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炳文教授是著名的明史专家，在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南炳文教授不仅承担了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之《明史》修订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工程等基础性资料建设工作，而且还倡导从全球角度研究明朝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南炳文教授曾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对明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关键词：南炳文；明史；《明实录》；明史学会

作者简介：时培磊，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南炳文教授，1942年生，河北省广宗县人。196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明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明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天津文史馆馆员。2016年被廊坊师范学院聘为特聘教授，兼任明史与明代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明史》（上、下册）、《南明史》《明史新探》《明清史蠡测》《天津史话》《明史学步文选》《明清考史录》《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明代文化研究》（合著）等论著30余种，在《历史研究》《史学集刊》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学术成果曾获全国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主持完成国家“‘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的《明史》修订子项目，现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南炳文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关于明史的研究已达半个多世纪，在发展明代历史的体系性研究，深化明代政治、军事、社会、文化、人物、中外关系等领域的专题性研究，推动有关明代历史资料文献之整理与研究，以及总结关于明代历史研究的发展进程、编写有关明史研究的工具书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国内外明史学界享有盛誉。在进行科研与学科建设的同时，南炳文教授还努力从事教学工作。自1972年至1985年，主要担任本科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学。自1982年正式培养硕士研究生以来，主要讲授研究生课程。南炳文先生培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近百名，许多人成为明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中明史类论文只有一篇，其作者即为他指导的博士生。

2018年2月，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时培磊教授对南炳文先生进行了访谈。

时培磊（以下简称“时”）：南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众所周知，您是明史研究的大家，不仅在明代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精深的学术探索，而且在明史研究的学科建设上也有突出的贡献。首先，想请您谈一下您的明史研究的缘起。

南炳文（以下简称“南”）：明史研究“大家”的称号实不敢当，我只是从事明史研究的时间长一些，投入的精力大一些，与前辈师长比起来，我只是明史研究的一个“小卒”而已。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被学术界认可的成绩，是与我较早就立下毕生从事明史研究的志向有关。我是1961年参加的高考，并被南开大学历史系录取。刚进入南开大学时，对历史专业还不了解，但很快就发生了改变。当时南开大学有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如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杨生茂、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等先生。在新生开学见面会上，系主任郑天挺先生发表了非常鼓舞人心的讲话，让我们对历史专业有了耳目一新的认识。开课以后，老师们的讲课形式也与高中有很大不同，他们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带着一摞卡片来讲自己最新研究的独到见解。一些国内著名学者如裴文中、吴于廑、吴晗等先生，也都来过南开为我们讲课或作报告。这样的大学学习生活，让我悟出不能再像高中那样学习历史的常识，而是要通过研究原始文献资料，得出自己的见解和结论。这种探索性的学习使我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大增，并真正从心底爱上了历史专业。除了学好基本理论（哲学与史学理论）、基本知识（以两大通史为主干的各种历史基础知识）、基本工具（古汉语、外语和工具书等）这“三基”以外，我还很快地把主攻明史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1962年，也就是我上大二的时候，了解到明清史研究室是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唯一的研究机构，明清史是南开大学历史学科中最有优势的研究方向。我在明史与清史中选中明史作为主攻方向，是因为了解到研究明史的资料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天津图书馆馆藏比较丰富，而研究清史要大量地阅读档案史料，但档案多藏于北京，如果主攻清史在天津不占地理优势。另外，从郑天挺先生和明清史研究室诸老师那里还得知，清史已有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而明史方面尚无今人大部头章节体断代史专著，努力的空间较大，同时已有的明史研究多集中在明初与明末两个阶段，而对中期的研究较少，空白点多。所以在那时就下定决心，如果有可能将来一定争取写一部部头较大的明朝断代史。

时：您在明史研究上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与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密切相关。从1962年立志搞明史，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您这五十余年的明史研究之路，是否可以根据研究重点分成几个发展阶段呢？

南：我学习和研究明史大约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学习和储备阶段；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明史研究的集中撰述阶段；第三个阶段从90年代末到现在，是明史研究的全面铺开阶段。

