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辨析即对史料进行考证与分析。欲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看史料辨析的独特意义，历史的考证与历史的分析这两个章节 便是我们必须反复、仔细研读的重要部分。不可否认的是，想要理解、评价一种史学思潮，必须由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

自20世纪初至今，西方史学在职业化的方向获得了很大发展，历史学最终成为形态完备的人文学科。与此同时，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不断增强，对于社会生活的现实要求的关注逐渐增加，部分史学家甚至开始呼吁学者们应该更多关注人民的历史。

第二版 翻译(建议看第一版 互鉴)

我们要从此书中品味史料辨析的艺术，首先还是要回到作者本身以及他所代表的新史学学派上。第一代年鉴学派代表——马克•布洛赫撰述的《历史学家的技艺》被誉为“新史学的宣言书”。年鉴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史学，主要是因为在历史客体建构方面与传统史学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传统史学认为历史是纯粹客观、不为人的意志转变的客体，而年鉴学派则认为历史首先要围绕着人，以人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

在初涉年鉴史学时，我们对于年鉴学派的印象大多都停留在它反对实证史学上，因此通常会陷入年鉴学派反对考证的误区之中。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于年鉴学派中的史料考证思想的研究与思考也常常被忽略。事实上，年鉴学派虽然是作为以“如实直书”为主旨的兰克学派的对立面登上西方史坛上的，也是最反对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的史学学派，但更多的是批判那种把史料等同于历史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全盘否定史料考证。

布洛赫对考据方法的学术前史进行了详实的论述。他指出对于史料或者说对于任何事物来说，我们不能一味地轻信，也不可表现地过分的多疑而误入歧途。因此，布洛赫认为在考证史料时尤其不能过分依赖以常识为标准的考证方法，甚至应该对以常识来评判史料保持警惕心理。

布洛赫将史料考订学与笛卡尔的“质疑学说”类比，提出史料考订学的目的就是推陈出新，打破框架的束缚，对史料加以系统的论证。由此，人们对史料考订学所秉持的怀疑观念有了新的认识——“怀疑精神”由纯粹无用的虚无主义转变为获得新知的康庄大道。

与大家的普遍误解完全相反，年鉴学派的先锋——布洛赫恰恰是最为注重考证的，他把史料考证作为历史研究的前提，指出轻视史料考证便是抛弃史学的最基本功能——求实，既无法使历史最大程度地反映真实情况，又会阻碍历史学学科的更新、发展。他对历史研究中有意识地进行史料考证与挖掘是非常赞同的，而对于部分学者漫无目的地为了考据而考据的做法进行严厉的批评。

布洛赫

由上可知，布洛赫对史学家们更多地进行史料考证是持有积极态度的。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史学家不能因为害怕论证是曲解或有误的而放弃考证，而是要尽自己所能去解释史料，理清史料，让史料“开口说话”来回答问题。

辨别史料正误是史料考证的重要工作，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布洛赫认为有意作伪是歪曲证据的毒素，他将作伪简单明了地分为两类：其一是假冒作者以及年代；其二是伪造不实内容，并对这两种作伪方法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法。

不过，布洛赫对于假冒作者及其年代的伪造法的思考似乎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此类作伪基本上内容都是伪造的，若内容是真实的，只有可能是原件的复制。

但事实上，我国的《太公六韬》一书就不完全符合他所说的两种情况。《六韬》是一本伪造年代、作者，但内容仍是记述古代战略的真实内容的兵法典籍。它没有原件，是黄老道家为了提升自家著作的学术地位，而借先贤之口来论述当朝之事的著作。所以《六韬》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半伪书”。流传至今的“古文尚书”也基本符合这一情况。

当然，布洛赫主要是根据西方史学来得出结论，对于西方史学以外的文献没有机会有更多的涉及，所以对于这一类伪书的情况的认识难免会受到部分限制。

但值得赞赏的是，布洛赫对于原件的背后可能存在同一时代的伪造的特殊情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旦考证文件为原件这一情况通常会使我们的神经麻痹，而不再怀疑这份史料内容的真实性。但布洛赫指出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某一政党的利益，还是个人的利益，都有可能会出现同一时期内对某一文件的作伪。这是我们在考证文献史料的真实性需要引起注意的方面。

