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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著《历史研究》如何诞生?从汤因比的战地记者经历说起

巨著《历史研究》如何诞生?从汤因比的战地记者经历说起1921年,一位32岁的年轻人,以战地记者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亲临战场,写出了一部《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以下简称《文明的接触》),而等待这位青年学者的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但和平只是暂时的,1919年5月,希腊出兵占领土耳其城市士麦那,揭开了第二次希土战争的序幕。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但当年这些冲突的深远影响远未终止,所遗留之“财富”,依旧值得今天回味,而那些充满哲思的学者更是由此抒发对人类命运的关怀,留下一部部传世之作。

1921年,一位32岁的年轻人,以战地记者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亲临战场,写出了一部《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以下简称《文明的接触》),而等待这位青年学者的,将是学术生涯和人生际遇的一次重大改变——他,就是阿诺德·汤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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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土耳其就是东西方文明融合冲突的枢纽,希腊与土耳其的恩怨情仇一直都是欧洲历史乃至当今局势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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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汤因比

《文明的接触》原版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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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好的记者

当不了优秀的历史学家

这部《文明的接触》有不少特别之处:原著于1922年出版,这次是原著第一次被译为简体中文;与中晚年写就的其他著作不同,写这本书时汤因比才30岁出头,而且源自一次特殊的跨界经历。

1921年1月至9月期间,32岁的汤因比正担任伦敦大学的科拉伊斯讲座教授,负责希腊、拜占庭历史的教学,在《曼彻斯特卫报》编辑查尔斯·斯科特的支持下,以该报记者的身份前往战争前线。汤因比之所以敢于勇闯战场,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对西方历史学家先贤的追慕以及对欧洲局势的长期关注。汤因比接受的是英国精英式的教育,他曾就读的牛津巴里奥学院以培养英国政治精英而著称,他崇拜希罗多德,追求通过亲见亲闻的方式写作历史。在一战期间,汤因比本来受到了军队的征召,但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入伍,战地记者的身份想必能够极大地弥补这一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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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卫报》编辑查尔斯·斯科特

汤因比近乎完美地演绎了一名记者的角色。他辗转希腊和土耳其多地,从战争一线到后方据点,从大城市到小村庄,亲密接触从希腊士兵到土耳其平民等各方人士,广泛地获取信息。结合历史学家所特有的视野和洞察力,汤因比创见性地把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冲突视为西方长期影响的结果,对西方大国的幕后操纵进行了批判,对战争造成的流血事件进行了揭露,并积极呼吁不偏不倚地看待战争而非保持亲近希腊、厌恶土耳其的偏见。这样的言论与当时西方舆论是相悖的,然而他依旧勇敢地将战事报道发表在《卫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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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军队进入士麦那的场景

战争的结局人所熟知,土耳其在凯末尔领导下扭转了战局,建立了新的国家。而对汤因比带来的影响是:由于在书中公然为土耳其人发声,他遭受了国内的非议,最终辞去了伦敦大学的科拉伊斯讲座教授职位,转而接受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的新工作。他在这里工作到退休,除了每年编写厚厚的国际事务报告,其他时间就是投身自己宏伟的学术研究计划。

汤因比的“西方问题”批判

汤因比对欧洲局势的关注是长期性的,在一战期间写了好几部小册子分析欧洲局势,一度参与了政府的情报工作,在巴黎和会期间,他还担任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幕僚。长期的实践使得他能够洞察西方大国的政治游戏。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西方问题”,借此来表达他的批判。汤因比站在了近东和中东的角度,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西方化,认为追求西方化带来了希土两国对自身传统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抛弃。自1770年代萦绕在西方外交政策上的“东方问题”,在汤因比看来,其实都是“西方问题”,这一提法具有明显的反西方中心的色彩,一直被汤因比所使用,在《历史研究》中也多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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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

对英法西方大国在背后的操纵,汤因比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毫不客气地讽刺和抨击了劳合·乔治等欧洲政坛大人物。一战结束后,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大国为了更好地控制近东和中东局势、对抗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以维护自身利益,采取了扶植代理人的策略,在东方展开博弈,导演了一些新的中东欧民族国家的诞生。西方列强利用东方的民族主义幻觉,怂恿希腊和土耳其作为马前卒,执行着他们自己内部之间的战争。当战争发生后,他们又从中抽身,让参战的希腊和土耳其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汤因比对盛行的西方民族主义观念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观念是战争爆发的罪魁祸首之一。这种反思的来源首先是汤因比的亲身经历,他目睹了希腊军队在土耳其制造的杀戮平民事件,掌握了暴行的大量证据;其次是对历史和政治局势的熟知,希腊和奥斯曼帝国都先后开始了他们的西方化过程,逐渐接纳了民族主义,这种情绪逐渐高涨,希腊膨胀的民族抱负使得他们愿意发起并持续地进行对土耳其的战争,酿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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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和种族仇恨导致了对平民的伤害,造成了大量难民的产生。图为希腊和土耳其的难民。(照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汤因比还对那种情感上偏向希腊的西方舆论表示了抗议。他认为,“非西方民族的西方支持者总是比他们喜爱的人更加狂热”,揭露出西方人不公正的认识:将希腊和土耳其视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欧洲与亚洲、文明与野蛮的三种对立。汤因比认为西方人的这种思想根深蒂固,而且反过来导致了希腊和土耳其相互仇视。面对希腊人制造的诸多暴力事件,他坚决地为土耳其发声。在这一点上,他像极了萨义德笔下所描绘的那类“知识分子”角色。