第一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读大学阶段，从大二立下明史研究的志向后，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先是阅读今人有关明史的著作，如李洵《明清史》、李光璧《明朝史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和吴晗《朱元璋传》等。接着开始研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夏燮《明通鉴》、清官修《明史》等重要史籍，涉猎《明实录》、《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等史料书及有关野史笔记等。与此同时，还旁听了郑天挺先生为研究生班开设的明清史课程。在这个阶段，为明史研究作了初步的史料和理论储备。第二个时期是1971年至1973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阶段。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要修改原来的中国通史陈列，而业务骨干都下放干校劳动了，因此从南开大学抽调我来承担修订明代部分的陈列大纲的任务。在这三年中，正好暂时摆脱“文革”的困扰，获得了研究明代历史的优越条件。我在这里既可以接触丰富的文物，弥补了研究明史缺少实物资料的缺陷，同时又能与各地抽调来的专家学者进行讨论交流，更可以专心看书，大大增长了明史的知识和研究能力。

第二个阶段的工作主要围绕撰写明朝断代史而展开。1979年，因为参加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史》定稿事宜，我在北京结识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当时他们正在寻求早在1950年就定下的出版中国古代各断代史专著计划的明史的撰写人选，因此建议我和汤纲先生承担这一任务。我和汤纲先生是同事，当时又同住在人民出版社招待所，所以很快就按照他们的要求拟出了写作大纲。大纲很快就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审查通过,他们并将正式的邀请信寄到了北京。接受任务之后，我和汤纲先生开始了分工合作，明初、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三部分由汤先生起草，明中期、明后期及南明时期三部分归我撰写，文化部分则由两人分别撰写部分章节，最后全书由我来通稿。经过约十年的奋斗，1985年印出了上册，1991年出版了下册，全书共计115万字。1995年，该书获第二届全国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三个阶段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明史进行了多方面的前沿性探索，并从整体上对明代历史作了思考；二是从事明史研究的基础性建设，为后人的深入研究铺路架桥。在第一个方面，我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人物、事件、对外关系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并且撰写《张居正改革研究》一书，对张居正改革的背景、内容、影响、不足作了进一步考察，而且从全球角度、把中国放在世界局势之中进行明代历史研究。第二方面我用力颇多，一是重视学术史的梳理，探讨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出版了《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一书，为其他明史研究工作者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创新工作作了梳理和铺垫。二是继续研究有关明史的原始资料，其中包括对以前史学界注意不够而其史料价值很高的《万历起居注》和《泰昌实录》《天启实录》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广泛收集散存于国内外的残本，将其大体恢复出了原来的面貌，并作了初步研究，出版了《辑校万历起居注》和《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三是主持国家“‘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的《明史》修订工作，经过十年的努力，修订稿已经初步完成。四是目前正在从事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

时：您刚才谈到要从全球角度研究明史，并且还于2017年5月份在廊坊师范学院协助该校召开了“明朝及其所处历史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请您从总体上谈谈对明朝及其所处时代的看法。

南：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地区相对封闭的局面，各国间的相互交往日益密切，所谓“地球村”日趋形成，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局势息息相关，研究者只有站得更高，将视野放宽到整个世界，对于中国的事情才能有更深透的了解，因此，我们要加强从全球角度、把中国放在世界局势之中进行明代历史研究。明朝近三百年中虽发生过若干战事，但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和平稳定的局面，百姓基本能够安居乐业，当政者亦能用较多精力研究治国方略，面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不断提出相应的对策，保证政令之基本畅通。于是，明朝的生产力和各项文化事业在总结、继承前代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并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新思潮。这些新思潮反过来又影响了现实生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中国由此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若干因素。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地理大发现，原来在海洋隔离下各大洲相互分割的封闭状态开始被打破，互相间的接触和交流日益密切。由于明朝总体上毫无疑义地处于富强先进的地位，故而在应对这一新的世界形势时，显示出漫不经心的从容，坚持既往的朝贡政策仍是其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对于国外传来的新知识、新技术，凡对己有用者，如天文知识、火器技术，明朝皆能重视吸纳，但却因未能认识到这些新知识、新技术与以往的本质区别而错失发展良机。总体而言，明朝是一个全面总结、继承前代成就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孕育着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变的因素的时代。2017年5月，我在廊坊师范学院协助该校召开了“明朝及其所处历史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确定会议的主题也是基于以上对明朝时代特点的整体性思考。这次会议吸引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学者不仅交流了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交流了各地最新研究动态和今后的研究设想与规划。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使中国的明史研究进一步走向世界，也使世界更好地了解研究中国明朝历史的重大学术价值和重要历史意义。《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主流媒体及各大网站都进行了相关报道。

