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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本文选自《历史写作简明指南》，[美]理查德·马里厄斯、梅尔文·E.佩吉著，党程程译，后浪出版集团2018年12月版。题为编者所拟。推文转自“世界历史放映室”。
文/马里厄斯、佩吉
关于过去的故事应该是真实的
在讲述一个历史故事时，你的故事实际在讲你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并由此形成一个中心论点，来说明事情是按某种特殊路径而不是其他方式发展的。考虑到其他的可能，即如果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发生，又或者什么都没发生，事情会呈现出全然不同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你解释了事件实际上的展开方式最终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
历史学家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们想知道事件背后的意义，它们的发生为何对后续事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以及为什么我们还在讨论这些问题。就像记者们一样，他们会问是谁、是什么、在哪里、什么时间以及为什么。谁对这个事件负责？发生了什么事？它在哪里发生的？什么时候并以何种时间顺序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通常历史学家会问更多的问题，比如：其他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有何评论？他们犯的哪些错误是我们现在可以纠正的？历史学家是好奇且不懈的提问者，无论多少史料都可以让他们提出问题。几乎所有历史学家的书写都始于想要回答关于起源、发展和结果的问题。历史学家们找到一个谜题，并试着去解答它。当你为一个历史课程撰写文章时，你也要这么做——找到一个引起你好奇心的问题，并且尝试去解决它。如果没有问题，就不能写出一篇历史文章！
思考摘自美国历史学界的领军杂志《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一篇文章开头几段的内容。注意这篇文章的作者詹姆斯·格林汗（James Grehan）教授是如何清楚地陈述了他所找到的推进了本篇文章写作的谜题。
詹姆斯·格林汗教授
1699年4月，开罗街头爆发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骚乱。作为一年一度护送穆斯林朝圣者穿越西奈沙漠去往阿拉伯圣城的朝圣队伍的一部分，一支庄严的队伍正在为麦加神庙克尔白天房运送新的丝绸盖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参与者就是一群北非人，他们在穿过街道时引起一阵骚动。受到宗教热情的驱使，他们坚持将自己的伊斯兰道德规范强加在旁观人群身上。在寻找惩罚的对象时，他们非常具体，他们殴打了所有被发现正在抽烟草的人。当骚乱持续扩大时，他们犯了决定性的错误。他们抓住了一个当地准军事组织的成员，毁掉了他的烟管，在接下来的争吵中，甚至还袭击了他的头部。围观群众显然已经看够了。即使在士兵们已经到达现场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抄起身边的东西开始反击北非人。这场暴乱直到一名土耳其禁卫军军官到达并将北非人关入监狱才终止。
怀着对烟草的关切与热情，从一个不同的时空来看待这个事件，我们很难不被抽烟——即便是在那个时代——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情绪所震惊。走在今天的中东城镇，不会有人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将吸烟视为公共自由。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将它作为一种道德灾难加以谴责，或者在街道与集市上消除它……这种宽容的共识并不是突然达成的。当烟草在16世纪末首次进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就引起了关于它是否合乎法律与道德的激烈争论。在开罗街头的争执就体现了观点的分歧……
为什么烟草成了激烈争论的话题？
解决这样的历史谜题不仅需要科学，还需要艺术。科学的意思也就是知识。但是需要什么知识呢？历史包括数据——证据，人名，地名，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从各种资料中总结出来的零零碎碎的信息。它也同样包括其他历史学家和过去的人们对作者在论文中要探究的问题的解释。历史研究的艺术在于将事实与解释结合起来，讲述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就像是格林汗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做的那样。历史学家相信，区分真与假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历史学家所写出的故事，就像是J. H.赫克斯特（J. H. Hexter）教授喜欢说的那样，是一种“程式化的、自洽的对于人类过去的解释，并且力求准确无误”。这将它与虚构的小说和短篇故事等区分开来。在 16世纪，一些英国作家将历史称为“真实可信的故事”，以将它与关于过去的奇幻故事相区别。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寻找古老的文献，研究它们是否真实可靠，剔除伪造品，将抄写本相互对比，来发现抄写员们在传播这些文本时所犯的讹误。他们同样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述进行比较。这些历史学家试着去讲述真实的故事，就像现在很多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
但是在历史研究中，“真相”是复杂、矛盾的，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是模糊不清的。每一个历史事件只发生一次，并且随着逐日发生的其他事件的持续堆积，这个历史事件就与当下隔离开来。我们不能像做化学实验一样，将一个历史事件放在实验室中使它一遍一遍地发生，通过测量和计算来精确地看到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需要依赖过去的一些证据来帮助我们讲述故事，比如亲历者的记忆与那一时期的遗留物件。但是这些仅仅是一种记录而已，它受制于很多解释，有时甚至是记忆对事件目击者的捉弄。我们永远不能完全如事件所发生的那样再度呈现它。
