论品格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资产阶级学者肆意歪曲和攻击唯物史观的时候，“青年派”和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一些人却以教条化、庸俗化的方式来“诠释”唯物史观；在恩格斯看来，党内的这种“回应”方式不是在捍卫革命理论阵地，而是在“呼应”敌对一方的进攻。面对这种形势，恩格斯严肃地批评了党内那些自称“拥护”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者，指出他们只是把唯物史观当做招牌来使用，从来也没有打算运用这一理论去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恩格斯认为这种言行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他说：“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 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与此同时，恩格斯对“青年派”的虚妄做法进行了抨击和批判，他指出：“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某些方向不明、动机不纯、学风不正的人却把它变成空洞无物的套语和随意使用的标签；这种做法不仅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且势必严重地损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为了使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真正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为了防止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套语和标签，同时也为了使年轻的学者们辨明方向、端正学风、走上正道，恩格斯晚年在书信中语重心长、不厌其详地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阐明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科学态度。

1890 年6 月5 日，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1890 年8 月5 日，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强调：“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

1895 年3 月11 日，在致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恩格斯再次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就在于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此，要做到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摒弃教条主义的观念，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指导实践的指南。为此，恩格斯大力倡导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理论研究，强调“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恩格斯的这些教诲，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造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恩格斯的指引和勉励下，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学风有了明显的转变和改进，一些年轻党员逐步明确了努力方向，他们的理论研究开始呈现出崭新的气象，这使得恩格斯感到非常欣喜。1892 年3 月16 日，他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写道：“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用来自我吹嘘的辞藻，现在终于开始按其本来面貌得到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主导思想来应用；看到这种情况，确实令人高兴。”

此外，恩格斯在书信中还论述了如何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首先，他强调必须从阅读原著入手，要求人们“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其次，他主张联系实际、循序渐进、全面系统地学习，而不要满足于“支离破碎的阅读”；第三，他认为学习要抓住重点，“经常注意总的联系”，千万不要陷入“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思辨中”。

恩格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想以科学的态度运用和传播科学理论，就必须首先用科学的方法学习和掌握科学理论。

四

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这位伟大思想家的独特贡献，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本书精选和辑录的恩格斯晚年重要书信，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光辉历程，完整领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要旨和科学精神，自觉运用这一理论武器去分析社会历史现象、认识社会历史本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遵循坚持和发展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推进社会实践，以社会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一直受到国内外理论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从20 世纪起，这些书信的俄文版、德文版、英文版和法文版选编本相继问世。在我国，学习杂志社于1951 年出版了艾思奇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书信9 封；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了艾思奇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收录了两位革命导师的相关书信21 封。除此之外，人民出版社还于1963 年出版了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书简》，其中也辑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

我们回顾了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通信的传播史和研究史，借鉴了迄今为止出版的各种中外文选编本的编辑经验，根据新时代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编成这本《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书信选编》。

在本书的附录部分，我们选编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 年英文版导言》、《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以及《答保尔·恩斯特先生》。这些文章以严谨的思路和犀利的文笔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的错误观点，生动地展现了这场理论斗争的时代背景，完整地描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程，阐明了这一科学理论的内涵、要义、实践价值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对于我们准确领会和全面理解恩格斯晚年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本书的译文与资料大都采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 版相关卷次的最新编译成果。只有少量书信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 版，我们对这些书信的译文与资料重新进行了校订和审核。

韦建桦：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编译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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