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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8期 总第2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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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艺术理论史的研究方案——对话《西方艺术学科史：从古希腊到18世纪》

郭 宾

【内容提要】《西方艺术学科史：从古希腊到18世纪》的撰写，是响应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对照卡罗尔关于当前艺术理论研究方式的说明可知，该书的研究方案，是20世纪艺术理论研究继承、批评与拓展传统艺术哲学、美学的产物。“剧场政制”的初步研究，引出了如何在“交往理论”中搭建出“剧场与表演艺术理论”这一重要问题域。对艺术与科学的协同关系这一线索的澄清，为批评性地解释艺术的反科学、非理性主义运动与艺术终结论提供了思路，也为积极思考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未来艺术的关系做好了准备。

【关键词】艺术理论；艺术概念史；剧场政制；科学与艺术

▼《西方艺术学科史 ：从古希腊到18世纪》书影▼

如何在艺术学学科之下开展艺术理论史的研究，是一个正被反复探讨的话题。虽然学界已经给出了一些提议，但这些提议因尚未全面付诸行动，在可操作性上还有待检验。相反，孙晓霞通过撰写《西方艺术学科史：从古希腊到18世纪》，用具体的学术工作提供了一个艺术理论史的研究方案。该方案是什么，是否行之有效？或者说，通过对话孙晓霞的这一著作，探究其研究方案，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发现艺术理论研究的隐藏话题与学术史线索，由此表明该方案是可取的，值得推荐的？

一、一次响应学科建设的研究尝试

根据2011版《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评论与交叉学科。廓清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问题域、知识谱系与研究方法，是本学科建设的重点工作。如果把“艺术”一词作为类概念，那么我们能否把美术、音乐、戏剧与影视等门类艺术学的“史、论、评”聚合与贯通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其中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哲学、美学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艺术理论又如何与文学中的文艺理论保持有益的互动关系？如果把“艺术”一词作为定语，与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与管理、政治学等学科相连，那么我们能否在这些分支学科之间工作，集结出艺术学理论学科，并由此拓展艺术研究对象与方法，发现与解答艺术现象中隐藏的学术问题？总之，为什么要在上述既有学科之上与之间设置艺术学理论学科？这样做的合理性、必要性与可行性是什么？

上述话题伴随着该学科最近10多年的发展，已被反复探讨并基本取得了共识。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我们反复看到艺术学理论研究要求的综合全面、宏大叙事、视角与方法多样所面临的研究困难。这是因为，搁置知识系统、深入时代细节、解决小问题的专业化学术研究方式可获得有效的协同性与累积式科研量产，符合思想市场的运行模式。相反，百科全书式的、方法多样的整全研究对研究者而言，是难以计算成本且容易失败的。所以，先行开展诸多小问题的累积式研究与解答，在系列学术研究成果相对成熟后，再给出一些宏观叙事与反思，是明智的学术研究策略。然而，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内涵要求研究综合宏观的问题。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2021版艺术学科目录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新学科目录或将以包含各门类艺术史论研究的“艺术学”取代“艺术学理论”这一名称。即便如此，艺术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同样会面临对各门类艺术间的内在统一性进行确证的理论难题。

笔者与孙晓霞均毕业于艺术学学科，且都从事艺术学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根据该学科的建设目标，我们“不合时宜”地失陷于体系性学习与思考之中，因聚焦宏观问题，始终遭遇“学海无涯”与“生命有涯”的矛盾。在逆流而上的艰难跋涉与追求学科身份表达的过程中，孙晓霞产出了70余万字的《西方艺术学科史：从古希腊到18世纪》。该书的撰写是响应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一次研究尝试，试图圈定艺术理论史研究的问题域、知识谱系与研究方法。该书能否获得学界的认可，激发同仁朝向此一共同的学术方向发力，有待进一步检验。

《西方艺术学科史：从古希腊到18世纪》给出的艺术理论史研究方案是什么？凭借此种研究方案而展开的探究，是否有效圈出了艺术理论研究的问题域、知识谱系与研究方法，澄清了在相关学科中被遮蔽了的一些问题与学术史线索？这种工作方式与研究成效是否进一步佐证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合法性、必要性与可行性？该书是否彰显出综合性的宏观研究是反对“碎片化”与“狐狸式”研究的学术亟须？

二、拓展了的艺术理论史的研究方案

孙晓霞认为，艺术理论史的研究可有效廓清艺术理论研究的问题域、知识谱系与研究方法，且此种研究需要超出艺术哲学史、美学史的既有界限，升级为艺术学科史，以容纳艺术学科的核心内容[1]。那么，我们心中的艺术哲学史、美学史是什么，为何要拓展它？

