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

按：本文为王汎森、陈弱水、彭国翔教授在9月5日余英时纪念论坛上的发言辑录，原载于“联经思想空间”。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央研究院”院士

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彭国翔：浙江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ISCWP）副会长

王汎森：主持人、弱水兄、国祥兄、陈总经理，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主办单位要我讲余先生宋元明清以下的研究，但是因为我觉得余先生从先秦《论天人之际》一直到近代的著作太多，而且大家都有机会好好的读，所以就避开了这个问题。最近中研院有两个刊物要出余先生纪念专号，《汉学研究通讯》也有一个专号，我都答应要写文章，所以现在就从这三篇里面挑一篇〈余先生的读书生活〉，讲一下我所观察的余先生读书及著述。

今天在座几位包括弱水兄和国翔兄，是比较少数能够与余先生长期接触的人，也常常有朋友跟学生问我这方面的问题。今天的主题既然是“史学家的耕耘”，就讲一下我所观察余先生的耕耘的实际状况，给大家参考。当然我的观察也只是一偏之见，因为我是余先生众多学生中间的一个，也是跟他熟悉的众多人中间的一个而已。我的观察不一定正确，但是我希望对跟他不熟的人有一点用处。

关于余英时作为史学家的耕耘过程，我分成几点来讲：

第一点，从清代后期到民国时代乃至现在，很多人治学问都要先从熟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始，代表性人物如陈垣等。余先生对这部书的情形非常熟悉，我注意到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有个机会，非常广泛地接触到大量古今书籍，也对这些书的掌握非常（到位）。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常听他提起这些书；他每次提到一本书的时候，都会比一下厚度，表示这些书他有接触过。关于这些书，他大概有非常广的提要性的了解和知识。第二点，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余先生提出史学家对时事要掌握得非常（精确），哪怕是细节也要深入地了解。第三点，我觉得余先生每天随时都在思考。他有思索的习惯，有时候他眉头稍微皱一下，你就知道他在思考各种问题。我在普林斯顿大念书的时候，余太师母告诉过我，余老师在1957、58年左右，非常喜欢看当时流行的美国影集《梅森探案》（Perry Mason），《梅》就是思考、侦查、破案。余老师好像在回忆录里也提到，他曾经读过《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因此我觉得他对思考层层分析、解决疑难，以及思索的习惯，都是无时不刻在进行的。

另外，余老师读书非常专注。我做学生的时代，常常会在报告前不久才把材料分派给大家。每一次余老师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在那个片刻，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跟那一页书存在而已。朱熹的读书法里面讲说，我们读文本要“作焚舟计”——你做了小船登岸以后，这船就要烧掉了，永远不会再看到它，因此要把整个文本“吃”下来；作告别计，好像读完以后，这一生都不再看到它，可是它仍然在你脑海中深深地留存着。我觉得这就是余老师读书：他在读的时候，好像天底下只有他跟那一页书。

王汎森

而且我注意到余老师在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总机性”的文本，从这个“总机”可以通向每一个人。我随便举一本，例如《胡适日记》——我留意到他对《胡适日记》非常熟，事实上余先生论及近代的很多文章，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两条可能跟《胡适日记》有关。因为胡适接触过的事情和人物太多了，因此可以从这一点，通向一件件个别事件。我想各位熟悉余先生著作、尤其是近代部分的朋友，应该可以了解我所讲的。余先生对每一个时代（的研究），好像都有这种带有总机性的文本，可以设立一个座标在那里，通过一部总机连到各个人。

我从来没有看过余老师动笔。余老师上课的时候从来不拿笔的，我几乎没有看过他写任何东西，可是他好像随时在打腹稿。“腹稿”两字也是他经常提到的。他长期在思索，一旦要动笔要写的时候，会先把重要材料先看一遍，然后就放在一旁，啪啪啪地开始写，因此读余老师的论文，不会觉得引用史料非常繁重。而他动笔之后就没日没夜。我最近看到林载爵先生在一篇文章提到（余先生）一个月写9万字；而他在给一个老师的信中也讲到，过去参加“朱子学国际会议”的时候，曾赶稿赶到不知道还有这个世界存在。