因此，历史事件的证据通常都是不完全与碎片化的。很多证据丢失了，还有很多往往在历史的长河中褪色了，或者被歪曲了。历史学家们尽可能小心地将这些碎片拼起来，但是在他们所重现的这幅图景当中，还是会有很多裂缝。他们竭尽全力通过看似合理的并且与已知的事实相符的推理来填补这些裂缝。历史显现给我们的部分可能与真相极为相似，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确定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否是过去的精确的复制品。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一直是处于变动之中的，而且历史学家总是处于对话当中，不仅仅是和他们写作的历史事件的原始史料，还和研究这个事件的其他历史学家对话。
实际上，对于很多历史学家来说，这个过程完全是一场持续的对话，它首先是基于对于证据的使用。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曾声称，“只有脚注可以使历史学家们的文章不再是独白而是对话”，因为它们会提供引用文献有时还给出注释。 历史学家们使用证据并且与原始资料亲密对话，绘制出可能的情形，然后与读者分享其成果。澳大利亚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格瑞格·丹宁（Greg Dening）十分信服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论断：“阅读是我与这个世界的对话。”对于丹宁来说，这更加鼓励了他与过去的对话，因为 “这个对话中总是会有另一句话加进来……故事也总是会有另一个侧面”。当你想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并开始书写过去的时候，你也可以加入到这个对话之中。
作为一种思考方式的历史写作
历史与书写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当我们书写历史时，我们才能了解它。在写作的过程之中，我们理清所写的事件与自己的思想，深入研究自己的作品，消除其中的矛盾，纠正人名与地名，并对解释提出质疑——不仅对我们自己的，还包括其他历史学家的。在写作中，我们应完成对历史事件的时间排序，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对于历史学家的作品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流利的讲话者，可以一个接一个地论及各种观点，有时还会用肢体语言来强调某一观点。当他们的观点在辩论中处于下风时，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魅力或者通过提高音量来压倒对手。相比之下，作家们扮演了一个更加勇敢的角色。假定作者使用的证据有效，他们必须使自己的观点具有逻辑且表达清晰，因为知道读者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研究他们的文字，看这些文字能否组成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如果作者是没有逻辑、不公平、不真实、混乱或者是愚蠢的，他们写在纸上的文字会被每一个对此内容关注且富有兴趣的读者批判。一个好的谈话者所说的话可以是前后矛盾、含糊不清的，也可以与听众扯闲篇，当被仔细考究时，他们可以声称自己被听众所误解。然而作者必须努力做到清楚、有逻辑以及公正，否则就会被读者发现。
好的历史学写作从一个历史人物做了什么和可能会做什么之间的张力开始。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一位知名的历史哲学家，这样写道：“历史研究其实是在处理人类生活当中的戏剧，也就是人的不同个性，这其中包括自我意识、理智与自由。”作为一种戏剧，过去的每一部分都有一个特质。我们所研究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存在于它自身的因果关系网中，存在于它独特的人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本身的思维方式之中，它们经常被当时的社会当作理所当然，被认定是神圣的安排，是不可更改的。一场暴风雨袭击了堪萨斯草原，电视里气象学者不慌不忙地解释着这场暴风雨的成因是冷暖锋的交汇。而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巴比伦人认为他们所听到的打雷的声音来自于他们的神马杜克（Marduk），是马杜克在向地面投掷闪电。从这些以及很多其他方面来看，过去的人们对很多经验的自然反应跟现代人是不一样的。历史学家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具备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样你才能像他们那样思考经验现象。你的历史对话便从这里开始。
你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观点，也不能完全按当时的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看法重塑历史。历史学家势必会把自己的东西带进所讲的故事里，他们绝非空无一物的容器，可以让过去的记录原封不动地倒出真实的过去。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这种不可避免的嵌入被 J. H.赫克斯特称为“第二手记录”，它包括“历史学家在与过去的记载交锋时带进的任何东西”。这也是历史学家们必然会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必须反复考查它，以免让故事失去它的可信性。并且这也是个至关重要的测试：那些历史学家们提供给我们的故事以及解释与分析是可信的吗？就像是格瑞格·丹宁所问的那样，他们是不是“诚实对待那些活生生的、经验里的、可被认识的人的现实”？ 总之，他们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这场对话吗？
