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有关工业社会的自反性现代化的核心观点。为了能够对当今社会做出详细的梳理和思考，作者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围绕连续性和断裂性的相互交错，作者以财富生产和风险生产为例提出的论点是：在工业社会，财富生产的逻辑支配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工业社会则发生了倒转。其次，围绕风险社会当中的个体化命题，作者认为在发达现代性中，风险和不安脱离并重塑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社会结构，以及根植于其中的对于生活样式的基本确定性。这些内在结构包括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地位、婚姻、亲子关系、职业等。最后，作者进一步深化了以上两个方面的论证。围绕科学和政治的主题，作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内外关系方面发生了断裂，由于风险社会的自反性，奉行怀疑主义的科学也受到了怀疑主义的影响，对科学的求助在日益普及的同时也丧失了其神秘性。就政治层面而言，议会民主制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经济、科学和技术等层面的亚政治领域则主导了“进步”的革新领域。

何为现代性的自反性？

现代性的自反性指的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性日益成为其自身的主题的问题。它对于自然的改造、对传统的摒弃、对社会内在结构的塑造等产生了一系列后果。这些影响日益显现出其不利的一面，由此造成了许多问题，这种自我对抗性就可以称为自反性。【我们把自主的、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化的过程称为自反性（reflexivity）】

第一部分 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的轮廓

无论哪个时代，人们的生活都不可能是绝对安全的，处于风险当中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在当代社会，风险一词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意义。今天的威胁具有全局性，人、动物、植物都无法置身事外。这是工业社会中工业化先进设备的批量产品，并将随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系统地增加。我们社会陷入危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动力大致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说。

第一，风险和财富的差异。财富是可以感知的，风险则是脱离人类感知的。空气、食物、水等引发的风险往往是系统的和不可逆转的。起初，它们依赖于专业知识的因果假设，但由于风险影响的全局性，它终将接受社会公开的界定，由此在政治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二，风险的增多和风险的分配最终会塑造一个风险社会。起初，风险分配是不平等的。财富在顶层积聚，风险在底层积聚。但风险具有一种回旋镖效应，它迟早会回击它自己的生产中心。

第三，风险的传播和市场化尚未完全摒弃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赢家和输家同时存在，风险在制造危险处境和政治可能性的同时也对自己引发的风险加以经济利用。

第四，人们可以占有财富，却只能忍受风险。因此在风险社会中，知识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科知识能够垄断解释权，知识处于混合、交融，且日益被大众运用和讨论的东西。

第五，得到社会承认的风险具备特有的政治爆炸力，非政治的事务日益获得政治属性。一旦风险社会得到了承认，它被解除了的潜伏性、必然性和副作用就会爆发出空前的政治诉求，开启原本封闭的行动领域和行动机会，而议会民主制这类传统的政治愈益无法处理这些问题，就会选择不作为，相应地，原本具有非政治属性的经济、社会、技术就会获得政治属性。

第二部分 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的去传统化

作为现代性内部社会转型的见证人，这一转型过程也把我们从工业社会的形成基础中解放了出来，如阶级、阶层、家庭和性别地位。这一部分可以从七个层面加以分析。

第一，二战之后，以福利国家为模式的现代化催生了社会性的个体化浪潮。获得了较高物质生活标准和发达的社会保障的人们脱离了传统的阶级纽带和家庭的扶持，日益关注自身，关注个人的劳动力市场命运，同时也面临着各种风险、机遇和矛盾。

第二，在社会不平等方面，我们面临着一个矛盾局面：一方面，一些阶级理论家认为社会阶层并未发生很多变化；另一方面，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要求人们跳出自己所在的阶级、等级或阶层，扬弃原先生活的思考基础。晚期现代性的个体化是劳动力市场的产物。人们在教育、流动和竞争方面获得的较为充分的自主权为人们在雇佣劳动市场立足提供了可能。而社会和技术方面的革命更能够引发深远的个体化进程。界定雇员社会的已经是劳动法和社会政治范畴。伴随着个体化进程的加速，个人的阶级属性从社会认同中剥离了出来，社会群体日益失去塑造政治力量的机会。但是社会不平等并未消失，它只是以个体化的名义被重新界定。失去认同的人们为应对社会问题，被迫结成各种政治和社会联盟，这种联盟并不是和原先的阶级模式一样遵循单一的模型。冲突越多，越说明了社会的异质程度较深。人们结成联盟所应对的主要冲突来自于各种先赋特征，如性别、肤色、族群、年龄、同性恋等。在一个个体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准自然的社会不平等会引发特殊的组织效应，并激励该组织去获得政治力量。