其实除了传统文献以外，余先生也相当重视新材料，以及新材料在著述过程中的点化作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文物杂志》好像是他很长时间都有订阅（的刊物），后来他写《论天人之际》的时候，也能力所及地用了很多新材料。在写《论天人之际》的过程中，有几次我们电话联络，他提到几点我印象很深，其中当然包括“诸子是不是出于王官论”。我注意到，对这一问题他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写，不过他说“诸子出于王官论”即使跟他写的问题相干，也要重新说过。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他从70年代写《中国上古史待定稿》那篇文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酝酿。然而这里面牵涉到的问题太多，每一关都要克服，所以已经想很久了，写到后来，这（《论天人之际》）也成为他最后一本书了。我记得他提到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连柏拉图也重读了一遍。其他先秦史料，尤其是诸子，他都有重新再看，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他都想很久。余先生说其实亚洲很多后来的（观点），都是从古代宗教、经过知识分子有意识的改造之后形成的。虽然余先生不专门做新材料，但我感觉他很留意新材料的点化作用。

另外一点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长期酝酿。余先生有两种文章，一种是拿起笔来就写的，非常快速完成；但大部分书、以及很多重要的文章，其实经过他仔细地追索痕迹，酝酿非常之久，就像珍珠形成的过程，要在蚌壳里面不停的分泌、不停地摩擦。像是他的第一本英文书，《汉代中外经济交通》（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就是由1957年交给杨联升的一篇研究生报告扩张而成的，后来他写成了升等论文，出成一本英文书，这中间过了十年左右。像《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我后来有一种感觉，这本书对商人的处理跟讨论，早在他《汉代中外经济交通》里的若干章节跟注里面，其实已经显现出来了。像我们所熟悉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由一篇序变成1000页的书，像帮顾喆刚日记写成《未尽的才情》，本来也是从一篇序开始的……他把平常思考累积所得放在腹稿里面，再将其扩充成一本书。

余先生曾经提到，在治学方面，王国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王国维非常用功的时间只有二十年，但他治学用力得当，就像下围棋没有废子一样，而成果如此之斐然。余先生做学问也跟下围棋有一点相似，当然大部分人也有类似的过程：总是慢慢地从外面开始向中间包围。所以余先生说他在读很多书的过程中，慢慢形成问题，好像下围棋一样，慢慢包围。

余先生的著作非常之多，我没有力量在这里做一个概括，也没有按照总编辑后来给我的题目“宋明清以后”（来谈）。以上将近十点，是我作为学生之一长期观察的总结，谨在这里整理出来作为大家的参考，谢谢。

陈弱水

陈弱水：主持人和两位主讲人，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好。我今天负责介绍余先生的中国古代跟中古史的研究，也就是说从先秦到唐代的部分。刚刚听了汎森兄讲，我的内容其实跟他可以呼应的地方相当多。

我要介绍的虽然是余先生关于早期中国史的研究，不过因为余先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所以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还是要提出两点有关他的一般性认识：

第一点，余先生的首要身份是学者，是历史学家，他绝大多数的思考跟著作都跟他的学术生涯、生活有关。可是余先生之所以对知识界有那么深的影响，他的离世引起这么大的震动，还是因为他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分。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先于他的学者身分而存在的。他在26岁的时候（1956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而在那之前已经发表了差不多60篇文章，很多都是涉及文化、政治、历史的大问题，所以他的学术风格跟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分是很难分开的。汎森刚刚提的事情引起我很多联想——在余先生刚到哈佛，甚至成为正式研究生之前，他已经写了与商人有关的文章，写中国历代政府对商人的压迫。所以余先生注意商人问题比汎森兄刚刚讲的还早，可见他的敏感度非常高。

第二点，就是在学术研究上。余先生在很多领域当中都有原创性成果，他不但是多领域的学者，也是一个“通家”，通贯性的学者。我们因为读了很多余先生的东西，可能有点习惯了，可是像他这样子又通又专的学者是非常少的。

