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澄清，乃是出于对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难题的反思。康德将形而上学称作“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其实形而上学的难题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开始。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谈到：“凡生成者必由某一原因而生成”。如何来寻找这个作为最终者的“第一因”，成为柏拉图为形而上学留下的难题。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如果这个不能被运动的东西运动了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又运动了其他东西，那么，就会还有一个既包容它们、又不是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某物，只有它才是一些事物存在、另一些事物不存在以及不断变化的原因。”[]在《形而上学》中，他进一步指出，“既然被运动的东西又运动，是种中间物，那么，某种不被运动而运动的东西，就是永恒的、现实性的实体”，“显然有某种永恒而不运动的实体，离开感性事物而存在”。因此，必定有某种不是思想意识、却又是思想意识所依据的事物才是作为最终者的“第一因”，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永恒的、现实性的实体”。然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将“理念”自身神化，在观念的世界中寻求本源。为了解决形而上学的难题，康德将主体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黑格尔将理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但他们都是在思想自身的范围内寻找作为最终者的“第一因”。黑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乃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然而，在黑格尔那里，“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在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哲学家们以一种形而上学来取代另一种形而上学，无非是以一种观念来对抗另一种观念。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难题的真正解决最终要回到其存在论基础之中。为此，马克思“不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去抗衡另一种形而上学”，而是“非常坚决地揭穿一切形而上学的秘密，终结形而上学本身”，从而开启了一条全新的存在论发展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