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光明日报明理君

“又踏层峰望眼开”

——史学理论深化发展

40年来，史学理论在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198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1987年，第一份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各高校纷纷开设史学概论课，产生了一批从事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等成立了史学理论研究机构，出版了相关教材。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概论教材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史学概论》于2009年出版。2017年新的学科目录公布，中国史和世界史成为两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形成了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世界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两个并立学科。

“探寻古老王朝的文化密码”

——甲骨学长足发展

1978年以来，《甲骨文合集》等中国现代甲骨学方面的集成性资料汇编陆续出版。除此以外，考古出土的大量甲骨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出版。一系列甲骨的发现及著录，逐步完善了科学发掘甲骨材料的著录体例。40年来，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愈趋系统、细致，研究内容涉及商代国家社会及思想观念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过往有长足发展。

“春色满园关不住”

——文化史研究百花齐放

1978年到1979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和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稍后湖北大学历史系也成立了明清文化史研究室。1982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复旦大学历史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联合发起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决定创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3年，在长沙举行的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议，初步决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1986年1月，由复旦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40年来，文化史研究不断深化，并出现了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等发展方向，在诠释文化现象时，更加重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等因素，涌现了一大批成果。

史学史研究呈现缤纷多彩的局面

1978年，研究生招考目录专门列出中国史学史，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相并立。20世纪8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设史学史专业博士点，成为培养本专业学术人才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先是恢复内部刊物《史学史资料》的编辑印行，随之于1981年创办《史学史研究》杂志。史学史研究不仅取得重要成果，在学科框架、理论方法等方面也成就斐然。

“千年不朽的法制之魂”

——睡虎地秦墓竹简推动秦汉史研究

1978年11月，文物出版社推出了包含释文与译文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此后，又相继推出了包含图版的精装本及线装本。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于1975年12月发现，是秦汉考古的重大发现，极大推动了秦汉史相关研究发展。

历史学规划会议布局谋篇

1979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汇集了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出版部门的280多位代表。会议对历史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修正和落实了八年规划（1978—1985）。此后中国古代史各专业研究会的成立，历史大辞典、大百科全书历史部分的编撰，多种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各断代史、专题史的重点研究方向的确立，都与这次规划会议有关。1983年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首次将规划项目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

1979年，作为中国考古学界唯一的全国性组织，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召开成立大会。后来，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本省区的考古学会，推动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考古研究事业发展。

各史学会成立

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1982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接纳中国史学会为该会会员。此后，各断代史及不同领域学会纷纷成立，例如：1980年，宋史首先于中国古代各断代史领域中成立了全国性研究会。1980年，唐史研究会在西安成立（1983年改名为中国唐史学会）。1980年10月，中国元史研究会于南京大学成立。1981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1982年5月，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1982年6月成立中国辽金史学会。1983年4月，中国民族史学会成立。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1989年8月，中国明史学会成立。1992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1993年8月19日，史学理论分会成立。

第一次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1980年，南开大学召开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120多位学者与会，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明清史学界的第一次最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此后，秦汉史、明史等学会经常性地组织各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学术交流互鉴。

对外关系史研究展现新局面

1981年5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并举办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改革开放以来，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出现新局面。研究范围大为扩展，研究的时间范围不断延伸，不仅秦汉时期经由西域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隋唐时期对东亚国家及地区的影响、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等持续受到关注，史前时代东西方文化的早期交往等也都纳入研究视野；不仅官方交流的研究继续深化，而且不同历史时段以民间方式进行的商贸往来、文化传播的研究也得以细化和深化，综合性的中外关系史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双边关系史研究著作更为丰富。

“封建社会”论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封建”一词的讨论再次受到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封建社会的起点上认识虽然不同，具体的论述角度也有差异，但对于探索封建社会的内涵与特点，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与道路，展现东西方文明不同特点等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

198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该图集由上百位学者历经30年完成，反映中国历代疆域，特别是其中的边疆图幅，更有许多超越前人的成就，是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日益收到史学界的关注，涌现了丰硕成果。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敦煌学研究逐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敦煌学从落后走上追赶之路。1983年《敦煌研究》出版创刊号。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版相关著作数百余种。研究类著作的深度和广度，文献整理类的录校和注释，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水平。其中不少论著在国际上具有领先水平，受到普遍重视，如《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近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郝春文教授策划、编著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收录了英国所藏敦煌文献中除佛教文献之外的完整社会经济等各类文献，是敦煌学界贡献给整个学术界的重要成果。