余先生的历史研究是从中国史的前半段起家的，更确切地说，秦汉史是他的第一个专业领域。余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1956），这是他在新亚研究所的研究论文，也是在新亚唯一的正式的学术业绩，我想这对他而言应该很有纪念意义。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学者，余先生在研究上取得突破，是他的第二篇论文〈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这篇论文体大思精，处理非常多的现象跟问题，有很多超越前人的看法，而且他用“群体自觉”跟“个体自觉”的说法来做通贯性的说明，我个人觉得就研究水准而言的话，这篇可以说是体现了他超一流的学者品质。

从学生时代开始，余先生就一直从事汉史的研究，他在这个领域中也做了很多卡片，大概是唯一他做卡片的领域。1967年，他从密歇根大学回到哈佛任教之后，研究重心才转到明清思想史，特别是清代。比较特别的是，正如刚刚汎森兄提到的，余先生最大分量的汉史研究，并不是他投入最深的思想文化史，而是汉代人与外族外国的关系，特别是匈奴。在这方面他主要的著作就是英文专书——《汉代中国的贸易与扩张》。余先生研究汉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是从博士生时代就开始，他选这个题目可能还是跟当时美国汉学界的主流问题意识有关。而余先生的最后一篇汉史论文，是1987年发表的〈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这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于早期中国士人的性格以及儒家文化的传播方式，都有很具体、深入的揭示。

跟汉代研究的情况不同，余先生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全部属于思想史的范围。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宗教跟文学特别兴盛，这个宗教指的是以佛教为主，还有兴起的道教。就中国历史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现象。所以学者研究东晋以下的历史，重点大部分都放在这两个方面，反而忽略了士大夫原有文化传统。这当然是新的传统，受到玄学影响的演变，余先生的着力点就在这个地方，在这方面他对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80年代以前，余先生关于从古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重要的思想史研究成果，就收集在联经出版的《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

余先生古代史的研究也是集中在思想文化方面。余先生对先秦思想的兴趣很早，他不但读先秦思想，而且读了近代有关先秦思想的经典，注重章太炎、胡适、梁启超等等。余先生不但在先秦诸子及经书上下功夫，他还注意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譬如说对王国维、陈梦家、郭沫若的著作也都很熟悉。先秦诸子思想，在某个意义来讲，等于是他学思生涯的起步。结果没有想到，因为偶然的因素，他最后一部主要著作也在这个范围。

余先生最早的中国史论著，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1978），是受中研院的“中国上古史待定稿”计划邀请所写的，具有通论的性质。在论文当中，他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思想史问题，就是所谓“哲学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问题。余先生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对“哲学突破”或者是“轴心突破”在中国的问题做了一些梳理。他后来一直注意这个问题，也成为最后一部主要学术著作——《论天人之际》的主题。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论文发表之后，余先生又陆续写了几篇关于先秦春秋战国的士的论文，重点不在士的政治社会角色，而是在于士的精神文化。他会这样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部分对于往后中国历史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要谈余先生的古代思想研究，当然无法离开他的《论天人之际》。这本书的出版跟我个人有关，我也有情感投入其中。2004年的春天，当时中研院史语所的王汎森所长召集同仁，要编写一套《中国史新论》，我负责思想史的部分。当时我的想法是，这一册就以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作为主题，邀请学者就每一个重要的转变写一个比较涵盖广的讨论；构想中第一篇论文的主题一定就是“思想在中国的出现”，作者非余先生莫属。我担心这个工作为他带来太大的负担，就建议他把之前写的英文长稿转化为中文，结果经过很复杂很长的历程，成就了《论天人之际》这本书。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各种原因，余先生吃了非常多心灵上、身体上的苦头，我也是深感歉意。

最后想提一下余先生跟唐代研究的关联，在一般的印象中，唐代是余先生唯一没有涉足的领域。其实余先生对于唐代的历史跟文化，是相当有造诣和心得的。他在哈佛师从杨联升先生的时候，攻读的就是从汉到唐的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方面。他的第二篇英文文章，就是讨论著名的杜希德（Dennis Twichtett）的一本关于唐代经济财政的名著。另外在余先生著名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也有关于禅宗跟唐宋之际佛教入世转向的讨论，虽然篇幅不多，但是背后有深厚的基础。我在耶鲁念博士班的时候，余先生有一阵子其实一直在读禅宗的“灯录”，而且会跟我谈他的心得。他对于唐代诗文的造诣更是不在话下，在这方面我是有亲身经验的。

