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2021年9月23-24日，主题为“‘历史周期律’与盛衰之变”的第八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在上海召开。

青年史学家论坛发起于2014年《历史研究》杂志创刊60周年之际，旨在搭建青年史学家交流平台，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是为数不多横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与世界历史领域的史学论坛。

本届青年史学家论坛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上海大学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上海大学文学院承办，上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纪委书记、副院长路育松分别致开幕词。成旦红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历史研究院选择在上海大学这所红色学府举办青年史学家论坛具有重要意义。路育松表示，探索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青年史学工作者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视野把握历史规律。

在为期一天半的议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青年史学家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历史三个小组进行学术研讨，实现古今中西的思想碰撞。三个小组分别推选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贾连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彭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梁志作总结发言。

与会学者合影

中国古代史组围绕中国古代的治乱兴衰问题从理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展开讨论，贾连港副教授分四个主题对其做了概括：

主题之一为盛衰之变的理论探讨。廉敏（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报告《历史循环论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循环论做了细致梳理，把中国古代、中国近现代、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循环论分别加以概括，并指出中国历代循环观因各种问题诞生，值得认真总结提炼，并指导社会实践。徐毅（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和倪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文章《在前近代世界探索中国经济奇迹的历史根源》梳理了近二十年来英语世界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指出其从比较经济史的领域出发，对中国前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有了更加客观、清晰的认识，从而摒弃了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的观点。

主题之二系从政治史角度解析中国古代盛衰之变。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有悠久的传统，这一主题下的文章较多，贾连港将其归纳为三类：地方行政区划与王朝演进、大一统理论与实践问题、制度运作与皇权变化。

王安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韩国研究中心）《南朝23州制的沿革与意义》、张达志（厦门大学历史学系）《谁共戴天：安史之乱期间的改郡为州与改州为郡》和邱靖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辽上京的城制布局与都城意义》等文章，从南朝到辽金时期、从州郡制度到都城布局，切入角度是传统的地方行政区划等问题，关怀的却是南朝的州制与正统的关系、州郡改制与玄宗之际地方局势的重大变动、辽代都城布局所体现的二元政治格局下的制度模式和多元族群的统治，颇具启发意义。

大一统是帝制时代的重要特征，邹芙都、孔德超（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秦之兴衰与民族政策关系述论》，贾连港（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王霸之辨”的新解说与宋朝拓边运动之展开》以及陈彩云（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异域乃故国：元代南方士人的中原旅行与统一意识的重建》等文章，从秦的民族政策、宋代拓边运动的思想动因、元代南方士人北游过程中的重建意识等角度，分析了不同王朝时期的大一统理念、实践方式以及成败之由。

制度运作与皇权变化也是古代史研究领域经久不衰的命题。杨恩玉（青岛大学历史学院）《魏晋九品官人法的组织结构考辨》、李军（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牛李党争的终结与唐宣宗时代皇权之重振》、曹循（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明代军制演进与盛衰之变新论》、马子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走向台前的皇权——崇祯朝的君臣交流与政务运作》，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选官制度、党争问题、军制演变、政务运作问题，讨论了制度运作与皇权变化的关系。

主题之三为历代基层社会治理与盛衰之变问题。朱圣明（厦门大学历史学系）《跨越边塞：边民与 “亡人”、“蛮夷”的演生——基于秦汉东北塞外的考察》、代国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青岛土山屯汉墓木牍看汉代的聚落面积统计》、吴淑敏（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宋金交替之际地方民众政治认同的转移》、贾国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灾害与同治朝社会变迁》等文章，从边民群体、地方群众、灾害及应对、聚落形态等方面讨论基层社会治理及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如何影响王朝的盛衰变化。

主题之四为宗教尤其是佛教与王朝政治演进的问题。胡宁（上海大学文学院）《“絜斋三月”考》、谢一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枢轴梵音：中古都城政治轴线中佛教因素的进退》，从佛教初传时期本土传统对佛教的影响、中古时期佛教与政治空间的曲折互动进行讨论，反映出佛教对王朝政治的深刻影响。

贾连港表示，中国古代史组在理论认识、个案研究等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中国古代治乱兴衰的问题，议题新颖、论证有力、评议犀利、讨论热烈，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会议现场