第三，社会的不平等体现在了大规模失业分布上。工业社会的的就业体系是高度标准化的，劳动合同、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分别在法律层面、组织层面和时间层面构成了其三大支柱。于是，工作和非工作的边界具有了清晰的划分。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这个标准化的就业体系也发生了松动。具体来说，技术的发展使雇佣劳动在时空上得以弹性化，因此也不必追求整齐划一。此外，还有三个因素共同使得就业关系越来越具有弹性。一是政府机构在大规模失业这一“政治丑闻”之下顶着巨大的行动压力；二是女性雇员希望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取得更好的协调，获得更多的“时间自主权”；三是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更多的生产力来源，于是转向挖掘兼职工作和未充分就业的生产力。但总的来说，这样的就业体系包含了灵活、多元而分散的未充分就业。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解放、家务劳动的去技能化、避孕、离婚、接受教育和投身职业这五个方面共同促进了女性的解放。但是，在个体化趋势加深面前，男女所面临的生活情境是不同的。对女性来说，她们从婚姻中解放出来，但是却无法走向生产领域，因为母亲的角色和失业问题依然在固化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对男性来说，工业化时代独立的经济保障和旧的角色认同是一致的。

而男性脱离其角色时的主要动力是外部诱发的，比如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在日常事务方面无法独立，在情感层面依赖伴侣。男性和女性对立的原因在于孩子和经济保障。虽然个体化使男女处境相互分离，但是又让他们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双方都有着单身的恐惧，换言之，对单身的恐惧是维持婚姻和家庭的其中一个条件。女性能够意识到这些不平等是选择机会增多的结果。在行动领域层面，人们面临的决策增加了，比如生育时间、孩子抚养、性的问题等等，因此就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和协商。在讨论中，女性将会考虑到不同的风险与后果。许多属于社会层面的诸如教育、职业、晋升、流动等问题最终都会呈现在家庭层面。人们开始设想未来可能的图景，比如回归核心家庭、男女绝对平等、超越男女角色。在作者看来，第一种方式忽视了冲突所产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背景，而且也没有考虑女性的预期；第二种方式会产生一个全面流动的单身者社会，人们会忽视家庭、婚姻、亲子关系和伴侣关系，于是选择了在各种线路和情境之下的孤立。第三种方式致力于改变发达工业社会的整个制度结构，它认为解释家庭和伴侣关系的必要前提才有可能实现一种超越男女角色的新型平等。在这里，作者设想了一种“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合伙模式”。

第四，两种来源不同的解放交叠在一起。其中一种解放摆脱了打下等级制烙印的社会阶级，另一种解放则脱离了性别地位。

第五，私人领域的关系问题表达了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浪潮的最后一道堤坝总是家庭道德、性别命运、围绕婚姻、双亲和性的禁忌，乃至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再结合。工业社会的运转有赖于性别特征的分派，两性之间在角色的对立也暗含了家务劳动是雇佣劳动的前提。层级制从这一基础当中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但是在工业社会晚期，现代性侵入了家庭、婚姻、亲子关系和家务劳动。现代性的人人平等原则在面对私人领域时发生了切分，两性在生产领域和家庭领域面临着不平等。市场的规则和力量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的同时，家务劳动却是无偿的。市场标准进入了女性的生活背景之后，家庭内部的矛盾瓦解了等级制的基础，传统的两性关系在破裂，私人生活也在谋求某种政治性。但是，男性和女性想要获得平等地位时，既不能借助传统核心家庭的角色分派，也不能依靠职业劳动、社会法、学校教育等制度结构，因为它们都预设了核心家庭及性别的等级基础。简言之，男女的平等化不能在预设了男女不平等的制度结构中来实现。

第六，个体在家庭内外成了自己的代理人，无论是通过市场谋求生存保障，还是规划和组织人生。“个体化”体现在三个层面，分别是脱离支配、扶持等传统背景；丧失传统安全感；控制和再整合。脱离了社会阶级的个人是社会在生产的单位，他不仅分化出来了，还经历了高等级的标准化过程，如货币、法律、标准、流动等。此外，个体处境也总是代表着制度处境，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依赖于市场、法律、教育。在这样的情境中，个体必须要清楚自己是行动的中心，他在拥有自由的同时也要依赖制度环境，并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