以上是我对余先生早期中国史研究非常简单的介绍，在结束的时候我讲两点：

第一点，余先生的学问深而广，可是他绝对不是炫学。他一方面不断透过阅读思考，累积自己的学问以及对各种人文问题的认识；他阅读的范围有很多还是西方著作，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另一方面，他不断在透过中国史的研究，追索重要问题，很多探索都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

第二点，余先生对于各个时代文献的钻研，对各个时代问题的探索，往往有超过具体时代环境的意义，而涉及到中国历史上长时段甚至是近乎本质性的问题。他这样做，除了是个人能力的积蓄之外，也跟中国史延续性高、在世界史上自成一格的特性有关，所以他做出来的也不是黑格尔、不是斯宾格勒或汤恩比的历史哲学做法。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各位。

彭国翔

彭国翔：刚刚得知余先生过世的消息时，王汎森先生和我，我想还有其他一些和余先生比较熟悉的朋友，都觉得非常的突然和震惊，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以余先生的健康状况，至少寿过95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惜的是，就像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说的：“死生有命”。也许每个人的寿命都是先天有定数，大限来时即使身体很好，也会遽然离去。不过虽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从情感的角度来说，余先生的离去还是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那两天我先后写了两首七律和三首七绝。当时的感受很奇妙，那些字句很自然地从我心里面涌出来，没有经过刻意推敲，就把我20多年和余先生交往过程中的所思所感呈现了出来，虽然未必完整，但是最为直接和强烈的。

虽然我们和余先生相识的机缘各自不同，却是因为志同道合，才能够在余先生生前来到他的身边，随他一起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回归我们原本自己的道路，才算是接续余先生平生的志和道，也是继续我们自己的志和道。因此我之所以要感谢联经，不只是因为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更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帮助我从恍惚中走出来、回到自己原来道路上继续前进的一个契机。

余先生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最为人所知的是《朱熹的历史世界》和《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这两本书。但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中，他在《中国哲学辞典大全》（1983年）这部辞书撰写的词条，包括从“尊德性”到“道问学”、“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等等，就已经属于宋明理学和儒学的研究了。名义上余先生撰写的辞条是“清代思想史”，但是由于他采取的是观念史的处理方式，而这些观念很多都是在宋明理学中得到充分讨论的，比如说“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余先生对这些观念的来龙去脉以及思想内涵的分析，对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并且由于学界以往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去考察宋明理学，以及儒学传统中这些重要观念，余先生的研究就非常具有原创性。我引他的话“事属草创，前无所承”，其实正是那种原创性的反映。

余先生对宋明理学的最大贡献还是《朱熹的历史世界》。2000年，我在台北第一次见他时，就知道他正在撰写这部大，那里面的缘由，我在联经出版的余先生九十寿庆文集《如沐春风》里边已经有所交代。由于我很期待拜读，所以一直关注这个书的出版情况。2003到2004年，我在夏威夷大学客座的时候，一听说这个书出版就立刻在夏大的图书馆里面查找，等2004年7月结束了夏大的客座转往哈佛之后，才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读到这个书。有趣的是，当我查到此书时，它正在被人借阅。我当时并不知道另一位借阅人是谁，但是我和他轮流阅读《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情况却持续了好久，直到2004年11月我前往普林斯顿看望余先生，容他亲手赠送我新出的简体字版，才结束了我和其他读者轮流借阅的经验。

余先生这部大著出版之后，立刻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我个人对这本书的观感，其实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从大学时代开始，海外华人学者里面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谱系：哲学方面是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史学方面就是钱穆先生和余先生。也许是个人方面的原因，我初次阅读《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时候，完全不觉得陌生，也丝毫不觉得余先生笔下的朱子和我以往接触更多的哲学视角之下的朱子彼此之间不能相容。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如果说以往我了解的朱熹大多是哲学观察所呈现的面貌，那么余先生的研究就是别开生面，让我们了解到了朱熹在其哲学观念之外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朱熹在整个宋代政治文化脉络之中的思想和实践。