第一，根据当前分析美学圈中的代表人物诺埃尔·卡罗尔（No.l Carroll）的代表作《艺术哲学：当代分析美学导论》可知，艺术哲学的核心工作是回答“艺术是什么”或者说“界定艺术”。艺术哲学的历史可分解为“艺术再现论”“艺术表现论”“艺术形式论”与“审美经验论”的艺术定义演变史[2]。根据美学史家塔达基维奇（Wladyslaw Tatarkiewicz）的《西方美学概念史》，美学史研究的核心是“艺术”“美”“形式”“创造”“模仿”“审美经验”这六个概念的演变史[3]。如果我们把“美学”（感性—审美—美感学）均看作对艺术符号形式的诸多说明，将艺术符号看作审美经验产生的充要条件，那么，美学史包含或等同于艺术哲学史。

第二，卡罗尔大致把19世纪前的艺术概念史界定为“艺术再现论”“艺术表现论”与“艺术形式论”之转变史。而20世纪的英美哲学、美学学者都用审美经验等同或包含艺术，不仅希望用审美经验来统合“艺术再现—表现—形式论”，而且希望拓展审美经验，以涵盖20世纪的先锋艺术实践。但是，卡罗尔不仅表明，艺术“再现论”“表现论”与“形式论”各自矛盾、无法统一，只能以“理论丛”的形态与历史上多样的艺术实践大致对应，而且指出审美经验论者无法界说先锋艺术实践。也就是说，曾经的艺术哲学、美学与艺术实践的有益互动，在20世纪呈现一种断裂态势。因而，反对传统艺术观念、不再追求给出艺术定义的关于先锋艺术的识别与评价研究被卡罗尔称作艺术理论研究，以区别于追求定义艺术的哲学美学研究。卡罗尔把自己的艺术理论研究称作超越了美学的研究。

第三，卡罗尔为了使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革新性、开放性保持互动，认同维特根斯坦主义者艺术不可定义的观点[4]。而且，鉴于艺术理论的要务是把反对传统艺术实践、陈旧艺术观念的先锋艺术纳入文化实践的历史中去，他批评了“家族相似”的艺术品识别模式，改造了他老师乔治 ·迪基（George Dickie）的“艺术制度论”[5]，给出了“历史叙事的艺术辨识法”：艺术史是被惯例与机构认定的艺术与宗教、审美、道德、政治经济等互动的社会文化实践编年史，且集中表现为艺术理论史，以之为叙事前提，质疑并解释当前作品如何重复、拓展或摒弃了艺术传统，可辨别该作品是否与艺术史、艺术理论有可理解的联系，以此鉴定它是否为艺术品，同时给出评价[6]。

由上可知，卡罗尔广义的艺术理论研究，大于且包含了艺术哲学史、美学史的研究。它不仅要求且已扩容进综合的艺术史与艺术评论研究，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涉及艺术赖以存在的社会机制、文化语境与艺术机构研究，且研究的最终指向是识别与评价艺术实践，以此探寻艺术活动与其他文化实践的互动关系。此种艺术理论的研究方案值得推荐，因为它拓展了传统艺术哲学、美学研究的视野，吸纳了综合的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研究，且融入了艺术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已升华为艺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批评理论研究。

▼《西方艺术学科史 ：从古希腊到18世纪》的研究方案▼

如图所示，孙晓霞把卡罗尔回应当代艺术实践的艺术理论研究方案嵌入了古希腊至18世纪的艺术理论史研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以技艺、自由七艺、机械艺术、美的艺术之概念变迁史为主导线索，组织艺术学科史，以拓展美学史，反对美学史仅根据美的艺术定义，梳理18世纪以前关于美与艺术的理论知识。第二，追随艺术制度论的研究视角，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审视与揭示艺术的文化语境，尝试加入艺术门类史的综合说明，并评价不同时期的门类艺术。由此强调，艺术理论史的研究始终朝向艺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批评理论研究。第三，由于艺术史是社会文化实践史的核心组成部分，且集中表现为艺术理论史，所以艺术家、艺术评论家与哲学美学家关于艺术的界定与评价被统一起来，以此给出全景式的历史叙事。第四，在上述研究思路的指引下，集中考察人类知识系统的划分方式、不同艺术门类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定位，梳理出这些划分与定位如何不断发生历史变化，且最终演变为18世纪美的艺术划分。通过凸显艺术家与理论界关于各类艺术的审美价值、彼此间等级地位高低的思考，提示艺术理论与批评研究需侧重综合性与宏观性。