中国近现代史小组共有论文20篇，其中有6篇涉及晚清时期，13篇聚焦民国时段。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彭剑在总结发言中表示，这反映了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晚清史较受冷落而民国史较为热门的现状。

在晚清时段的讨论中，李欣然（清华大学历史系）通过对魏源历史观念的重访，观察近代与前近代思想转折中的连续性，从清代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探索近代思想史上新与旧、中与西种种冲突之源头。周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对光绪年间江广三省（湖北、湖南、江西）漕粮的采买海运进行考察，探讨轮船招商局的业务经营如何与官僚行政的运作互相嵌合与影响，改变贡赋经济的运作，乃至形成新的政治经济格局。郑彬彬（上海大学文学院）考察耗时18年的琼州开埠过程之一波三折，披露英帝国对华扩张的复杂算计。黄运（上海大学文学院）梳理清季吗啡进口管制政策的形成，特别是其中的中外交涉，凸显了清政府在列强霸权与中外不对等权力格局下的反抗挣扎。马斗成（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张世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追溯德租时期青岛自由港的运作模式和变革因由，揭示近代青岛自由港的制度特色与殖民底色。彭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报告围绕“中国专制君主打破周期率的最后一次尝试”展开，指出黄炎培所谈的“周期率”，就历史层面而言，本质上是以治乱循环为特征的历史兴衰，而清季制宪是衰弱的清廷试图摆脱周期率魔咒的一次尝试。清廷受外国宪政尤其是日本宪法的影响，产生了通过立宪巩固君权的想法，但这一梦想很快随着宪政改革的失败而破碎。清廷被推翻后，中国没有再建立起一个君主国，也跟一种新的摆脱周期率的方案有关。

在民国时段的讨论中，赵妍杰（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样关注近代思想史上新旧之间连续性。她的报告探讨辛亥革命以后一些读书人对道德滑坡的忧虑、对保存家庭伦理的呼吁、对未来家国关系的思考，重新发现这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趋西崇新”的历史叙事所淹没的声音，指出传统也曾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参与了民国初年共和国的建设，而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是一种负担。杨雄威（上海大学文学院）提出“北洋政治自我革命论”，围绕1924年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探析北洋政治的基本特征，进而指出北京政变是北洋政治的一场自我革命。他指出，北洋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各种政治势力总是倾向于以政治需要来左右法律问题，由于政治上的猜嫌疑忌而狐埋狐搰，最终致使法律失去威仪；而自我革命，指的是北洋政治中的各方力量在这种政治游戏中埋葬了自身。夏静（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考察了抗战爆发前“人民阵线”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境遇，指出当时不断涌现的新名词、“阵线”口号成为不同政党力量的角力场域，对舆论与政治的互动做了深入精彩的剖析。贺江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察两广事变前后桂系的政治活动，解析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利益冲突，通过桂系的和蒋反蒋、联日抗日的多重面相，揭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内地方政治与社会的复杂性。

姜涛（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文章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与地方军事实力派在兵员招募权上的博弈，指出博弈的背后仍是军事实力起决定作用，但各方对军事实力的依赖也滋生了军权私有的恶果。在中共党史方面，赵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考察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组织源流，梳理了一部“外交部前史”；李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1927年至1935年中共白区机关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共白区革命兴衰背后的内在组织逻辑；孙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围绕1942-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港九大队在香港进行的敌后抗战，探索香港抗战研究的历史书写。姚江鸿（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文章探讨了抗战末期国共对峙局面下民盟第三势力的活动轨迹与政治动因，指出其在政治参与中既有现代性的一面，也有传统政治的若干特征。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报告通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立浦东中学的校董会改组与校长更易，折射私立中学在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困境与自身局限。朱虹和陈静立（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文章则梳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港内的私有浮标收购问题，勾勒英、日、法、美等列强与中国围绕上海港展开的权力博弈。

彭剑表示，这些文章为理解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提供了更多参考，从各个角度深化了我们对民国时期各种势力、观念的兴衰成败的认识。此外，黄令坦（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对毛泽东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侯毅（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对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的研究，兼具历史视野与现实关怀，理论思辨色彩浓厚。彭剑指出，黄炎培提出“周期率”这一概念时曾明确“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对于周期率的探讨应该包括从个人到国家的各个层面，中国近代史组在这一主题之下做了集中而深入的讨论。