在我看来，余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朱熹乃至整个理学传统的认知，在以往理学家“内圣”的一面之外，让我们充分看到了他们“外王”的一面；还在于对应该如何理解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一个深刻的探索。这本书的贡献绝不仅仅是为朱熹以及整个宋明理学的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理解层面，更是在“内生外王连续体”这个观念，以及围绕这一观念展开基于坚实的史料与细腻论述当中，指出了理解和深究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甚至是根本的取径和方向。古往今来认同儒学基本价值的士人或知识人，几乎都有“内圣”（学术思想）和“外王”（政治社会的关怀和参与）这两个方面，而且是连续一体的两个方面，余先生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典范。

此外，我个人觉得对于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专题研究，余先生最为突出的一个贡献，是指出了明代以阳明学为主体的理学，在以往宋代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得君行道”这个思想和实践的取向之外，大规模地开辟了“觉民行道”的另一种取向。“觉民行道”的目标不再是通过君主的支持和相应政策的实施来改善政治与社会的秩序，而是通过化民成俗、移风易俗，以净化人心的方式达至社会的改良。在这个意义上，余先生提出“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可以说是一个颇有启发性和解释效率的关键架构。由此来观察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传统的演变，可以让我们看到哲学或史学的单一视角所难以顾及的侧面和层次。

除了“内圣外王连续体”的观念，以及“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的线索，这些对于宋明理学与整个儒学传统研究的直接贡献之外，余先生治思想史的方法，我认为同样是巨大的贡献，并且由于远远超出了宋明理学和儒学研究的范围，足以为从事一般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树立典范。这个贡献或许更有意义，相信这不是我的私见，而是很多专业同行的共识。

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有人称之为“心史”。“心”这个词不同的人也许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除了表示余先生在研究工作中擅长透过史料去捕捉和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之外，也表明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在一般的史学家视为首要、甚至是唯一的“叙事”之外，还有一个探究人心所反映的各种观念的部分。换句话说，除了把事情说清楚之外，还要把道理讲明白。

余先生不仅可以从事极为精细的考证工作，同时他又能够在坚实的文献考辨的基础之上，对全局性和思想性的课题做出非常精确和恰当的分析与判断。同样是在《方以智晚节考》和《朱熹的历史世界》里边的一贯的特点之一，就是善于从文献的字里行间进入到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对象所在的精神与思想世界。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余先生是中国史学领域里面最擅长谈思想的一位，我个人历来认为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应该是既有历史也有思想。对于一个思想史研究，如果从史学的角度看，史料充分，证据确凿，所谓持之有物；从哲学的角度看观念清楚，层次分明，所谓言之成理。这就可以说做到了既有历史、又有思想。

最后我要说的是，余先生那种既有历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在晚近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史研究里边，似乎已经应者寥寥。我想这固然与思想史学科在西方史学界整体上的衰落有关，因为随着史学研究的取径多样化，传统的思想史与后起的文化史、社会史、地方史等等此消彼长，这是学术发展的自然之事。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来说，既有历史也有思想这种要求，它本身所构成的难度，恐怕也是研究者有意无意弃思想史而取他径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汉语世界的学者，大都不自觉地屈服西方的潮流；当西方学者由于种种原因不欲从事中国思想史时，那种既有历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在中文世界也被冷落，好像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不过我想，这既不是思想史本身的问题，更不是既有历史、又有思想这一要求的不当；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益发能够显示出余先生所代表的那种既有历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的难能可贵。

当然了，这个就涉及到中国人文学、历史、哲学、文学等等的研究，应当确立怎样的一个学术标准？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超出了今天我要讲的范围，但是我们面对余先生的研究所建立的这样一个典范时，这个恰好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应有之意，所以我最后也顺便提出来，大家有兴趣可以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