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5年度中国古代史研究十分活跃，在原有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军事史等传统领域继续取得进步的同时，新资料、新领域和新视角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

一、传统研究课题的继续深入和突破。传统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学者在早期国家的形成、商周封建、春秋诸子、秦汉宗教与思想、魏晋国家体制、唐宋社会变革、明清中西交流、科举制度、内阁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相关问题的研究继续精细化和深入。

在原先一些薄弱领域，如西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研究方面，有新的著作出版，如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王准《春秋时期晋楚家族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都是对这些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推动了两周史研究的前进。

在众多传统领域的研究成果中，有的讨论不仅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所创新，而且在研究方法甚至对古史的整体认知上都有所突破。尤其是在如何认识中国上古史、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结合问题上，近几年出现了新的转变。如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存，与文献记载中的“禹会涂山”可以相符合，对于古史考证和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价值。学者就龙山文化“禹会村类型”的相关问题及其是否可与古代文献所记禹会诸侯事件相印证进行了讨论。又如对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关系的探讨，越来越多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即古代尧都遗存。禹会村遗址与禹会诸侯、陶寺与尧都的关系的讨论及倾向性意见，不仅仅是一个考古遗址性质的确定或一个历史事件得到考古的证实，也是考古学与中国传统历史学、文献学结合的突破。考古学注重实物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对于古代文献尤其是关于上古时期的记载持极为谨慎的态度，甚至有将考古体系与古史体系各自独立不相阐释的建议，这种情况在一些通史类著作中尤其明显，甚至将上古史变成纯粹的考古资料的堆砌。禹会村遗址与禹会诸侯、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讨论是将古代文献与考古体系相结合的重要推动，无疑会起到示范性作用，改变考古与历史过度分离的状况。

类似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思考在中古历史研究中也有突破，如魏晋国家体制研究中，以往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认识多侧重其异族身份与汉化过程，对于其本身的社会发展情况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缺少讨论。有学者从北方政权与正统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进行讨论，指出北方政权的作用及其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这对于认识魏晋时期北方政权以及曾经在历史进程中起过类似作用的政权或朝代具有启发性意义，对于民族史具有重要意义。

从具体考证方法上而言，越来越多的著作不再是单纯的文献考证，而是结合了文字学、考古学与文献学的综合论证，研究角度也由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考察，转变为结合底层的、细部的自下而上的具体的全面分析。

二、研究资料、内容、方法和领域的创新。学科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即是新资料的发现与刊布。近年来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古文书、墓志、族谱等资料大量涌现，以新资料发现为基础，形成了金文研究、简帛研究等多个热点领域。

金文研究有诸多新资料和相关研究发表，其中以随州叶家山、文峰塔墓地出土青铜器研究最为引人关注，两处资料可相互系联，为研究两周曾国提供了重要资料，极大促进了相关研究。学者召开研讨会、座谈会分别专门讨论叶家山、文峰塔西周墓地问题，多名专家参与讨论，此外还有李学勤、黄凤春、李维明、冯时、张昌平、曹锦炎、徐少华、王泽文等多名学者发表数十篇论文，对叶家山、文峰塔西周墓的时代、族属以及反映的相关制度等进行讨论，促进了学界对西周时期江汉地区历史的认识。与金文新资料不断发现相适应，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整理也取得进展。继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后，又有综合性的整理研究著作出版，如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采用分期分类的方式对商代青铜器铭文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综合性研究。张桂光等《商周金文辞类纂》（中华书局，2014年）将商周金文按六千余字形，以单字为纲，对金文资料进行了按字汇编，为研究提供了便利。

简帛研究也是近几年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成果丰硕，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增长点。特别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江陵凤凰山汉简、肩水金关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简帛资料的出版，极大促进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尤其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带动作用最为明显，随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四、五、六辑出版，引起学界轰动和竞相研究，据不完全统计，2013至2015年间出版相关专门性著作近10部，发表刊物论文近200篇，网站发表研究论文数百篇，形成了一股研究清华简的热潮。