第七，个体化是社会化过程的历史对立面。由于工业和行政力量不断入侵私人领域，一些新的共同体形成了。如今的社会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既体现了追求个体性的进程，也显示出了个人追求社会认同的要求，这些运动日益获得了政治属性。

第三部分 自反性现代化：论科学与政治的一般化

作者主要从科学和政治角度入手进一步阐述了现代性的自反性。就科学这一领域来说，可以从四个层面加以讨论。第一，和传统现代化与工业社会现代化的区分相对应。科学、实践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分成简单科学化和自反性科学化。在简单科学化时期，科学和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之间有明确的边界。自然和传统习俗应当为人们遭受的疾病和危险买单。在自反性科学化时期，科学和技术是问题与错误的成因。风险社会的形成需要全社会对科学、进步、专家、技术加以批判，这也是一个科学被拉下神坛的过程。以上是科学在外部关系方面发生的断裂。第二，科学的知识诉求经历了去垄断化的过程。简单科学化模式分为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提倡怀疑主义，借此实现了制度化。另一方面，这种怀疑主义只适用于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在自反性现代化时期，科学在理论层面、方法论层面和应用实践层面发生了内部关系的断裂。就科学理论来说，科学理论和科学史、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验性科学民族志把科学批判应用于自身发展，不断反思和批判科学理论本身的后果，逐渐侵蚀了科学理论自我教条化的基础。就研究实践来说，脱离了科学理性的基础，研究实践也走向了自我怀疑。在建立方法论惯例的道路上，科学因自身造成的过度复杂性而存在着让自己的“认知实践”面临内在封建化的风险。第三，随着科学的知识诉求的不断实现，不可变革之禁忌日益成为科学研究独立性的试金石。风险也在被科学化，这时能否突破禁忌就成为一个研究好坏的衡量标准。科学总是用“不可计算”来逃避自我审查。但不可计算并不意味着不可评估。正是因为可能的影响越来越可评估，实际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不可计算。科学家对风险的评估其实是最好的自我审查。第四，科学理性的基础遭到了破坏。过度的专业化自行制造了副作用，因此重要的是科学能否在其实践的风险方面实现自我克制。风险和威胁是被客观有条理地解释、科学地阐发，还是被淡化和掩饰？作者认为科学应当接受危险和风险的反馈，并把它看作对理解和重组自身工作的经验挑战。清除原因而非应对症状，保留学习能力而非忽视实践后果，重新挖掘并培育以相互关联为背景的专业化的力量而非维持孤立的思考是科学在当下应对风险可以选取的手段。

就政治这一领域来说，作者的基本论点是风险成了工业社会中现代性的自我政治化的动力；除此之外，“政治”的概念、位置和媒介也在风险社会中发生了变化。在工业社会晚期，政治领域也存在某种自反性。首先，国家的干预权旁落而政治失位。争取、贯彻和落实政治权利的努力越是在本世纪获得成功，政治系统的首要性就越是受到质疑。因为，它允许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反过来会削弱政治中心的权威。其次，经济和科学政策虽然携带了有效的政策内容，但其行动者却不具有正当性。这种非政治的状况随着工业社会晚期的到来转向了亚政治层面，简言之，令社会变得政治化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在已经确立基本权利的背景下，各个亚政治领域（个体、经济、社会）参与民主决策和监督的可能性已经分化出来并得到了安排。另一方面，这样的发展绕过了议会。议会原本是理性的意志形成的中心，但是议会和行政部门的决策空间遭到了技术统治的封锁。此外，以法团形式组织起来的压力集团开始崭露头角，政治决策的科学化不断加深，甚至政治机构只是在执行专业科学机构的意志。这一事实也体现了国家祛魅的过程。政治领域的自反性可以在两个领域中得以体现，即司法和媒介公共领域。于是，政治的边界也被破除了。作者考察了未来的三种可能的图式：重返工业社会、技术变迁的民主化、差异化的政治。第一种设想，没有认识到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对立；第二种设想会使得科层化的议会制阻碍企业的理性化与科研工作；第三种设想认为要扩大亚政治的影响机会并从法律上予以保障。

PS：《流动的现代性》和《风险社会》这两本冰冷又绝望的书看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个人追求自由的过程真痛苦啊，想要的自由程度越高，就越依赖于周围的制度环境。个体要成为自己行动的中心，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没有人为你背书。于是，我们在不停地追求自由的同时也在寻找归属和共同体。归属和牵绊同行，孤独与自由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