三、提出隐藏的问题与澄清隐蔽的线索

《西方艺术学科史：从古希腊到18世纪》包括“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六个部分。根据上述研究方案，该书内容全面综合，大致圈出了艺术理论史的问题域、知识谱系与研究方法。正是根据这一研究方案，作者也发现了在其他学科中隐藏着的问题，澄清了隐蔽的学术史线索。以下仅就笔者关注的要点做出思考。

“剧场政制”是该书提出的一个隐藏问题域，有待深入研究。在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艺术理论的“重述”中，孙晓霞将“剧场政制”当作一个核心研究话题[7]。柏拉图的诗人被请出理想国的有关论述，亚里士多德《诗艺》中诗歌的修辞形式、史诗与悲剧、悲剧优劣评价的相关探讨，均回答了艺术与伦理、政治的关系[8]。虽然艺术在政治治理、美德教育中的作用已被学界反复探究，但从孙晓霞把戏剧、音乐与舞蹈统一起来做出说明的理路中，可以看到一个有待进一步推进的关于表演艺术综合研究的隐藏问题域。

在国外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虽然大众传媒、演讲术、审美文化符号在商业交往、政治对话中所起的作用已被充分探讨，且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对艺术文化交易交往的规制作用也被反复调查，但这类实证研究更要求艺术理论从“对话机制”“人际交往”的角度，对“剧场”“表演”“去观看与被观看”“大众媒介传播方式”等艺术文化现象做出更基础与彻底的理论说明。

第一，康德认为，自由的美的艺术包括语言艺术，而语言艺术又包括演讲术与诗艺。这说明，美的艺术不仅与修辞学、审美判断、审美形式与审美理念有直接关系，而且与逻辑辩论、历史、时事政治等知识有紧密关系。演讲术是政治对话、经济协商与日常交往的重要技艺，它为何被看作美的艺术？演讲者为了措辞恰当、煽情鼓舞与凝聚人心，需要精心使用修辞学。审美要素、美学外衣仅是摆事实、讲道理、权衡利弊地说服人的润滑剂与催化剂。

第二，从康德关于道德律有普遍性的讨论中可知，康德借用了卢梭在讨论政治立法时引入的一些涵义：一条行动规范能否被设想为一个着眼于程序正义的结果，或者说，经由人人参与的政治对话，一条行动规范能否成为所有人同意的法则。在对话协商中形成的规范往往意味着理性要求个人的行动不影响他人的自由，道德理性明智地自主约束自利、自爱。而且，从康德关于审美判断有可传达性的讨论中又可知，审美判断统一了人的感性与理性，经由鉴赏活动，个体感性的多样性生存被理解，通过同情、共情他人的苦难与悲剧性生存事件，个体可感同身受地领悟出自己也是“受罪—原罪者”，这种情感交往、推心置腹的审美活动，可让道德利他，容忍与宽恕他人的错误，甚至禁欲，不仅是应然的，也是可然、实然的。

第三，由康德哲学美学留给世人的遗产可以看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存在着一个暂时出离生存实践，有距离地彼此观赏、反思对方与自身生活方式的“审美时空”，艺术符号创生了此一时空，它是政治协商、经济商谈与日常交往得以可能的“基础—基地”，艺术与审美活动不仅仅是人际交往的构成要素和催化剂、润滑剂。因为，艺术以审美直观的方式不仅回忆历史，更提示了一个有待主体间有规范地共同协作方能到来的美好未来愿景。

在保罗·伍德拉夫（Paul Woodruff）的《剧场的必要性——观赏与被观赏的艺术》中，他试图回答什么是剧场、艺术、剧场艺术、好的剧场艺术，观赏剧场艺术的行为特性是什么，如何成为一名好的观众。他的剧场理论不仅揭示了婚礼、审判、宗教仪式、体育比赛、演讲与音乐、舞蹈、歌剧、戏剧等舞台艺术的共性与区别，也要求我们进一步思考：剧场时空及其艺术活动，是如何保守或激进地守护、批评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方式的？相反，现实的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又是如何规制剧场艺术活动的[9]？总之，经由“剧场理论”，可以把戏、乐、舞等表演艺术植入“交往理论”中加以探讨，逐步搭建出一种综合的表演艺术理论，与目前已比较成熟的文学理论、美术理论与影视理论相对举。