随着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古代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文献及其所表述的历史的形成过程。裘锡圭发表《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出土文献》第四辑，中西书局，2013年），提出“古典学”重建问题，倡议“对于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进行整理与研究，利用出土文献从“古书的真伪、年代”，“古书的体例、源流”，“古书的校勘、解读”三个方面重新认识古代典籍，厘清古代典籍的形成过程。研究者也意识到，基于长时段、动态研究的“古书年代学”及“古书形态学”理应受到重视，谢维扬、赵争主编《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5年）聚焦于中国古史研究的史料学问题，在探讨建立合理的古史史料学基础方面有新的推进。〔美〕倪德卫著，魏可钦等译，邵东方校《〈竹书纪年〉解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通过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多方面信息来分析“今本”之价值，得出其并非伪书的结论。这些都是通过古文字、出土文献研究古代典籍的收获。

与古典学的重建紧密关联的，是对中国上古史和疑古学派的反思。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疑古学派在史学界影响甚深。随着大量文献以及考古新材料的出土，为重新认识上古史提供了丰富资料和新的契机，早在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即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由此引起学界的热烈争论。近几年，关于如何认识中国上古史的争论依然持续，2012年杨庆中与廖娟编《疑古、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漓江出版社）、梁涛与白立超编《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漓江出版社）对疑古学派及相关辩论进行总结与探讨。近年又有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梁韦弦《古史辨伪学者的古史观与史学方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继续就如何认识中国上古史进行探讨。

与埃及、亚述等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上的其他古代文明的历史不同，中国很早即已建立一个独立的史学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对传统古史不能仅进行真实与否的考察，而且要对于古史系统的形成模式与影响古史形成文本记录、史官制度、史学思想等做综合的思考。考察中国早期传统史学叙事方式，正确认识中国古史系统与史学传统的形成过程，是牵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古史辨”学派与“走出疑古”思潮，贯注了几代史家对中国古史和史学传统的深入思考，其基本认识是逐步推进、积累和发展而来的，充分利用新资料加以科学总结和综合分析，应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科的重要任务。

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的进步，新领域和新学科得以开辟、拓展和建立。学界创新未局限于对新材料的发掘和阐释，更重要的学科创新表现在对新领域的开拓和推动，如环境史、海洋史、城市史、区域史、灾异史、人口史、社会保障史、水利史、出版史、家族史、家谱史等新方向得到开拓和发展，出版了大量新的著作，为多角度、多层面认识中国古代史开辟了新的途径。随着学科交流和断代、专题界限的打破，一些新的学科建立起来，如中国古文书学、形象史学等，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例如“中国古文书学”是近年建立的一个新学科，重点研究各个时代的文书，从文书的行款、格式到国家政令制作与运行形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古文书学者先后举办了4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古文书学研究”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天地。新领域的开辟，为研究和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新研究方法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历史学研究日益成为多学科参与的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创新，除文献学、文字学等传统方法之外，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相互渗透，一批采用多学科方法相结合的著作出版；新技术和新方法得到广泛应用，植物孢子分析、14C、金相分析、铜同位素、锶同位素、DNA、大数据、网络化等运用到研究中，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结论。

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是成果发布方式的变化，继以前资料收集和整理的电子化、网络化之后，著作的发布方式也开始网络化，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先是通过网站刊发并伴随互动讨论，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网络发表已经成为成果公布和学术交流的一种常见形式，如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已经成为简帛研究成果最及时、集中发布的平台之一；学科多平台、多中心的构筑以及协同创新方式的出现，改变了以前平台少、单中心的局面，例如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9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共11个单位对出土文献进行集中整理和研究。大量平台的建立以及协同创新模式的出现使同一领域或主题的交流日常化，整合了科研力量，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

三、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横向扩展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越出中国囿限，注重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互相交流。中国古代史横向扩展研究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的特点，中外比较研究、中外交流史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史是其中三个重要主题。总体而言，在早期历史尤其是文明与国家起源以及先秦思想与社会等方面，侧重于中外比较研究，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进行对比，探索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以及文化传播途径；在汉以后的横向扩展研究中，则侧重中外交流史的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成为主要研究对象。

比往年更进步的是，许多学者开始从全球视角下考察中国古代史，评估整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影响。尤其是明清时期，全球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趋势，许多学者对“欧洲中心观”、“中国中心观”的局限进行了反思，主张把中国历史的研究置于全球背景下考察。