布洛赫提出将作伪分成两个等级：一是有意的欺骗；二是无意的疏忽。在作伪方式中遭到布洛赫最严厉的责骂和批评的方式是为了私人利益与所谓的审美观的满足，对史料或史实随意篡改和擅加修辞，即有意的欺骗。

当然，布洛赫强调辨伪只是史料考证的前半部分，揭示出伪造的动机才算真正地完成了史料的考证工作。他鼓励史学家去探究伪造背后的理由，是希望通过这样使人类看待“历史”时保持理智、清醒，引起欲作伪者对作伪之风的恶劣传染性的警惕。

细究我国历史上的伪书潮流与西方学界相似也是长期存在的，时而高潮时而低迷，但基本每个时代都有伪造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各家想要在百家争鸣中获得胜利，时常借先贤之口来为自己的学说造势。西汉时期，上层阶层为巩固新政权，需要吸收前朝经验，所以大量散资购入佚失的书籍，给了利欲熏心之人伪书换赏赐的机会。东汉时期，出于政治目的，王莽的幕僚刘歆等人利用职权之便伪书为王莽改制的正当性作辩护。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家为了战胜对手伪造了前人之作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道教弟子为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佛教的威胁伪造了道藏以与佛经竞争。这一时期的伪造原因和背景与布洛赫在书中提及伪书的泛滥成灾的中世纪是非常相近的。唐宋元明清时期，伪书潮流不断，元朝刻版书伪造最为兴盛，而明朝又是一个伪书的高潮，杨慎等人想要逃避八股的束缚，乐于作伪取乐。{ }

将《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讲述的西方历史上的伪书情况与我国历史上的伪书潮流作比较，可以看出古代的伪书潮流能够延续不断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

一是尊古卑今的惯性思维。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非常显著的。十八世纪末的欧洲最是推崇具有原始古老特色的浪漫主义，伪造的诗歌数不胜数。而明清时期的我国掀起了借古人之名来创作以哗众取宠的风潮。

二是为在政治或学术斗争中获得优势。这一点完全符合人普遍具有的私心。中世纪的弄虚作假之风基本都是为了维护私利而兴盛起来的。为教会的不义之举作辩护，维护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无数特许状、教皇法令被伪造并传播开来。这与我国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作伪潮流根源一致，大多都是为了获取个人私利，维护政权或宗教地位而大量制造伪书。

三是古代信息不流通，造假空间很大。古代世界通讯不便，信息交流与公开较为困难，且大多书籍都掌握在上层阶级的手中，很少大规模的流通。正如布洛赫在书中所说的中世纪剽窃的默认合理性，中世纪编年史家等作者常常大段抄袭前人的著作，抄袭似乎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大抵是因为少有人会发现这个事实。在中国的古代各朝各代其实也基本是这样的情况，比如历代的通史在描述同一事件总是有部分完全一致的记述，或是历代的医书、农书也常常有一模一样的记载，且大部分都没有标注原出处。

我们再来探讨布洛赫对考据方法的独特见解。要说完整地去论述或是阐释他的考据逻辑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此希望仅仅就考证的基础与考证的某些原则来论述。布洛赫曾明确指出比较是考证的基础，必须将考证的对象放入同时代著作中进行比较，但比较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同一时期的史料，而要从整个历史长河出发进行全面的比较。而对于“惊人一致”的历史偶然性这一长期被忽视的或者被错误地放大的方面，布洛赫提出了比较辩证的观点，他认为考据学家全盘否定同样论述的出现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样的偶然性是有出现的几率的，只是不可以太轻易地承认巧合存在的普遍性。他提出的“合理地质疑以及判断巧合出现的可能性”成为了保障史料考证具有一定标准的关键。

作为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布洛赫的考证思想非常系统、客观，可以说他将史料考证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详细具体、生动形象的论述。布洛赫对于史料考证的支持鼓励与他本人杰出的考证思想一度对我们长期形成对兰克史学的实证主义思想与年鉴学派的新史学思想完全对立的惯性思维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但事实上，不仅局限于史料考证这一方面，年鉴学派对于兰克史学的批判本就是“扬弃”的过程，双方从来都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年鉴学派作为西方史学进步的重要标志，该学派仍然坚守着重视史料的根本，只是更多转向实际的、有目的地分析历史的研究方向，抛弃兰克史学绝对客观的空谈、考据。