会议现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梁志代表第三小组做总结发言。他表示，世界历史组共20篇论文，从主题上看，这些会议论文的特点是涉及的国别非常集中，时间跨度非常大，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下世界历史研究关注的焦点。可以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两个角度将20篇文章划分为五类：

第一，挖掘了新的研究课题。王晗、郭丹彤（上海大学文学院）对古埃及象岛犹太教圣殿被毁事件的起因做了详细的辨析，张新刚（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空间秩序和观念秩序两个角度讨论了古希腊城邦疆域秩序的构建，陆启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则探讨了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对 17世纪法国着魔的分析，于京东（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从近代西方地图游戏入手揭示了欧洲如何将历史传统、政治象征、国民意识与爱国精神纳入到领土国家的叙事框架中。与会学者还将过去看似不相关的文本与人物联系在一起。白春晓（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将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与《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关联起来，讨论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如何植入了“雅典元素”。张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则致力于挖掘孟德斯鸠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怎样隐晦地反思和批评马基雅维利的主张。

第二，对英美政治和外交史的再探讨。这些研究大多涉及广义上的国家治理，与本次会议的主议题较为契合。初庆东（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治安法官为切入点讨论了近代早期英国的地方社会治理。他认为，英国在16、17 世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治安法官成为地方政府的权力中枢。另外四位从事美国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的国家治理予以深入的观察。焦姣（上海大学文学院）从人口统计出发反思了传统美国史叙事中的“弱国家”假设。王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将19世纪末美国农业部的“入阁”作为个案，展现出美国农业生产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复杂而深刻的转变，以及美国人对于政府和农业观念的转变。伍斌（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阐释了“美国主义”观念如何影响了进步时期的美国外来移民，从而展现了这种国家崇高理想与大量美国移民现实遭遇之间的巨大反差。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亥俄州制造业的变迁和州政府的经济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美国的“再工业化”这一更大的主题。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研究主题是20世纪大国政治、技术进步与集体安全对中立构成的挑战，从而与既有研究中的“悲观派”与“乐观派”展开对话。

第三，全球史、跨国史视角的运用。林丽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文本流传史的角度，借鉴版本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古时期《圣乔治受难记》在中亚与中国的流传过程。曹寅（清华大学历史系）讨论了中国和缅甸的民族主义者对从未真正建成的滇缅铁路的想象。朱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研究主题是中世纪晚期佛罗伦萨的城市变迁，从而揭示出全球性对欧洲地方性的影响。

第四，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刘招静（上海大学文学院）将历史学与文学结合起来，探讨了中国形象在中世纪欧洲的变化。另外两篇文章则体现了历史学与传播学的融合。张炜（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了“天主教阴谋”谣言的传播及其与英国两党政治起源的关系，即加速了辉格党与托利党两大政治派别的分割与对立。翟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区分了对华宣传与涉华宣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美国在第三世界所做的涉华外文宣传，进而呈现出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政策和观念。这些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历史学单一学科无法呈现的复杂面相。

第五类，学术动态研究与评述。王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对德国工业遗产研究做了详细的学术史梳理，提炼出研究语境转变背后的三个学理逻辑——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路径、公众史学的兴起和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吕厚量（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则对塞姆的名著《塔西佗》及二十世纪中期有关塔西佗的研究做了细致的解析，并借此对拉丁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做出了展望。

梁志教授表示，在世界历史组的讨论中，以不同时段、不同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聚在一起沟通研讨。虽研究主题差异明显，但问题意识、视角选择乃至于研究方法却存在某种相通之处，学者们通过此次难得的交流机会完全可以达到彼此启发的效果。

闭幕式上，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致辞，介绍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历史沿革与研究特色，并向与会者表示感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社长焦兵做大会总结发言，他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历史研究》的办刊理念——首先是从史学角度关注“国之大者”，二是关注基础性、全局性、思想性、理论性的文章，三是注重推动学科融合，四是欢迎更多论文使用多语种文献、多边档案进行研究。焦兵表示，青年史学家论坛是历史研究杂志社倾力打造的三大论坛之一，重在关注青年学者，培养史学新人。论坛结束后，编辑部将遴选部分优秀论文在杂志社旗下的《历史研究》《历史评论》《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等刊物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