中国古代史横向扩展研究还包括周边文明与中原文明、古代汉族与周边民族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由原先重中原文明的传播和周边民族“汉化”，向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关注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影响转变，对中国境内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做更全面的解析。但是其中也有矫枉过正的部分，如部分新清史学者过于强调满族的视角，忽略中国统一国家和共同文化的事实，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随着全球化以及世界交流加强，如何在全球视角下认识和叙述中国史，表达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已经成为一个新问题。在横向扩展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即是话语权与话语体系的构建。由于近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史学与西方方法结合的结果，许多理论和术语引进自西方，导致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表述和交流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充分认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对其进行总结性研究，构建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中华思想通史》即是这样一个大型科研项目，集学术性与科学性于一身，梳理中国社会和思想脉络，构建自己的历史和认识体系，建立中国古代史的话语权。

与世界视野下研究中国史相适应，大批国外资料得以整理和出版。这类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国藏中国古代史资料，如《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大象出版社，2014年），共44册，辑录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170种珍贵汉籍文献，是近百年来欧藏中国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成果。继《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三种文献汇编之后，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等又编辑出版了《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台北利氏学社，2013年），该书共收录明清中西人士所撰有关天主教著作84种，很多是首次面世的珍贵文献，对天主教史、中西关系史研究有积极作用。第二类是有关中国史事的外文资料得以翻译出版，如刘天路等译英国亨利·埃利斯著《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商务印书馆，2013年）、李华川译清代中国本土神甫李安德用拉丁文所撰日记（《〈李安德日记〉节译》，《清史论丛》2013年号）等，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第三类是中国周边国家的汉文记录，如继《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之后，《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共5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提供了反映中、韩交流状况的文献。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纂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该文库第4、5辑分别于2014、2015年出版，刊布了大量朝鲜、越南汉文文献，为研究东亚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存在的问题。中国古代史研究成绩显著，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虽然较往年有所进步，但依然明显滞后。侧重实证性研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优势，但过多拘泥于具体问题研究，却忽略了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是总结历史共性，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步骤，也是在国际史学界建立话语权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宏观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无法提供规律性的总结和结论，使得学界在很多方面是西方理论的跟随者，无法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史学界的工作成果与平等的对话诉求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

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依然普遍，具体的问题研究占大多数，长时段、多维度的历史著作缺乏，个案的研究占大多数，历史发展的动态把握与规律性总结著作缺乏。中国拥有独特的历史进程和丰富的历史记载，具有进行全面观察历史动态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优势，目前这一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学术研究的功利性依然可见。在对于新材料的追逐和课题设置的功利追求方面尤其明显。例如一带一路、海洋疆域研究成为热点，即出现了众多课题一拥而上的现象，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表现尤其明显，很多所谓“一带一路”成果与“一带一路”并无关系，只是借助地理上的靠近甚至是概念上的引申而并入到“一带一路”项目中。真正从大地域大视野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和认识一带一路，尚需要时间的积累。另外，在“一带一路”的表述上也不统一，不仅出现了玉石之路、乳香之路、香料之路等多种称呼，甚至还出现为了将本地区或项目纳入“一带一路”框架而对历史生硬解释的现象。这些现象固然一方面表明了“学以致用”的治学思想和学界对当前国家政策的支持，但也说明平时积累不足，有被动应对和盲从跟风之嫌，也反映了某些项目的设置不是以研究为核心，而是以能够立项为目的。

普及性古代史著作缺乏。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历史文化需求越来越大，历史普及读物销量很大，但综合考察当前的出版市场，存在大量水平不高、缺乏真实性和严肃性的作品，误导普通读者。由于缺乏专业学者的参与，严肃、真实与可读性结合的著作罕见，学术研究的社会效益没有充分发挥，鼓励和组织专业历史学者撰写高水平的普及性著作是极有必要的事情。

学术阵地和发布平台建设不足。随着学科的发展，新领域、新机构、新学科、新人才不断涌现，对发表阵地的需求大增。但目前的刊物种类、容量和空间弹性有限，无法满足新成果不断增加的实际情况，限制了学术发展的规模与活力。

备注：

史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