有时候，人们的盲从和“生活的现实”削弱了历史学家的假设，比如长期存在的观念使历史研究几乎只关注男性的活动。如果女性被载入了历史，那也是因为她们做了男性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的应该由男性完成的工作。她们统治国家，比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她们提炼出了镭，比如玛丽·居里（Marie Curie）在法国所做的；她们写小说，比如生活在11世纪日本的紫式部（Shikibu Murasaki）。现在历史学家们将自己历史研究的兴趣投入到了更多的领域。随机地翻看一下近期的《美国历史评论》就会发现很多评论文章，例如凯瑟琳·库德里克（Catherine Kudlick）的《残疾史：为什么我们需要另一个“他者”》，还有很多其他技艺娴熟的女历史学家的作品。就像是芭芭拉·梅特卡夫（Barbara Metcalf）的《伊斯兰及其在殖民时期印度的权力：一位穆斯林公主的拥立与被废》那样，这些作品探讨的话题都是在一个世纪以前被男性历史学家们作为不相干的领域而摒弃的问题，然而它们如今却在严肃的历史学研究中占据着一个受人尊敬且迷人的位置。著名的非洲裔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的回忆录《美国之镜》，以一种最惊人的方式，对当代历史的课题以及历史学家们呈现的多样性的趋势给出了证据。还有其他的历史学家写移民史、劳工史、性史、时尚史或运动史。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现象都说明，历史学家们多样化的兴趣促使他们去发现更多人类过去的经验。
凯瑟琳·库德里克：《牛津残疾史手册》
不论其论题是什么，历史研究是一个不会完结的侦探故事。历史学家们试着去解决一些谜题，并且组织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使人迷惑的数据来重新讲述过去的故事。历史学家们从证据中寻找联系，指出原因，追踪缺陷，做比较，发现模式，找出最终结果，并揭示它如何通过一代一代人对现在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想法运用到原始资料中，将自己深思熟虑后的判断加在证据之上，写出了他们想要的既可信又真实的历史故事。
你与历史照面的方式除了阅读，当然还有你自己的写作。通过阅读书与文章，你逐渐获得对历史的轮廓，即过去所发生事件的大的框架的一些理解。当你阅读其他历史学家的作品时，你也会发展出一套关于怎样书写历史的知识，从而促进你自己的历史写作。写作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所知道的，当然它也可以帮助导师发现你所知道的和你所想的。
在历史课程上，你可能被要求写一两页的短文章作为家庭作业或者随堂作业，通常是和一些指定的阅读内容相关。有时你的写作是以作文的形式回答考试中的问题。偶尔你会被要求给一本历史书写书评，不论是你选的还是被指定的。通常情况下，你也会被期待准备更长的论文，这就需要你通过在学校的图书馆、网络以及其他地方完成你的研究。尽管你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历史写作，但是一些基本原则对于任何历史文章的写作都是适用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对历史的思考是历史写作和进入持续的历史性对话的关键。因此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研究方法与历史写作方法的书。它会帮助你理解历史研究中潜在的一般问题，也会对你的所有大学写作课程提供帮助。它还会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侦探与讲故事的高手，讲述由无数个故事组成的过去。我们会讨论你可以自己在学校图书馆或互联网上进行的研究，并且会用一小节介绍怎样在你的阅读与研究中做笔记。我们所强调的是如何利用你的笔记和你已掌握的知识去很好地完成论文、小文章，以及在历史课程考试中的文章。
历史文章写作的基本原则
很明显，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件的集合。而是作者对于历史事实的解释，这些诠释使人产生疑问，激发人的好奇心，让我们问出“何人”“何事” “何地”“何时”和“何以如此”的问题。作者的解释应该集中在一个中心论点或论题上，这个论题将一篇文章中的所有内容连为一体。不论你所写的是哪一类文章，一旦你选定了一个贯穿整篇文章的论题，以下的五个原则可以让你进行自我检测，看看自己的文章是否能够满足包括你的导师在内的读者们对于历史文章的阅读需要。不要让他们失望。用以下的原则指导你的写作。
一篇好的历史文章应紧紧围绕着一个有限的主题
只有当你找到一个有限的、能让你深入研究与思考史料的话题时，你才可以写出引人入胜的历史文章。如果你可以自己选择研究主题，选择一个你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能很好地把握的选题，这一点对于完成考试中的文章与撰写论文都适用，后者允许你用更多时间来完善想法。有时候你的导师会为你指定一个题目。通常情况下，这种指定的题目都已经严格地聚焦于某个论题了，但即使不是这样聚焦，你也可以找到方法去缩小你的题目。
历史学家们经常会通过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来探索更加宏大的主题，就像你在查尔斯·安布勒（Charles Ambler）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的文章《大众电影与殖民地的观众们：北罗德西亚的电影》中看到的，安布勒教授的开头十分细致：
在20世纪40至50年代，没有一个去过位于非洲中部盛产铜矿的北罗德西亚殖民地（赞比亚）的游客可以逃脱掉受美国电影影响的视觉印象。在铜带省，大量的工棚里居住着非洲矿工和他们的家人，成群的非洲男孩，“穿着自家做的纸的皮套裤，戴着牛仔帽，拿着粗糙制作的木头手枪”，在街头巷尾的各个地方奔跑嬉戏，无止境地玩着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游戏。另外一些人则表现得“更邪恶，……眼睛上戴着黑色的面具，皮带上挂着木质的匕首”。当他们进行模拟战争时，能听见他们大叫“耶凯、耶凯”，这是当地人对“杰克”（Jack）的错误发音，英属非洲中部殖民地的都市影迷们通常用它来称呼牛仔电影中的英雄。就在这些街道上，年轻人的穿衣风格——宽边牛仔帽、方巾，等等——明显受西部片和警匪片的影响。 “铜带牛仔”现象以及它在大部分英属非洲的都市区域中的表现形式，生动地说明了充满神话色彩的好莱坞荧幕形象快速而全面地渗透进偏远国家的角落。
历史学家查尔斯·安布勒，研究方向为19-20世纪非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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