分析历史确实是兰克史学害怕的事情，毕竟他们一致坚持着历史或是史料必须完全客观的，与人完全无关的，可以独立运行的。而年鉴学派却是将人与历史紧紧拴在了一起，他们认为分析历史是必须的，脱离历史所处的时代以今日的视角去评判是不可能的，但并不能因此就放弃分析历史，而是要立足于历史时代来理解历史现象。

布洛赫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将学者与法官作了类比，得出对于任何史实或事实的判断都需要通过人类的思考，而运用自己所处时代的价值观来评判自己的时代发生的事情都难以做到，对于古代的先辈的评判就更为困难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布洛赫是反对对史实进行评判的。

但与兰克史学的“完全客观”不同，布洛赫更多是在防止自己观点扭曲历史真实发生时存在的千万种可能性，所以他主张运用历史所处的时代的共同道德观来分析、理解“历史”，并且不是被动地，而是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去分析人本身与事件之间的关联，寻找史料的相似之处，对史料进行重新选择和整合。简而言之，极度重视合理组织原始史料是布洛赫具有清晰的历史时间观念的主要表现，也是年鉴学派对历史时间给予更多关注的开端。

概念或定义首先是抽象的，所以正如布洛赫所说的“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可能排斥抽象”一样，历史学也不可能脱离抽象。这是年鉴学派用于反对兰克史学的实证主义的重要观点。

布洛赫开始从研究个人的历史转向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由个体史观转变为整体史观，这一点在历史分析问题上体现地淋漓尽致。他认为个人是具有多面性的矛盾体，难以简单地去把握其中的复杂矛盾，把碎片化的史实凑成完整的历史。只有分析构成整个社会历史的各个因素以及它们相互作用构成的内在或外在联系，才能完整地呈现历史的真实面貌，但并不是把人丢出历史研究，而是将人作为社会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放入整个社会中研究，是要使个人的某一事件的研究与社会的整体发展的研究形成微观与宏观的和谐统一。

从《历史学家的技艺》中看史料辨析确实使我们受益匪浅。这本书虽是未竟之作，却可以说是堪比韩陵片石的史学概论佳作。一方面，这本书的内容为我们下一阶段的历史学习提供了重大的启示。另一方面，在翻阅这本书在国内的不同版本后，我们对于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也有了新的认识。

史料考证与分析一直是我们在平日史学学习中容易忽视的问题。我们习惯于相信教科书上的一切文字，从不怀疑现存史料的记载，也不会去细究史学家们对史料的考据和分析，乐于接受已经经过考证与分析的“史实”。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秉持着适度的“怀疑精神”，不要将思想禁锢于现有的史料解释之中，而是大胆地去提出新的看法，小心谨慎地求证分析历史可能给出的答案。

另外，过去的我们对不同翻译版本的关注并不多，仅仅停留在翻译的便利性上，即翻译是为了方便阅读罢了。然而，现在我们有了新的思考：原作只有一部，但不同译者的解读和不同历史文化语境催生出了风格迥异的翻译版本。 此次，我在超星数据库寻到了1992年张和声与程郁的译制版本，又前往图书馆借了2011年黄艳红的译制版本。综合来看，从对史学概念的理解，明显1992年的版本的译者对于历史学是有所了解，或者是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在术语用词上也体现了布洛赫的史料分析中提及的历史术语的原则。而2011年的版本的译者确实还需要在史学方面下些功夫，翻译的文辞虽美，却有为了体现美感或高深，而硬附上一些无用华美而生僻的辞藻，给读者一种模糊玄乎的感觉。

综上所述，马克·布洛赫对于史料辨析的艺术的把握确实是令人赞叹。《历史学家的技艺》或者说是《为历史学辩护——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本书值得我们反复研读，以期对史学概论有更深入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2] 程萌：现代伪书现象研究[D]，河南大学，2006.

[3]: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版本研究刍议——兼谈翻译家傅东华研究中若干版本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