时：现在高校的学术评价往往看重专著和论文，而您最近十多年来却把工作重点瞄准了《明史》和《明实录》这两大套研究明史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史料，工程量极其浩大，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工作呢？

南：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讲，有两点工作最重要，一是进行学术前沿的创新性研究，二是进行学科资料的基础性建设。对于明史研究的发展来说，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非常重要和有意义。作为年轻人来讲，特别是高校青年教师都要承担很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因此较多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写论文和专著，从事着前沿性的学术探索。这是适应现实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且年轻人精力旺盛，思维活跃，也很适合搞这方面的工作。明史研究资料的整理也非常有必要，但是需要花费很长的功夫，短时间不容易出成果，而且需要对明史有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够驾驭好这项工作，“短平快”的战略做不了这个活，需要不计功利地坐“冷板凳”。这项工作，倒是很适合我们这些“老骥伏枥”者去完成。我先是关注了明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史料──起居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辑校万历起居注》和《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当然人毕竟精力有限，我在有生之年还是希望为学界再多作点贡献，因此近几年几乎很少写文章和专著，外出参会和各种应酬也是能推就推，几乎全身心地投入《明史》的修订和《明实录》的整理研究工作中去。

时：《明史》的修订和《明实录》的整理研究都是工程量十分浩大的项目，也是国家非常重视的工作，请您谈谈这项工作的缘起和进展情况。

南：点校本《明史》修订作为“二十四史”修订的一部分，它的背景就是“二十四史”修订的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倡议整理“二十四史”，要求加标点、作校勘记纠正错误，进一步提高其质量。第一次点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70年代中期完成，前后十几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此本还存在一些缺憾。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这些缺憾的解决。2005年11月，温家宝总理、陈至立国务委员分别对修订工作作出重要批示，2006年4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全国十余所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选派200余位学者参加其事。2006年12月31日，“二十四史”修订办公室主任徐俊先生亲临天津，当面正式通知，我被确定为该工程的点校本《明史》修订子工程主持人。我受命主持这项工作后，很快组建由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西南大学、福建师大、武汉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十几名明史研究者组成的学术队伍，进行分工合作。并且由我制定了详细的修订原则和具体的工作细则。经过整整十年的奋战，目前修订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最后作出校勘记长编初稿14750条，共300多万字；原校勘记2075条，校勘记初稿大约增加四倍。除新增者外，对原有的校勘记也绝大部分作了内容的补充改动，并删去原来误校者约100多条。改动标点千余处。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明史》修订工作离不开无数前贤以及同辈人的努力，我们只是在前人和同辈人打下基础的前提下，接过接力棒，继续前进而已。

《明实录》是关于明朝十五个皇帝在位260年间的编年体史书，约1600万字，是关于明代历史的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可信度最高的一部近于原始资料性的史书，是了解和研究明史的最重要依据。但因其原系明朝机密档案，世无印本，只有约200种抄本传世，断简误字大量存在，且时有出于政治考虑的隐讳或曲笔，编纂时之凡例规定欠详也导致时间、地点等记载不清现象常有出现。鉴于其学术上的重要价值，1930—1961年在当局所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的倡导和率领下，以及胡适先生的大力支持下，该所对《明实录》的70多种版本进行了互校，并作出了大量校勘记，纠正了该书的许多讹误，为学界比较方便地利用该书，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由于有百余种版本的《明实录》尚未在版本校中加以使用，利用存世的大量明人奏疏、有关档案等更原始的资料对《明实录》进行他校的工作亦基本上尚未进行，对《明实录》进行上下文互勘的本校工作同样基本上尚未开展，至于分段、标点等整理工作及从历史文献编纂学的角度对该书进行细致、全面深入的总结更有待着手。有鉴于此，从进一步发展学术和振兴中华文化的战略目标出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2013年11月将“‘明实录’整理与研究”列入了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3&ZD090）名单之中，使研究者对《明实录》进行规范的现代化整理和从历史文献编纂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此项工作我仍然作为主持人，组建了一个十几人的学术团队展开分工合作。前五年，主要进行了以他校和版本校为主的第一阶段工作，而后将进入以审核、补充第一阶段的工作成果，并进行标点、分段、撰写文献学论著为主的第二阶段。此项工作得到了中华书局、南开大学、廊坊师范学院的大力支持，进行状况比较理想。