艺术与科学的协同作用，是《西方艺术学科史：从古希腊到18世纪》进一步澄清了的隐蔽学术史线索。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的“重述”中，孙晓霞认为，学者们高估了人文主义对现代社会的促成作用，相反，科学精神在促进现代社会人文性方面的重要作用被低估了，而且，艺术的复兴也受惠于科学[10]。达 ·芬奇对实用几何学与透视法、明暗色彩等光学的研究，对植物学与解剖学的探索，均促成了其在美术事业上的非凡成就。这一观点，亦可从丹托（Arthur Danto）对美术史的讨论中获得支持。

丹托的从美术至摄影的视觉艺术变迁史研究认为，首先，美术史有一条追求逼真再现事物、人的行动的数理、镜像、光学的科学史线索，全息摄影的出现进一步完成着这条线索。其次，美术家开始认为，图像中的事物与真实事物的失真关系、感观差距并非仅因感官的有限性导致，因为感官的有限性可以通过理性测量与改进观察设备而不断被超越，这种偏差实则源自情感表现。最后，这一自我意识让美术进入了再现情感及人的性格、心理过程阶段。美术或再现人的理性主义抽象认知模式，或反理性地再现人的潜意识、朦胧梦境与自动书写的超现实心理过程[11]。

然而，孙晓霞并非与丹托一致，仅强调艺术与科学曾经有协同关系，而是要根据这一历史事实，质疑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反理性、批判科技的趋势，提示未来艺术将回归艺术与科学的良性互动。如此凸显艺术与科学的协同关系，遏制艺术与科学的反对关系，理由何在？首先，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艺术是自我表现，艺术天才走在时代前列，艺术是时代精神的表现与象征，这些观点令人难以理解，且最终走向了“艺术终结论”。其次，艺术是一门理性的、需要大量分析和实验的严肃知识。艺术在美感、情感表现之外，还有另外许多理性的面相，具有科学认知和道德评价的功能。理性对于艺术鉴赏和理解的意义重大。再次，在18世纪以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艺术与科学共用一套知识体系。最后，观察艺术概念流变的历史，是为了解构固化的现代艺术观念，为非西方、非现代文化中的“艺术形态”寻求合法性，也为未来艺术观念的发展拓宽路径和视野[12]。由此可见，孙晓霞同样持艺术不可定义的观点，反对艺术终结论，且对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对未来艺术的促进作用充满期待，而不是简单否定与质疑它们。

结 语

《西方艺术科学史：从古希腊到18世纪》给出的艺术理论史研究方案，是20世纪艺术理论研究继承与批判传统艺术哲学、美学的产物。通过拓展研究视野、增补研究方法，该书针对当前艺术理论研究的关切领域，发现了隐藏的问题域，澄清了隐蔽的学术史线索，对于佐证宏观与综合的艺术理论研究及建设艺术学科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在人类知识分类系统的变迁中思考艺术概念史，涉及艺术与神话宗教、科学、法律、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等其他知识形式之关系的研究。梳理19世纪以来的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反科学与非理性主义运动，反思“艺术终结论”的提出，需要回顾宗教与科学、宗教与艺术的互动关系，但遗憾的是，孙晓霞对西方艺术与上帝关系的研究显得单薄，这为她今后进入19世纪以后的艺术理论史研究带来了挑战。丹托不仅认为艺术与科学的协同关系以及艺术被理性俘获、被概念取代招致了艺术的终结，而且断定，艺术与超验的上帝、艺术与上帝隐退后的超现实心理内容的协同关系无法阻止艺术的终结。关于“艺术的终结”这一话题，仍需要通过发掘艺术理论史中的隐蔽线索而反复思索。

【注释】

[1][8][10][12]孙晓霞.西方艺术学科史：从古希腊到18世纪[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27-47，90-93，263-269，23-26、44.

[2]〔美〕诺埃尔 ·卡罗尔.艺术哲学：当代分析美学导论[M].王祖哲，曲陆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

[3]〔波〕符 ·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M].褚朔维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1-4.

[4][5]〔美〕诺埃尔 ·卡罗尔.辨别艺术[C]//超越美学.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0，51-53.

[6]〔美〕诺埃尔 ·卡罗尔.艺术、实践与叙事[C]//超越美学.李媛媛译，高建平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5-47.

[7]孙晓霞.柏拉图“剧场政制”论与诸艺术的统一性——基于艺术学科视角的历史考察[J].中国文艺评论，2020（11）：52-63.

[9]Paul Woodruff. The Necessity of Theater：The Art of Watching and Being Watched[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3-28.

[11]〔美〕阿瑟 ·丹托.艺术的终结[M].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91-130.

郭 宾：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