构建“中国边疆学”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2014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问题开始被提出。近年来，我国古代边疆治理、南海主权、丝绸之路等问题的研究紧扣现实脉搏，取得丰硕成果，为国家大政方针提供了思想文化支持。

思想史研究成就斐然

40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数量众多，其中较早的有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史研究向学术化回归。40年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积累，整体表现为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演化。在学术共同体方面，不仅有了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而且在信念、价值、规范等方面形成了基本共识。在研究范式方面，中国传统的学术路径和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思想史领域开始有了较好的融合，思想史范畴的中国话语正在形成。在思想史资料的整理上，近40年成就极大，尤其以中华书局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出版的“新编诸子集成”点校本为代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的古籍整理本或者影印本，都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历史人物研究及评价标准问题的讨论

1984年，由河北省史学会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秦皇岛召开。1987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绵阳市政协等单位发起主办了第二次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与之相关的秦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农民战争史研究在揭示历史细节、客观评价等方面有较大改观。由此也引发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及评价的标准问题等的讨论，相关研究逐步在评价标准上避免简单化、脸谱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避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使历史人物更加丰满真实。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一些人打着寻找历史真相的旗号，进行所谓的重新“解读历史”，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翻案”，受到学界的一致批驳。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学历史有什么用”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和史学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引起所谓“史学危机”及对历史学功用、历史研究社会价值等问题的追问。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于1985年12日12日召开部分在京历史学家座谈会，就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进行了热烈研讨，并连续多期刊登与会历史学家的发言。与会学者们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应该走出象牙塔，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此后，相关讨论进一步深入。时至今日，如何加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史学家的主体意识，仍然是历史学者进一步思考和实践的重要命题，关注现实、参与社会是历史学更好发展并发挥功能的重中之重，把从历史中得到的知识、经验、智慧运用于现实和未来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民族史研究不断发展

1986年5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各大高校中也设立许多专门研究机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各族学者也成长起来，成为本族本地区历史研究的重要力量。对民族历史语言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绝学”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解读契丹小字获得成功，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俄藏黑水城文献》等域外黑水城文书陆续被整理出版，关于西夏王朝的研究全面展开，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学科——西夏学。

“千树万树梨花开”

——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

1986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诸先生几乎同时撰文倡导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同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大会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领域，各种社会史专题热闹非凡，社会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社会问题、社会风气等议题纷纷进入学者视野，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学术成果显著。进入21世纪以来，有学者提出把当代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国内多个大学和科研机构成立了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心，成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镇。近年来，社会史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日益呈现开放与多元的趋势，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转向、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的结合，这三个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着社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一沙一世界”

——灾害史与环境史研究兴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灾荒研究之兴，灾害史再次进入史界研究视野。代表著述有《中国近代灾荒纪年》《中国近代灾荒纪年续编》等。2005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推动了国内环境史研究的热烈展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等专门成立灾害史研究团队，《中国荒政书集成》等巨著问世。

妇女史研究不断深化

1987年郑州大学建立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各地高校及科研院所妇女研究机构接着纷纷建立。1991年，“建国40年妇女运动历史编纂工作研讨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妇女史研究不断深化、细化。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丝绸之路研究呈现活跃局面。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2009年8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汇集了中国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丝绸之路各学科领域研究成果。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入新阶段。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文明与丝绸之路研究基地”成立。2018年1月，厦门大学出版社推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相关成果不断涌现。

“华南学派”与历史人类学

1991年，华南研究会成立，其基础是科大卫与中山大学刘志伟、陈春声、罗一星、戴和等合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的“珠江三角洲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历史调查计划”。同年，时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主持的“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启动。此时，“华南学派”的基本理念开始成形，日后的中坚人物开始密切合作。到1995年，科大卫在牛津大学召开“闽粤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比较研究讨论会”，可以视为“华南学派”的正式形成。该学派确立民间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力求从普通人的社会实践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建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范式，以及为此而建立的学术互动与传承机制，对于推动区域社会史等新的史学范式发展影响深远。

传统文化研究与“国学热”

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热。1992年，作为国务院批准的一项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编纂《中华大典》工程正式启动。《中华大典》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方法，全书类分为24个典，对先秦至1911年中国优秀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涵纳了儒家、诸子百家、佛道诸教以及志书等优秀文献资料，是一部中国历代汉文字古籍的新型类书。2002年10月，北京大学启动《儒藏》编纂与研究。《儒藏》编纂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整理儒学典籍的学术项目，计划用20多年时间，对海内外3000多种儒学典籍文献进行全面整理，集成一部传世儒家文献汇典。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促进了传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人文‘线性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