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论汤因比》是1972至1973年汤因比和自由欧洲电台读书节目主持人厄本的广播谈话录，分为《论方法》、《论型式》两篇，主题分别为“汤因比博士探究史实的方法”和“由此产生的历史架构”。《论方法》谈话内容集中在“《历史研究》中某些难以捉摸的玄奥部分上”，而《论型式》谈话内容集中在汤因比文明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全书均为对话的形式，篇幅较短，书后同时附有《我的历史观》和《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追求》两篇附文，它们以较为成体系的形式对略显零散的对话录进行了补充。在对话中，汤因比本人对其《历史研究》中的历史观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尤其是他贯穿《历史研究》全书的宗教态度和先知式的历史观念，正是这两者促成了他看待西方文明前景时的深切关怀和悲观、乐观交加的矛盾心态。

在《论方法》中，厄本和汤因比首先探讨了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汤因比承认历史记载是有偏袒的——他认为，任何认知的事实都已经被心灵加工过了，即使使用计算机处理史料历史依然会带有心灵加工的偏见。讨论历史的客观性之后，厄本还就同时代其他历史学家对汤因比《历史研究》历史观的批评进行了发问，这些批评直指汤因比作为先知的历史观和宗教态度，如以下两例：

批评：汤因比有着上帝般的历史观，将不同文明、国家、阶级等直接相比较。

回应：汤因比在自己学习古希腊罗马历史的过程中认识到历史的规律性，或者说，历史在时空上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相同性。

批评：《历史研究》是一座“上帝之城”，用取自历史的事实超越历史，汤因比是圣者身份的历史学家。

回应：汤因比向其解释自身宗教态度的由来：1. 从小接受古希腊罗马教育，同时也接受基督教教育，二者使他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自我毁灭性；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同龄人的身亡，使他对人类事物产生宗教态度。

在汤因比看来，科学家要从现象中挖掘出真实，历史学家也要透过人类现象洞察背后的东西——上帝，即所谓“终极精神真实”，他把历史看作是进入宇宙并试图理解宇宙的途径。这是汤因比历史观念的根基所在，也是汤因比宗教观念的直接体现——历史的背后就是上帝，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历史逐步靠近上帝。这种认为经验事实背后暗含着更高存在的上帝的观念，与作为物理学家和神学家的牛顿对待自然科学的观念颇具相似性——“牛顿深信，人人都能觉察到的某些经验事实绝对地暗含着一个具有某种特定本性和功能的上帝的存在……事实上，自然哲学中每一个真正的步骤都使我们更加接近对第一因的认识。”

汤因比认为大多数人实际上没有历史意识，这导致了很多不明智的举动。他认为，忽视历史是一种傲气的表现形式，人类的物质力量越大也越危险，因此我们更需要做到谦和。这种看法来源于高级宗教，高级宗教认为精神先于物质、人类应该自我控制。这种想法在《论型式》同样有所体现：在与厄本谈论挑战-应战模型中艰苦环境对于激发创造力的重要性时，汤因比引用了神学中的“幸运的灾难”（felix culpa）概念，并由此出发，对拯救西方文明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灾难降低物质生活标准；禁欲和节制。汤因比认为节制才是防止灾难的唯一途径，可见他给西方文明开出的药方正是来自宗教。

汤因比从宗教角度出发，对于马克思主义持有负面的态度，他批评马克思主义没有涉及个体灵魂的拯救，认为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旧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局限于对十九世纪西欧某一特殊而短暂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教条式的解释”。但汤因比也认为社会激进主义如果和高级宗教结合在一起可能会产生有价值的东西。二人还讨论了当代西方国家的无产者和高级宗教，并从汤因比的历史观出发分析了当下的世界形势。

但汤因比对于先知式的历史观念也有着复杂矛盾的态度。他一方面对西方文明的前景忧心忡忡，并试图在宗教中寻找诊疗的药方，另一方面却又在《论型式》中否认历史可以对未来进行预测，认为人们无法预测哪种力量能为创造性制造最佳条件，因为所需要考虑的变量或经验过于庞大。这种带有矛盾的乐观或许可以归结于古典教育和宗教情感给他带来的乐观信念——尽管如汤因比所言，这种乐观信念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正在逐年减退。

总的来看，宗教信念和古典教育对汤因比的历史观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最终促成了他作为先知的历史学家对西方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未来的忧虑与思考。

埃德温·阿瑟·伯特, 伯特, 张卜天.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