时：您曾担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一职，现在仍然是该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请您谈谈明史学会的情况及其对明史研究的贡献。

南：中国明史学会成立于1989年8月，首任会长是王毓铨先生，而后刘重日、张显清、我本人及商传先后担任会长。目前已是第八届理事会，现任会长是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显清先生卸掉会长之职后一直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我本人则卸任会长后一直担任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经过明史同人近30年的努力，学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60多名专业会员、十多个团体会员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是国内外明史学人进行学术交流的核心组织。学会的宗旨是团结明史学界同人，促进明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业务范围包括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组织有关明史课题研究，筹备和组织明史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接受专业咨询并提供服务，编辑出版《明史研究》和《中国明史学会通讯》等。在明史学会成立前，在1983年（无锡）、1985年（黄山）、1987年（长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南京大学历史系、东北师大历史系、厦门大学历史系，以及安徽师大历史系等单位联合推动，已先后召开了三次关于明史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1989年，山西社科院承办了在太原召开的明史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国明史学会。由此开始，学会每隔两年都要举办一次大型年会暨国际明史研讨会，中间年份举办一场或数场小型专题会。明史学会就是通过这种学术研讨会的形式，不断团结和带领明史学界同人开拓进取，大力发展明史研究事业。明史学会作为全国性的学会，除了团结明史研究者开展明史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外，还重视与有关地方政府部门合作，深入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召开学术会议，力争对传播和繁荣中华文明作出贡献。

时：您曾经出版过《明史研究备览》和《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两部专著，对21世纪之前的明史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请您谈一下对这40年明史研究的印象和认识，以及对今后明史学科发展的建议和期望。

南：我有幸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全面的发展，成就辉煌，明史研究也是恰逢其时。我在《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一书中，用“辉煌、曲折与启示”三个词语总结过20世纪的明史研究。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明史工作者，回首“拨乱反正”以来的明史研究，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明史研究取得的辉煌成就让人兴奋鼓舞，而其间的曲折和教训也不禁让人警醒反思。这40年的明史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指引下开展的，各种研究专著和论文如井喷之势涌现出来，平均每年有十几部专著和上百篇学术论文发表，呈现出一派学术成果繁花似锦的盛景。随着我们国家研究生招生的恢复，许多大学纷纷设立了明史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培养了一大批明史研究的后继学人。有的大学还成立了明史研究室，集聚了一批明史研究的专门人才。这40年来明史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并且老中青三代明史学人同台竞技，成果纷呈，也是这一时期的新亮点。在研究范围上，举凡明史领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对外关系等等方面都有人进行了深入探索。明史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建设也有大批成果问世，除了若干官方史料有校勘整理以外，各种私撰史书、笔记、文集等史料也都有整理出版。这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大踏步前进，为海内外各种档案和史料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前提，而这些也保障了明史研究继续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环境宽松，思想活跃，从事研究的学者大为增加，成果不少。从总体上说，是感到欣慰，但仍感到须进一步改进，重复性的工作做得太多，效率打了折扣，甚至有人写书写文章是为职称谋、学位谋，其质量可想而知，不能不受到影响。有关学会的作用也有待进一步加强。清史没有全国性的学会，但是由于有国家级的纂修清史项目，搞得相当活跃。明史研究方面似也应组织大家搞一件或几件重大的工作。明史研究迫切需要国家、社会的大力支持。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贡献甚大，有许多经验应当深入总结。当然也有教训，需要深入探讨，以取得教益。希望大家都能对明史研究重视起来。我们的国家，当前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各项事业都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重大的进步，明史研究也是如此。我是满怀信心地迎接明史研究更加辉煌的新时代的到来。

本文刊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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