汤因比的学术生涯转向:

《历史研究》的前奏

汤因比在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对第二次希土战争的考察结束之后,在从伊斯坦布尔到伦敦的火车上,我发现自己在半页笔记本纸上,草草地记录下了一些提纲,它们变成了我未来著作《历史研究》的主要分卷的主题。”也就是说,东方快车里的灵感催生出了《历史研究》。这引出了1921年战地之旅的另一层重要意义:汤因比的学术生涯转向。

在1920年之前,汤因比的写作计划是写一部简短的希腊史以及一部宏伟的罗马史。然而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以及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加特的研究给汤因比带来了启发,以文明为单位的历史研究模式在他脑中逐渐形成。他所需要的,是厘清这个模式的结构,以及准备好能够填充其间的材料。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1921年的安纳托利亚之行。亲历战争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和富有创造性的,这使得汤因比在直击血与火的同时,强烈地意识到了文明研究之路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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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

《文明的接触》堪称《历史研究》的前奏,汤因比在其中展现了文明史观的一些雏形。汤因比已经将文明视为单一的可研究单位,认为“只要一个文明羽翼丰满,并按照自己的天赋进行发展,它自身就是一个宇宙”,他将希腊、土耳其、西欧之间的三角关系,放置于更宏大的视野,即近东文明、中东文明、西方文明的此消彼长。他观察到希腊和土耳其在西方化之前,自身内部已经在发生衰落,与西方的接触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试图说明,当某一个文明处于崩溃和解体阶段时,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并进行回应,这就是文明的接触。实际上,拿《历史研究》来对比一下,可以发现,基本上《历史研究》第九部“文明在空间上的接触”的内容,就是《文明的接触》结论的再现和拓展。

有意思的是,汤因比在本书中特别关注文明的“接触”(contact),这可能是其文明研究的体系尚未成熟时的过渡现象,但这一强调反而与后来其他学者的一些观点有所呼应。汤因比将“接触”视为文明存续与否的关键,他提出:“文明之间的接触,将一直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这是人类进步与失败的一个支配性因素。”这可以令人联想到麦克尼尔强调的文明“互动”(interac⁃tion),即全球体系下不同文明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人类学家巴菲尔德在分析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时,强调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相互接触的互动影响。当然,汤因比所认为的“接触”已经具有了悲剧色彩,是文明走向解体的必然过程的后果,所以他才关切地提出,要从接触中存续下来,唯一有效的出路就是创造出不同文明成员之间的宽容以待的精神氛围。这些思想在《历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展现,当然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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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英文原版与中文精装版

《文明的接触》出版后,汤因比的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除了越来越熟练地使用欧洲的历史案例去论证他的宏大框架之外,汤因比也意识到自身展开文明研究的缺陷:对非西方世界知识的匮乏。因此,他投入了长期的准备工作中,继续完善他的写作计划。十余年磨一剑,他终于在1934年出版了《历史研究》前三卷,而1921年的这次战地之旅,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汤因比的“遗产”

《文明的接触》是一件被“埋藏”多年的“遗产”。可能是由于出版时间较早、涉及的又是一场特定战争的缘故,一直没有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实际上,这部著作的意义早先已经被国内外学者提及,威廉·麦克尼尔在撰写的汤因比传记里记述了著作产生的经过,池田大作盛赞了汤因比在这段经历里的客观态度,郭小凌介绍汤因比在书中采用了同代人记写同代事和夹叙夹议的传统西方史学写法,黄洋在《汤因比与希腊》一文更是提道:“在众多学者眼中,汤因比最好的著作是他33岁时出版的《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一书,而不是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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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尼尔所著《阿诺德·汤因比传》(中文版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距离一战结束一百年的今天,人类如何避免战争尤其显得意义深远。一战遗留下了许多外交、领土、民族方面的问题,比如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历史追认、塞浦路斯的归属、库尔德地区冲突,土耳其仍旧是东西方关注的焦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依旧将土耳其视为对抗俄罗斯的前哨而极力拉拢,欧盟试图让土耳其加入其阵营以解决难民等问题。从汤因比对当时一些问题的诸多批评中,依然可以发现不少对今天有所裨益的洞见。

重思汤因比的文明史观,离不开回顾他的学术路径。也许汤因比的观点在研究范式上已经显得过时,但这并不阻碍我们将他的著作视为经典来继续阅读。更何况,这位被“宣判”为过时的史学家,其著作还没有被全部译介到国内。在文明互动、冲突依旧上演的今天,看一看血气方刚的青年汤因比,如何展现出他成长过程中的关怀和学术野心,也许可以加深对这位20世纪历史学大师的“同情式”理解。

*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9年1月23日第10版

《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

[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张文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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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著作集

[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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