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维度的加入既帮助人类学获得处理变迁议题的解释工具，也有助于克服“无时间性”带来的研究视域过窄的弊端。就中国人类学而言，历史人类学在国内方兴未艾。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之一体现在对一体化中国整合机制的把握上，即借助历时性分析角度理解现当代中国一体化实现的问题。

人类学具备区域研究传统

在人类学领域，区域研究一定意义上可被视为人类学的传统之一。尽管学科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始自二战后的美国，但脱胎于“小地方”经验性观察的现代人类学从一开始便具备了浓厚的区域研究特征。从大洋洲、非洲到南亚、东南亚甚至中国，这些“非西方”区域都曾作为西方世界的对照物被研究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学的区域研究曾经历短暂的回落，但很快学界又重新提出了人类学研究再区域化的必要性，区域研究也因此一直活跃于当代人类学中。若把目光聚焦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上会发现，无论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类学实践，还是50年代之后围绕宗族和民间宗教进行的汉人人类学研究和80年代以来围绕族群性进行的族群研究，这些对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深具影响力的学术资源也都属于各自地方特征鲜明的区域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一直强调并论述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研究范式更新的价值和意义。相比之下，却较少论述历史学对人类学研究产生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几乎与当时西方历史学界发生人类学转向同步，自1961年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论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以及历史、历史学之于人类学的重要性以后，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知识互惠逐步展开，应该说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化即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便是这场跨学科合作的产物之一。基于此，本文将以被称为“华南学派”的研究团队从东南延伸到西南的研究对中国人类学可能的助力为例稍作阐释。

实现人类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合作

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这批华南学人率先在珠江三角洲的社会史研究中实践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合作，使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微型社会出发考察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长程历史，借此获得认知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特质的门径。为实现上述目标，研究者需进入特定的历史区域范畴，具体地理解该区域社会的结构化过程和机制。这种对社会结构化甚至再结构化历史的把握带有整体史研究的趣味，即把区域社会发生的一切历史事实视作受内外各要素牵制而产生的结果。换句话说，区域社会的历史反映了内外上下各历史要素关系之总和。正如温春来所言：“区域史与地方史的真正区别在于能否贯穿历史学界甚至其他学科所关注的问题意识，以及能否将所研究区域放进大历史的脉络中。”也就是说，区域史绝非只为理解地方特性而存在，它的目标是从地方去理解整体中国的特质，去理解各地差异明显的中国何以能够长期有效地整合为一体。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外学界的讨论秉承“自上而下”的教化论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整合主要依靠儒家意识形态和国朝制度法典逐步向基层社会渗透来实现。教化论容易看到中央王朝以及王朝代理人——士绅阶层在社会整合方面的重要性。但由此呈现出的单向度文野进化史却有意或无意地造成了地方社会的静音。华南学派的努力之一在于——矫正教化论代表的“文明中心观”的论述模式，拒绝把地方社会当成仰慕并接纳文明教化的被动方，力图发掘地方社会应对国家扩张时展现出的能动性表现。也就是说，从地方社会入手“自下而上”去看待社会整合实现的机制，考察在国家力量深入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双方的博弈和解决之道。

运用上述思路，通过对华南地方社会宗族化进程的研究可知，华南的宗族组织是自明初以降国家权力向地方扩张的结果。它是地方社会适应明以后特定历史情境的文化创造物。同时，南宋以来国家和士大夫合力推广“礼下庶人”主张的后果之一，是让地方社会不断改造原贵族式的宗族制度，让它演变成为己所用的民间化形态。

华南的历史经验是否会在其他区域复刻？很大程度上只有回答这个问题，自华南开始的区域史研究才不会沦为被自己批评的地方史研究，才能真正回答中国社会何以整合的根本问题。因此，告别华南并向其他区域推进研究成为必然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之中，华南以西各地如贵州、云南等西南区域史研究逐渐展开。

目前西南区域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包括：其一，强调制度运作史对理解西南社会基层化过程的重要性。一方面，明代以来施行的西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制度对当地社会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与西南地区原有社会传统之间的关联和配合。因此，西南社会的整合过程是中央和地方两套制度协商、周旋、合并、改造的历史。这一点与东南所见的历史如出一辙。其二，阐释国家与地方互动中地方社会蕴含的历史或文化心态。西南人群通过塑造神话祖源、整合仪式典祀空间以及保留复线的历史记忆等方式技巧性地将自身政治合法性嫁接在王朝的正统秩序上，同时巧妙且牢固地继续将自己的政治权威建立在本地传统之上。在此基础上，谢晓辉进一步指出，中央王朝西进事业面临的是西南人群坚持自身异质性，自甘边缘化的处境。不仅如此，互动双方均利用了这一处境，并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共赢的结局。她的解释不仅有助于理解西南区域史，也为理解今天西南地区多元一体共生局面提供了历史的解释。

勾连人类学华南与西南区域研究

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在空间上对应的正是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经典学术区域——华南和西南。自民国时期起至今，针对这两个区域的人类学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同时，长期以来华南和西南的人类学研究却始终处于各自为政、缺乏交流和勾连的状态。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既与两个区域不同的西方的人类学中国研究传统相关，又与中国人类学自身学科发展的轨迹有关。事实上，正如王铭铭所揭示的，东南和西南作为人类学中国研究的两个经典学术区域，内在的共性不少。最明显之处在于，华南和西南从古至今都是具有混合性和对外开放性的区域。基于此，他指出不同于以往单一把华南当作汉人社会或把西南视为少数民族社会加以研究的路径，应将区域内始终存在的混融性和开放性作为华南和西南研究的共同前提加以考虑。在某种意义上，由此展开的华南和西南研究很可能就是理解整体中国何以实现一体性，或者说理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最佳突破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受人类学启发产生的华南或西南区域史研究具备了反哺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能力。面对不同特征的区域社会，华南或西南的区域史研究揭示，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长程历史中，华南或西南区域如何根据各自的“地方性”经验被动或主动地完成了社会一体化的进程。在突出区域不同的“地方性”的同时，区域史研究又是在超越区域之上的整体中国史的关怀之下完成的。如前所述，这是区域史自我界定能够与传统地方史彼此区别之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要想实现对整体中国何以构建的解释，在整体性把握区域特征之外同样需要坚持这种整体史的观念。因为整体性的历史感有助于消解中国人类学区域研究中的“地区本位主义”，避免这类研究滑向过分“在地化”的境地。

西南区域史的研究已表明，中国一体性整合的实现具备了将曾建立过地方政权的古代王权社会容纳在内的能力。西南社会的特别之处在于，该区域是在长久与周边东南亚和南亚的政治、贸易和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并巩固自身的中国认同的。对此，连瑞枝已注意到，自16世纪中叶以后，海洋贸易日趋重要、白银货币崛起以及贝币崩坏等连环因素如何影响明王朝与西南社会的互动模式和关系。这样的研究思路在西南区域史研究一经揭露则意味着，中国人类学若仍以区域作为理解整体中国何以可能的出发点的话，那么便应该警惕简单的中心—边缘视角，或者反思在此背景下展开的跨境研究，重新以区域为中心去分析区域与外部世界复杂的关系结构，以及彼此勾连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整体中国形塑的讨论方更显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